长治,长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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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日周也有不足之处，一些报道也谈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最后想说的是，一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吕日周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以及目前刚性的制度约束下能建立一个制度理想国出来，他不过是一个有良知、有抱负的“第一把手”，利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三年进行最后的拼搏，虽然也不是没有失误，经常“有失分寸”。我的结论是：吕日周能够在山西勉强生存真是奇迹；长治老百姓摊上个吕日周真是运气。
最近听说吕日周要被“提拔”了，我不禁轻轻地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能像吕日周这样全身而退者几稀？
吕日周的价值是什么？
作者：徐冰
匆匆翻完了《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月）一书，心中有些须不平静。对于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言与行，此前也有所闻，按照常理，重读这些已有所耳闻的言与事，本不该有这样的心理波动，但我还是忍不住波动了。
这是为何？
平心而论，《长治，长治》一书所包含的东西，并不新鲜，但是，平实的文字中却蕴涵着一股悲愤的力量，不时的拍案而起也无时无刻让人看到了一个正义的化身。
厚厚的一本书，３０多万字，也许我应该从中更多地悟到点什么。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力不能及。我所从中看到的，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一股正义的力量。
可假如退一步讲，有感动、有震动，不也就足够了吗？作为一本书，其目的不也就达到了吗？
我们无法对一本书要求更高的东西，就如同我们对吕日周一样。
近一个时期以来，媒体对吕日周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使如我这样的平头百姓知道了吕日周这个名字，也使吕日周的所做所为，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中。在一篇旧作中，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我们这些百姓来说，吕日周让我们看到的，不在于他的什么经济改革实验，也不在于什么政务改革，实际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义的化身，一股正义的力量。而我们老百姓之所以记住他吕日周这么个人，也实在是因为他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到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上述看法。
当然，从这个角度看，吕日周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提出来了。比如，说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是“水货”，是以“人治”搞监督；比如，说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等做法是“做秀”，是新的“形式主义”。
对于这些看法，我也认为其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是，我要说的却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中，吕日周不这么干，你又能要求他怎么干？舆论监督，如果吕日周不批示，长治的报纸敢点名批评副市长？如果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是“做秀”，那么，他坐小轿车下乡又是什么？
不错，吕日周的高“见报率”，的确使他暴得大名。可以想象，对于许多做官者来说，受到媒体如此追捧，那是多么“难得”的大“馅饼”呀。可是，如此令人眼红的大“馅饼”，为何偏偏砸在了他吕日周的头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吕日周的这本书中。在《长治，长治》中，俯拾皆是的是吕日周访贫问苦、嘘寒问暖。就一本书来讲，遍地是这样的内容难免给人重复的感觉。而对那些“不服气”的人来说，在“自述”中浓墨重彩地写这些，也难免授人以“做秀”的把柄。可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狭隘”的“常人”思维，难道我们不承认，这些，就应该是一个市委书记做的、就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做的吗？
一个“人物”，总是有他的“局限”的。吕日周也当然有他的局限，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很多人都看到了。可是，很多人看到的局限，到底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
就拿舆论监督来讲，的确，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说白了就是“人治”。长治的大小媒体之所以“敢”那样猛暴头头脑脑的光，就是因为有吕日周他这个“一把手”在后边“撑腰”。可是要看到，“一把手”说了才算，大家就听“一把手”的，这种现象，也并不是只有长治才有。从这里，说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是“水货”没有错。但是，能说这种“水货”式的舆论监督是吕日周的局限吗？吕日周这样一级干部，这样一个“聪明”人，难道就看不出这种监督的重大缺陷？
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只能说，吕日周之所以这么干，是不得已。
近来不断有各地的“一把手”出面鼓励舆论监督的消息。对此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呢？赞同，那还是等于说是支持“人治”；反对，那不等于连最后一点正义的力量也要抹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们大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舆论监督是“水货”，可如果我们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能这样说吗？
我们反对“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因为这的确是“水货”；我们更期待有“制度”保障的舆论监督，因为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常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目前，我们还只能寄希望于这种“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因为他的确给急于言说的我们救了急；我们还只能寄希望于这样给舆论监督撑腰的“一把手”，更因为他的确给我们撑了腰。
认识到“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的重大缺陷并不能连其中的现实价值也要否定。对吕日周也应该这样认识。他的“水货”式的舆论监督、他的“做秀”般的骑自行车下乡，朝大里说是回归了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朝小里说就是一个当代“清官”，都是前人早已给我们留下的东西。正是从这里，我说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可是，一潭静得让人觉得有些沉闷的水，如果有个胆大的鱼忍不住浮上水面，还大胆地吹了一个泡泡，你会不会感到一丝生命的喜悦？你能不对这条鱼感到一丝敬意？即便是这条鱼又沉了下去，即便是这个泡泡终究破了，可如果因为这条鱼的游动，也因为这个泡泡的破碎，竟然因此引起了其他鱼儿游动的欲望，你能不充分肯定这条不安分的鱼？你能不充分肯定这个破碎的泡泡？
吕日周的价值也正在这里，他就是那条不安分的鱼；他值得充分肯定的也正在这里，即便他吹起的是一个易碎的泡泡。
乍到
楔子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曹操《苦寒行》
这是曹操对太行山的描述。史料记载，曹公当年北征高干，在长治境内的壶关县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苦寒行》。
长治古称上党，历史上也曾叫潞州。
龙年岁首的2000年2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任命我为长治中共市委书记。
从太原往长治的路上，距市区还有153公里处便是长治的边界。边界处有一个长长的隧道，乍一进去，一片黑暗，走着走着便出现了光亮。我想，到长治就恰似走隧道，只要一门心思往前走，亮点就会越走越多。
再往前走，进入长治市所辖的武乡县界。这是一个革命老区，也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望着道路旁崇山峻岭上的奇峰怪石，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像一个天然战场，我对“兵家必争之地”有了更深的认识。
秦昭王以此“威天下”，汉高祖以此“得天下”，汉刘秀以此“复天下”，魏武帝以此“夺天下”，石勒以此“战天下”，唐太宗以此“并天下”……从慕容氏建“西燕国”，到唐玄宗任“潞州别驾”，先后有许多位帝王级人物活动于此。
巍巍太行山，千峰竞秀，万仞壁立。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太行山和太行山的人民，养育了这支人民的军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英勇人物。刘邓和他们部队的全体指战员，永远不会忘记这巍峨耸立的太行山，永远不会忘记太行山那勤劳朴实的人民。”
往事悠悠，岁月如歌。长治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驻扎并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心，武乡、沁县、黎城等地都留下了伟人们光辉的足迹。上党战役的胜利，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太行军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浴血奋战中培育形成的太行精神，更是成为老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被毛泽东主席称为“脚盆”的上党盆地，“有鱼、有肉”成为了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和老八路作风却永久地留在了老区人民的心里。
这就是我要面对的长治，贫穷而民众又有很高觉悟的地方。
上任前，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找我谈话，说：“你去长治，要通过转变干部作风，端正用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治遗留的突出问题，创造长治久安的环境。”
我在心里记下了这一段话。
“养干部顶个蛋”
我到长治上任后，在市委机关会议厅召开了简单的见面会。不久，我到省里参加会议，这是我上任后第一次回太原。
从长治北上，一个小时路程到达沁县境内。刘家庄村是位于公路旁的一个小山村，我
见一位老农拉着耕牛路过那里，正在村边和一群农民说话，便让司机停车并向人群走去。老乡见我上前，递过一盒火柴，他以为我要借火抽烟。我向他摆了摆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与老汉聊起了天。
我问老汉收成怎样，“凑合，能糊住嘴。”问他家里儿女怎样，“凑合，还能顾住自己！”问他村民负担怎样，他摇摇头不想多说。问他县里乡里干部怎样，老汉来气了：“如今最懒的要数干部！只知道收税，摊派，不帮农民办事。”“村里的事找干部不管，邻里闹矛盾干部怕事，家庭不和干部藏着躲着。”
老汉见我仍没有要走的意思，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养鸡能下蛋，养牛能耕田，养干部顶个蛋。”
“顶个蛋？”我向周围人讨教，才知道这是老百姓常用来骂人的一句话，意思是百无一用。
我把这句话在常委会上学给大家听，常委们说，这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刀刀见血。
我在全市大会上学给上千名干部听，有良知的干部告诉我，听了群众的这等评价，就像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