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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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六：戴本第4页，“《洞天清录集》的作者非常感慨：‘此乃总督米盐细务之老婆事，君子岂受用此等哉？’”，引文有误。范本不误。
按：《洞天清录集》赵希鹄序，作“是乃大老姥总督米盐细务者之为，谁谓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虽然戴本的语句与原文意思相近，但没有回译为准确的原文，终究是一种欠严谨的做法。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戴本第4页将日本著名汉学家“中田勇次郎”误作“中田永次郎”，而范本不误。
从青木先生短短千余字的《序》译文中，就发现了以上诸多问题，这不能不引起笔者严重的忧虑。笔者以为译者将国外汉学作品译为中文时，必须做好汉文原典的回译工作，这样才能便于读者理解和检索原文，方便他们借鉴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对研究工作有所裨益。同时，准确无误地回译原典，也是对原作者汉学研究工作和成果的一种尊重。当然，要做好回译原典的工作，不仅要求译者精通所译语言，更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国学素养和细致入微的文献工夫。翻译汉学作品，可以说是对译者一种综合能力的考验，稍有疏忽，就容易出现将“Mencius”（孟子），译为“孟修斯”之类的大笑话。前车之鉴，希望国内译者慎之，再慎之！
对中国出版业的一些看法
郑也夫
各位同仁，大家好。用“同仁”来称呼大家并不是客套，各位的工作用二渠道的话来说就是做书，我自己多一半时间在教书，少一半时间也在做书。大家做的书肯定比我多，但是我是做全活，这个大家不一定都做过。全活怎么讲呢，首先是写，之后就是排版，再后做片子，自己设计过封面，印务的工作全部由我自己来承担，甚至买纸的活也由自己做，最猛的一次从造纸厂订了几吨纸，这还没完，我还得销售，这样的全过程干过三四把。常常是我自己骑着自行车，把做好的书送到零售的书店。第一次做我的杂文集《走出囚徒困境》，印了5000册，销完了，再印5000册，全是由我推着自行车送到零售店。2001年出版的《信任论》被《文汇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几大报纸评为当年优秀学术著作，也是我自己做的，封面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然后自己销售。上海的朋友朱学勤说我有瘾。我说，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没办法，非我自己干不可，要不然这书人家就不给出，主要原因是要求删改，打磨棱角，而我绝对不允许，没办法，只好合作出书，这样审查就松了，我掏钱就掏钱吧，书得以出全貌呈现给读者。《信任论》联系过二十多家出版社，都要删改，我坚持不删节，后来书出来了，有什么麻烦吗？没惹什么事啊，被几家大报纸评为优秀图书。总之，我和大家算得上是同行。
这二十多年，我和出版社打过很多交道，在书业里耳濡目染，有很多想法，社领导请我做一次演讲，我不想谈别的话题，愿意迎接挑战，弄斧就要到鲁班门前。所以今天就讲这样一个题目：对中国出版业的一些看法。
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镶嵌在大社会之中。大社会之中的诸多问题，如腐败、信任，都必然影响到、传染到每一个子行业、小行业，每一个领域，谁也不能置身其外。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领域，都共享一些问题、毛病。我从这样一个思路，也是以我本行社会学的视角，谈谈对出版业的看法。
一、销售与信任
在中国做书的人应该说是极其幸运的。幸运在于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出版家，是一个大国的编辑，我们潜在的读者非常多。假如我们不是在这个国家，而是在丹麦、捷克、越南、斯里兰卡作编辑，真是够寂寞的，够辛苦的，在这样的国家书能够卖出2000本就相当不错啦。通常在这些国家的书能印多少本，我不知道，但一般都是很可怜的，在那里的一个大制作，在我们这里肯定是一个小制作。我们这里，如此庞大的人口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读者、你的购买者，你说你多么幸运。不说社会效益，就说回收的货币，也将是巨大的，你有多大的一个市场。但还有另一面，好事不能让你占全了。另一面就是虽然我们人口众多，人口密度也不小，但是很不幸，阅读人口、买书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并不大。最近看到一个调查，说有买书、看书习惯的人在总人口中顶多占5％，也就是说，阅读人口在总人口中是非常稀薄的，这是个难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众多人口中去捕捉会买你的书的人，大多数人其实与你无缘。这还不如人口少但买书的人口比例高，可以省去繁重的“捕捉任务”。
我是个职业读书人，这么多年在学校观察学生，观察社会上的人。中国人不爱读书，读书人口在中国真的是很稀薄。举一个数字，文献上说，美国人均年购书9本，中国人均年购书2．4本，差4倍；日本人均年购买杂志20…30本，欧美人均年购买杂志10本，中国人均年购买杂志2本。在购买量上兼括书籍和杂志，他们是我们的4倍到5倍。我们阅读人口这么稀薄，一大原因我认为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开发出读书的习惯。我们的教育是“科举”，是应试，我们的教育没有鼓励同学们博览群书、读课外书、读各式各样的书。相反，这样干，考试会吃亏的。作一个比喻，我们进食非常单一，少年的时候没有开发出杂食的习惯，成年后的食谱非常狭窄，不喜欢博览群书，没这习惯。“科举”不是读书，因为其太单一、太狭窄、太功利，其读书是被迫的，实际上是与读书生活相悖的。再举一个数字，美国的图书出版中有60％是教材以外的图书，日本非教材的图书80％，中国非教材图书48％。就是说，我们的出版物中教材教辅的比重最高，我们一半以上的书都是服务于应试的。
应该说读书最多的人、每天都要读书的人、以读书为业人，是大学生。可是大学生现在也不爱读书。他们是最需要书的群体，也是买不起书的群体，大学生买书的力度是非常小的。我在美国的一个老朋友薛涌认为，政府把钱给大学是很荒诞的，不应该把钱给学校，应该给学生。美国的孩子就是再穷，只要成绩好，都可以一分钱不掏地上大学，拿到奖学金，有这样的制度保证社会中的天才少年是可以读书的，不会因为没钱不能读书，奖学金是足够买书和生活的，我在美国就曾经享受过全奖。全奖可以保证你过有尊严的生活，保证你买很多书，富家子弟就更不成问题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大学生应该是读书最多的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钱买书。
下面谈图书销售。书有这样的特点，更换非常快。书店不像日杂店，后者给顾客提供的东西是相对固定的。书不一样，老得换品种，来了新的品种，不知道是否好卖。所以职业卖书的人、搞书店的人的风险是很大的，其他商品没有图书的这种特点。那么，这种风险由谁来承担？这个风险如果由书店来承担，书店进书时将极其谨慎，书不能砸在我手里，没有把握我不进，要么进一两本，要么干脆不进。每年全国出那么多书，书店只进很少量的，不愿承担太多风险。那么这风险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应该由出版社承担。出版社做这个风险投资来赚钱，那些零售书店不应该承担风险。由出版社来承担，就必须搞寄销，书发给书店，销后结账，销不出去退书。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的，方式肯定是寄销为主，售后结账，书店销售不掉就退书，有一定的退书率。这东西在中国玩得了么？对不起，玩不了。为什么玩不了呢？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信任问题。
据一些在出版社当老总、社长的朋友讲：不是说一本书卖得越多就越能赚钱，很可能书卖出去了，钱没收回来，人家不给我钱。搞寄销么？书先给了，钱没回来。能搞寄销的地方非常有限。寄销不能随便玩，以前有教训，哪哪给书没回钱，就永远不给了。中国最大的出版社的销售连小半个中国都覆盖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信任，不能寄销。
说到信任我们先不说书，说说别的方面，比如说我所在的教育领域。教育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选材，一个是施教，实际上选材的重要性比施教一点不差。你不是这个材料，培养不出来。比如说培养奥运冠军，随便找个人培养不了，第一重要的是找到刘翔这样一个材料，其次才是训练，训练其实没有选材重要，不是哪个材料都练得出来。智力培养也是一样的事，而学历越高，根据一纸考试去判断就越勉强，几门考试就看出潜力高低了？发达国家的情况是怎样呢？录取硕士博士，尤其是名牌大学，他们非常重视的是推荐信，需要本科老师的三封推荐信，他们和你相处四年了，将你看得准准的。这种事在中国能玩么？不能，假设招硕士博士报名50人，就是150封推荐信，每封信说得都好上天了。如果推荐信写的公正，要比考试可靠得多。认识四年的评价比一上午的考试可信啊，可是在中国这种制度不能玩，你要信这个麻烦就大了。 说老师找学生不容易，再说学生找老师也不容易。学生面对好多名牌大学的老师，有些职务还不低。学生来听课，才发现这课是垃圾，欲罢不能，遭罪一个学期。这还是一个信任问题，学校的职称评定怎么回事？如果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讲课应该非常好，但是因为我们职称评定有问题啊，经常是拉帮结派。不管他水平如何，我就选他，因为他是我朋友，或者是我学生。这就造成了很多名不副实。名牌大学的职称应该是很有信任度的，可是没做到，那怎么办呢？其实是有办法的。比如推荐信、评职称，都能解决。我就提出了一个制度建议，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叫“有限匿名制”。比如3个人中评出一个教授，7个人来投票，不能搞匿名制，有的人太狡诈了。匿名制掩盖了很多坏人，他不出于公心，选完他还说：“张三啊，别人不投你啊，我投了票也没管用。”实际上明明就是他没投。所以我说要搞有限匿名制，没有匿名制不行，大家抹不开面子。有限匿名制就是，特制一种票，票中间写着各位投票人的姓名，分发给每个投票人，把这张票折起来、封住，成一张白纸了，看不见里面的姓名。7张票都投完了，放进一个大信封存起来，两年后解密。可以搞清楚，当年谁投了张三，谁投了李四，你别想逃避。我在人大的时候，新来了一个书记开座谈会，他在上海两所高校做过书记、校长，他听完我说的这个，说讲得好，给你补充一点，上海打算出版优秀博士生论文，要从大量的博士生论文中筛选，让导师们报，一下报上一大堆，评语都好上天了。出版社傻眼了，就想出一招，告诉那些博导，推荐信要印在该生论文的首页，博导们马上就说我这推荐信撤回来。他不知道好歹？他不要名誉？是我们的制度没有建立好，水太浑了，可以浑水摸鱼。
书卖出去了不给钱，怎么办？寄销如何广泛推行？这事纠缠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