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选得好,可以承上,可以启下。一年中发生的事件毕竟还是较多,可以有,而且必定会有,较为重要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者说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书的英文名就是这个),但是,这一年自有其重要性。书的开头就说,一年中的许多事,“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书里讲的事都围绕这一中心。就以书里七章来说,讲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前后)开始倦于朝政,“怠工”了。因此,那年,首辅申时行也觉得干不下去。那年,大清官海瑞去世。那年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万历十六年,大将戚继光去世。在前一年,即万历十四年,大思想家李贽剃发为僧。这都是与那一年相关的事。而最重要的大臣张居正,其实早在万历十年病逝。张居正一手专权,却也帮助万历皇帝搞了十年大改革,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大有好转。他死后万历又恨他,做了种种处置。到十五年,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已经无存。张居正是不能不提的大人物,其实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也已说不上有特别的关系,“世间已无张居正”了嘛。《万历十五年》所写内容牵涉前几十年,后几十年。没法不牵涉。书的结尾说:“1587年……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它的尽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记录。”所以我说有承上启下的关系。书中写到首辅大臣二名,还有名将、名臣、思想家的活动;皇帝更不用说。所以,它是历史,而且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而《乾隆一日》则不能如此。
据我的印象而言,《乾隆一日》的引人之处不在于历史,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都没有精微见解或系统解剖。我以为《万历十五年》其实也是一种传记的写法,集几个传记,锁定于某一年(前后),即明代的万历十五年。写这一年里许多重要人物的所行和所思,前因和后果。写出在这个历史中的个人作用,包括个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点。在他写万历皇帝,写张居正、申时行,写许多人物时,都写出这一点。它好看,也使读者震动。《乾隆一日》不能使人震动,但是它好看。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有关清代宫廷的知识。这很难得。它融会到皇帝一日之内的活动当中。宫廷里是一日三餐吗?不是,两餐。吃什么,怎么吃,哪里吃,规矩如何,等等,我原来略有所闻,不得其详。这里说到乾隆那一餐,我才知道。睡觉呢?在哪里睡,何时睡,何人陪他睡,这是关于宫廷之事里很感神秘有趣的事。这书里介绍详细。不是妃子姗姗迎驾,也不是妃子在宫女簇拥下来到某宫。不是。至少在雍正朝以后,皇帝都住在养心殿,睡觉时,是太监背来一位赤裸裸的妃子(包在被子里)。一觉睡到早朝时分?不是。待一个时辰,太监就在帐外叫:“送娘娘回宫”,——她要离开养心殿皇帝的龙床。我们原来对坤宁宫充满神圣感。读此书以后,神圣感没有了,只有点阴森森的神秘感。原来,那里主要用于祭神,是祭满族萨满教的神,上香叩头,大呼“鄂罗罗”,当场杀猪,煮肉,半生不熟地吃。皇后主持其事。早晨一次叫“朝祭”,晚上还有“夕祭”。说来满清的皇后也挺辛苦的。当然,必定会写到军国大事。批阅奏章,接见官员。仪式如何?这里都写到。所以,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由传记组成,那么《乾隆一日》就是由细节展开。当然这里也有传记,比如有一节《四代丞相》就介绍乾隆的四位首席军机大臣,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和阿桂。但是较简,也不是此书的重点,与黄著里写的几位难以比拟。乾隆的风雅之举是作诗,此书里写他情绪好时,与臣子一起联句写诗的情况。君臣联句写诗之事,历代都有。但到清代,作者说:“在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这是清宫典礼之一。”二十多名身着朝服的大臣汇集一处,在十二张桌前坐定,叩头以后入座,然后赋诗。今年以雪为题。皇帝先写三句,古诗都是以二句成一联、四句成两联的。这里故意留下一句,由下一个人凑成。然后传给位最高的傅恒,他再凑四句,又留一个单句由以下的人凑。这能写出什么好诗呢?但是也就写成124句,真称得上“平庸”二字。但是我看到《缅怀孝贤皇后》一节提到皇帝写到的几首悼亡诗,我觉得也还有点真情,也许在乾隆皇帝的众多的平庸诗作里,该算是好诗。因为孝贤皇后是在乾隆十六岁,还是身为皇子之时嫁过来的。那年她十五岁。年纪十五六岁的一对小夫妻,那时并非帝后关系,真是好日子,过了约八九年,过得很美满。这个年龄和这种夫妻关系,正是可以产生美好感情的时候。皇后去世,乾隆一直深深怀念。书里选了乾隆皇帝八十岁那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他去谒祖陵,顺便到孝贤皇后陵前行礼,并赋五律一首。前两联平平一般,后两联说:“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祗(只)廿年。”这里说得很伤心。好像是向妻子诉说三十多年来的经历和辛苦,而且说,人活百岁只是妄想。经历一个个冬夏日夜,现在,就说离妄想,离最远的期望——百年——也只有二十年了,即将与你相会于地下。到他八十六岁那年,已是嘉庆元年,他作为太上皇,又去孝贤皇后陵,当然,他又赋诗。诗无特色,但诗后有自注,注中说“孝贤皇后于戊辰(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由此可见,他真是旧情难忘的。皇帝也希望“白头偕老”,也有“不堪”之情。
总之,有趣的叙述颇多。如秀女之选,如太监生活,如皇后出家。皇权高峰时期,臣子生死皆由皇帝定夺。有一节说到刘统勋刚出道时,弹劾大臣张廷玉和纳亲。乾隆既不否定刘统勋的弹章,又曲意保护张廷玉和纳亲,就这样批道:“朕思张廷玉、纳亲若果声势赫奕,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如此陈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可以箝制……朕心转以为喜。”有人敢告他们胡作非为,就证明他们没有胡作非为。这是什么逻辑?没人敢找皇帝说理。但乾隆的滑头和机智也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说,《乾隆一日》很可一读。
(《乾隆一日》,吴十洲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5月版,41.00元)
新书过眼
特约栏目主持:黄湘
《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法'基拉尔著,刘舒、陈明珠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5月版,27.00元
此前基拉尔的著作曾有两种在国内翻译出版,一是初版于1961年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冗译,三联书店1998年4月版。以下简称《浪漫》),一是初版于1982年的《替罪羊》(冯寿农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1月版)。应该说,前者只是基拉尔尚未“不惑”时的干将发硎之作,后者才标志着他的学问终于“桶底脱落”。然而,迄今为止,《浪漫》在国内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替罪羊》,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作为文学批评著作的前者远比作为人类学著作的后者好读;另一方面却也由于两者之间草蛇灰线的联系过于暗昧难寻。好在现在有了这本初版于1978年的论文集《双重束缚》的中译本,可以说在前两本书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基拉尔那套被人冠以“基拉尔主义”之名的独门绝技,至此纵未纤毫毕现,也总算水落石出。
《浪漫》其实已经包含了“基拉尔主义”的基本要素——以“摹仿”和“介体”概念为核心的欲望分析模式。此书通过分析五位小说大师所揭示的人类欲望特征,诸如塞万提斯笔下的“模仿”、斯丹达尔笔下的“虚荣”、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狂热”、普鲁斯特笔下的“攀附”,提出了“三角欲望”或者说“摹仿的欲望”理论。基拉尔区分了人类的生理“需求”(appetite andneeds)和社会化“欲望”(desire),后者的本性是“摹仿”——“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永远源自被模仿的第三者,源自一个既是楷模又是对手的介体。一种不可避免的人的规律把我们引入陷阱,关入地狱般的三角里:人只希望他人所希望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关系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并揭示了人际关系中充满永久的暴力。”(《替罪羊》引言)——事实上,“双重束缚”(To doublebusiness bound)这个书名,或许便是来自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视为精神病起源的“双重束缚”(To double bind):“所有的欲望最终会将彼此诱捕在矛盾的双重指令陷坑中,‘摹仿我,不许摹仿我’。当普遍的双重束缚的效果极端到无法再隐藏,我们谈起精神病。”(《双重束缚》,第134页)
说到精神病的起源,自然绕不开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平心而论,基拉尔和弗洛伊德的问题意识极其相近,他的“三角欲望”理论毋宁说是对后者“俄狄浦斯情结”的匡正与重构。弗洛伊德的误区在于把欲望视为主体和对象之间的直线关系,忽视了第三方亦即“介体”的存在,因此他把男孩成长过程中对父亲与日俱增的迷恋,解释为主体同时具备对母亲的性欲冲动和对父亲的同性恋欲望,两种欲望的冲突使得男孩既认同父亲,又视其为障碍。基拉尔的解释听起来则可信得多:正是对父亲欲望的摹仿导致了男孩对母亲的迷恋,而且越是受到来自父亲欲望的阻碍就越是让男孩对摹仿欲罢不能。也就是说,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只是“三角欲望”的特例。它之所以特殊,盖因此种“三角欲望”属于“内中介”的极端情况。基拉尔对“内中介”以及与之相对的“外中介”定义如下:“如果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我们把中介称为外中介。如果两个场距离很小,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我们就把中介称为内中介。”(《浪漫》,第9页)在外中介的情况下,介体高踞主体之上,不与主体构成竞争关系,不存在欲望的冲突;而在内中介的情况下,主体和介体被欲望的竞争绑缚在一起,主体深深恼恨的其实就是其摹仿对象,但同时会千方百计隐藏其摹仿,使其具有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介体对主体的“双重束缚”:“摹仿我,不许摹仿我”。由此势必形成极其复杂微妙、甚至含有剧毒的“楷模/阻碍”情结。而“俄狄浦斯情结”所指涉的无非是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每一位人类主体都早在涉世之初便已经戴上了“双重束缚”的枷锁。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内中介的欲望摹仿”和尼采提出、后来又经舍勒发挥的“怨恨”(ressentiment)概念的契合,但基拉尔将尼采笔下与“怨恨”相对立的“强力意志”也视为摹仿性欲望之一种,从而颠覆了这位哲学狂人:“紧接着怨恨,尼采假设了一种原发的和自发的欲望,一种自因(causa sui)欲望,叫做强力意志。如果欲望没有什么独特的目标,那么这个强力意志能用在什么上呢?除非它被简化为神秘的体操运动,不然它必然会追逐由他者定价的目标。这种强力在与他者的竞争中表现出来,这次是在自愿参与的竞争中。这种强力意志要么等于零,要么根据竞争对手的欲望选择目标,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