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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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恪的词也有一时盛名，钱仲联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推其为“地狂星独火星孔亮”，“绝世风神，多回肠荡气之作”。前辈朱祖谋则盛称其慢词“情深意厚”。陈方恪填词从晚唐五代人，倜傥风流，善为艳语，如《秦楼月》：“银塘路。背人一点流萤去。流萤去。夜凉几阵，花梢微雨。曲阑干畔梧桐树。桐阴一抹纹窗护。纹窗护。如今少个，惊鸿偷觑。”置于顺康之际《倚声初集》中，风格神似。当年邹祗谟、王士祺编《倚声初集》，即希望上溯《花间》之风，陈七先生翩翩佳公子，与此相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人毕竟不能生活在虚空里，时代的风云也不容他一味香艳下去，即使仍然向往《花间》、南唐，其中也难免有些变调。如《虞美人》：
南朝几许伤心事，一枕苏春睡。猗兰青鸟返瑶天，不尽落花流水又年年。兴亡覆手翻云雨。谁抵钟情苦。瓣香千载盥清词。又是金戈铁马渡江时。
这是1937年在上海与词社诸公祭奠李后主生日所作，在效仿后主词风的同时，也加进了浓厚的时代内容，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忧虑，注入词中，从而使得小令之中，体现出开阔的境界。至于其慢词，则大体沿着浙派一路，对南宋姜（夔）、张（炎）之风，独有会心。如《南浦·春水》：
嫩染碧鸥天，傍杨枝、低拂涟漪清浅。应忆乍生时，相逢处、指点画桥芳岸。寒生断泖，依依犹自飞新燕。织段闲愁，流不去，渐被晚风吹乱。眉眼照影经年，甚缁尘不浣，总余泪点。舴艋恐难禁，青溪路、还送冷红千片。湘江解缆，断魂更逐斜阳远。前度池塘清梦渺，谁道寄情都懒。
不仅写景工致，而且交织时空，想落天外，语言也清新可喜。《南浦》一调咏春水，南宋张炎、王沂孙都有佳作，此词虽仍是前人思路，但章法变化，又非简单的模仿，足征至清末民初，浙西词派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又如《疏影·梨花》：
轻盈素靥。向故山曾见，如许清绝。睡力融肌，半亸苍翘，幽蹊悄步芳屧。相思一夜青禽老，怕碎损、仙宫群摺。恁柴门、静掩馀寒，销得满溪明月。应忆墙头唤酒，依依正望里，催怨离别。此际高楼，并倚香肩，映取粉痕明灭。东风纵解寻芳去，定迷却、前村残雪。更黄昏、归棹重经，流水一春无迹。
这种词风虽然从姜夔来，但经过清初朱彝尊重新阐扬晚宋《乐府补题》之风，词坛咏物，已经打下了深深烙印。陈方恪此词，从立意上看，在若有若无之间，显然有所寄托，这和浙派的提倡，颇有渊源，只是又回到了张炎所提倡的“清空”，而和浙派末流的滞涩区别开来。从这些方面来看，前人对他的评价，确实是有迹可寻的。
前人谈到陈方恪，往往都叹为“一代才人”。不过，这位“才人”，却又并不仅仅一味恃才，他的“才”有深厚的学养为支撑，这一点，却是论者可能忽略的。1926年，他曾这样要求自己：“每日夜温经若干页，圈点子史若干页，背诵辞章若干篇。”（见陈威《沧海楼诗集》）这是值得深思的。1982年，王季思先生来南京大学讲学，专门谈到“聪明人要下笨功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王先生出身于南京中央大学，曾从吴梅、黄侃诸先生问学，或者也亲炙陈氏诸彦的老师王伯沆先生。黄侃先生才气也大，但看他的日记中所载，读书的功夫也下得深，即以1929年3、4月间为例，3月16日，“看《后汉书·刘平传》至《班固传上》。卧看《声画集》。”3月17日，“看《后汉书·班固传下》至《第五伦传》。”3月21日，“看《后汉书·十王传》。”4月2日，“读《后汉书》一卷。”4月3日，“看《后汉书》至《杨震传》。”4月11日，“看《后汉书·张衡传》”（《黄侃日记》）。几乎无日不读书。将这些联系起来看，也许在才与学的关系方面，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义宁陈家和先师千帆先生几代都深有渊源。千帆师的叔祖子大先生（程颂万）曾入陈宝箴幕府，故陈、程二家为世交。1931年，子大先生携子来上海，即借居在霞飞路葆仁里陈方恪寓所。陈方恪在上海时，也和千帆师的父亲穆庵先生（程康）多有交往，诗词唱和，交情非浅。1980年代中期，我在千帆师的指导下，研究杜诗，探讨韩僵时，千帆师指出，冬郎感时伤怀之作，是陈寅恪之别有会心处，因而特别通过对杜甫、李商隐到韩僵七言律诗的思考，揭示陈寅恪诗作的历史渊源，从而把几代人都联系了起来。所以，现在读到陈方恪的诗词，更加有一种特别的亲切。而不久前向周勋初师问学，勋初师也谈到，1956年，胡小石先生曾聘请陈方恪为自己的几个研究生教授目录学，陈七先生腹笥深厚，言谈风趣，特别精于文坛掌故。如此，则陈方恪与南京大学中文系，与我的师门，关系自是非同一般。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对潘益民先生辑注并出版这部《陈方恪诗词集》，感到由衷的高兴。潘先生虽然不是专门的中国文史的从业者，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爱，对时代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尤具浓厚的兴趣，因而能够以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对大量历史记载加以爬梳，再加上特定的因缘，就能够见别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2005年，他曾经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一书，以翔实的笔法，勾勒出陈方恪的丰富多彩的一生，不少地方都能拾遗补缺，对研究近现代史提供参考。现在，在这样的文献基础上，他又编纂了这部《陈方恪诗词集》，为读者展现了迄今最为完备的陈方恪的诗词创作。我相信，通过这部书，读者一定能够对陈方恪其人其事其诗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特殊的时代。
（《陈方恪诗词集》，潘益民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
杨祖陶
《北大岁月》一书由荣渠在北大五十年间不同发展时期的日记、书信和诗词构成。它真切记录了荣渠在北大度过的求学、治学岁月，展现了他由一名热血大学生成为一名学养深厚、声望卓著的学者，为真理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作为他的同窗至友，我为有这本书的问世倍感欣喜。
近来，对于名人自传、回忆录中本人或他人荣辱得失记述的真实程度的疑虑，常见于报端。这是因为它们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按照一定的规划和设计、根据事后的“回忆”写出来供别人看的。《北大岁月》则不同，它是作者对自己当时的经历所激发的思想、认识、情绪、情感的直接记述，包含有大量至今未为人知的宝贵材料，对于了解荣渠和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至关重要。读完全书后，我重新认识和了解了荣渠，尤其是他一路走来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创立者和奠基人的艰辛与彷徨、奋发与收获的心路历程。
一
读《北大岁月》，一开始就把我带到了1945年。那年我们同时考入西南联大，他在历史系，我在哲学系，彼此交往切磋密切。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中，他遭到特务殴打，接受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洗礼。罢课结束后，荣渠本着一个大学生求知识、学理论的强烈愿望与使命感，在教室外的墙脚下旁听张奚若教授的课，主要是讲马克思的思想，并借《共产党宣言》来读。他说，“张奚若的讲课使我受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启蒙教育”，“引起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北大岁月》第27页，以下只注页码）。我认为，这次“启蒙”洗礼对荣渠一生的学术事业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此马列著作开始进入了他的视野。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荣渠复员到了北大，我因车祸休学晚到了一年，我看到荣渠还和在联大一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此外，多才多艺的他还活跃在社会工作与文艺社团中。与此同时，荣渠在为学的道路上已初步显露出了学者的气度。从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荣渠在课余读了大量书籍，且不放弃任何聆听大师们的学术演讲的机会。不仅如此，他还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观点，所有这些在他简要的日记中随处可见。从高中时起，荣渠就立志于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大学阶段他总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来审视、检验各家各派的著述与言论，以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他对自己的要求显著高出同辈的大学生。一方面他反对企图从中外已故哲人思想中引申中国应有出路的所谓“文化论派”（如梁漱溟、张东荪、吴恩裕等），认为这是“纸上谈兵，何曾摸得边际”（第257～258页）；也反对雷海宗“战国派”主张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死的‘形态”’根本说明不了“活的历史”（第105页）。另一方面，他也拒绝某些教授的这种建议：不要管什么理论或史观，只须专注于历史的某一部分或阶段的问题的研究就行了。在不断的探索中荣渠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只有在理论指导下，从宏观去把握历史的发展，活的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北大岁月》中的日记显示出荣渠对问题的思考与论证极其细密、深刻。例如，刚刚二十岁的他，在听了哲学大家张东荪关于“西方理性主义和中国理学”的演讲后，写下长篇日记（第221～225页）对其结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反驳，对理性、非理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本性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极有见地的探讨。在今天读来，这仍是一篇十分难得的哲学论文。
荣渠的读书功夫非同一般，最令我惊奇的是，他在为学过程中读了好些恩格斯的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等等；此外还读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作品。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很罕见，这些书我自己是在解放后才读的。
荣渠读这些书完全是出于治学和研究的需要。他当时还只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百家中的一家来看待。但他在阅读过程中禁不住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伟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天才“孕育着”另一个天才（第337页）；他读《反杜林论》时叮嘱自己“嚼烂点，受益也多些”（第451页），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恩格斯对真理的看法令人非常同意，一乐也”（第475页）；他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大段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如获至宝，原来恩格斯比他自己更早就痛斥了“文化论派”的观点（第285页）；他虽然肯定和赞同唯物史观，但却反对教条式的照本宣科，主张要有所创新，如他肯定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的序言是“代表新兴的唯物史观”，但又认为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的发明”（第50页）。
我认为，荣渠在青年时代，就已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素质与才能，又格外勤学好思，既不盲从权威，也不徒托空言，而是要求在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立论。他正是在这种治学和研究的实践中接近、乃至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的这种精神和态度对他后来的学术事业打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