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的美国-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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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行“城市游击战”。
中国的军事专家也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一九九九年二月,中国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乔良、王湘穗所著《超限战》一书,提出了“超限战”的概念。
乔良、王湘穗所提出的“超限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非对称战争。
在美国遭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对于非对称战争的研究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于是,就在“九·一一”事件发生才十来天,九月二十三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发表了一份名为《非对称战争与恐怖分子利用生物武器的袭击》的报告,同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发表了《非对称战争和恐怖分子利用化学武器的攻击》和《非对称战争和恐怖分子利用放射性武器和核武器的攻击》。
我注意到,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中国的军事专家也继续对非对称战争进行研究。一篇署名“中国红军中校老参谋”的军事论文《世贸大厦突袭战——新型“神风”恐怖袭击战争样式探析》,颇有见地。
第六十六章 “神风”攻击
所谓“神风”攻击,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中途岛失败后,为了抵御美国海空军强大的优势,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作战要求,对美军舰艇编队、登陆部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的自杀式恐怖攻击,使美军军舰遭受重大损失。“九·一一”恐怖袭击,正是用这种“肉身、肉弹和人雷”进行自杀性攻击。
作者指出,这种自杀性袭击,以非对称思维为着眼点,以重点打击为着力点,以平民为战争实施的主客体,形成借助于现代新技术和新思维融为一体的“非对称战争”样式。在“非对称战争”样式中,没有军事实力的对比,没有作战身份的区别,没有国家和组织的细分,没有作战样式的正与奇,没有明确的胜利与失败者,没有战线的详细区分,没有进攻与防御,更没有传统战争规定的战争法则,只有“目标的精心化重心选择”和“效果的媒体化震撼炒作”两大要素。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说,这种“非对称战争”打破战争实力强弱之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人为主体。
他用九个“化”,指出新型“神风”恐怖袭击战争的三大特点:(一)选择目标民用化、密集化和焦点化——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是纽约市的标志,那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家。而且因为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服务和商业的功能十分发达,更显示了其世界民用性质。更可怕的是,由于其一百一十层、高达四百四十米,靶子功能十分明显。因此,才为恐怖分子所精心选择。由于民航客机是民用的,所以民用对民用,容易让守方放松警惕。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可容纳五万多人同时上班,并伴有五万多人参观,楼群中在同一时间可容纳十余万人在同一狭小空间活动,对于恐怖分子来说,由于其人员的高度集居化,这样的在短时间内十分容易造成重大人员和物质杀伤的目标真正成为“史无前例”的超级“软”目标。
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看,以“神风”袭击美国,必先选择美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决不能选择在内华达的美国空军沙漠基地上。由此,纽约和华盛顿是两个很好的目标。同时,为了让全世界在短时间内获知此事,达成焦点效应,因此必须选择焦点目标。要知道,既然是恐怖袭击,又是“神风”攻击,根据上述民用化和密集化特征,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是绝无仅有的最优目标。至于恐怖分子攻击白宫、五角大楼及美国总统座机,仍然是根据目标选择的焦点化原则而来的。
(二)组织行动联合化、突然化和决战化——在两小时内,连续的恐怖事件让美国人乱了阵脚。更重要的是,由于恐怖袭击计划的严密性,从而决定了其能够达成一下子劫持四架民航机的目的。由劫机到撞击成功,从个体看,是单机行为,但从整体上看,则是联合行为。再从连续的汽车爆炸事件来看,是真正的空中、地面联合“神风”恐怖行动。同时,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最新情报显示,整个过程中,地面先后有五十多人直接负责指挥、控制、协调和勤务保障,而且还有数百名人员参与。值得注意的是,以四架次的劫持规模,到第一架、第二架、第三架的连续自杀式撞击的情况分析,这种以时间进行精确协同,以目标进行分工的综合协同的方式正是现代联合战役的明确特征,由此,组织行动的联合化特点十分突出。
整个行动,因为突然,让全世界的人们真正第一次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媒体传播技术中领悟到战争突然化的特点。
第六十七章 中国参谋的九个化
从第一架飞机撞击到“双子楼”,至五角大楼遭到第三架飞机的袭击,总共在一小时内,大量人员的突然死亡及纽约上空的滚滚浓烟。战争的效果就在这一小时之内得以判定,这就是: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市遭到真正“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一千余人顿时死亡,建造了七年之久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突然倒塌,数万人几乎被埋在瓦砾下,生死未卜,美国遭受到一百年来本土没有遭受过的袭击,死伤人数超过了珍珠港事件,美国人民顿时陷入了恐怖和惊慌之中;而恐怖分子则仅仅死亡十九人。在一小时的“神风”决死攻击中,战争胜负早已确定。
这就是:恐怖分子大获全胜,美国彻底败北。“神风”恐怖袭击在一小时内打出了“决战化”的优势。
(三)承担责任消失化、诡秘化和公众化——以往,战争有明确的敌对双方。
但此次“神风”恐怖袭击却不同。由于是身着平民服装,以合法身份劫持飞机,并驾驶被劫持的民用客机实施“肉弹”自杀式攻击,制造者一瞬间全部死亡,因而攻击者的身份随着飞机的撞击化成飞灰,攻击的责任随着肉体的消失难以确定,由此导致攻击的责任在短期内因突然消失而难以确定。奇怪的是,这种新型“神风”恐怖袭击战争不同于日本皇军所进行的“神风”攻击那样,有着明确的敌人和责任的承担者,而是在行动完成的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国家、组织和团体主动出来承担战争责任,即使恰恰是美国人最为怀疑的本·拉丹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则反复表明这个态度:这不是本·拉丹干的,本·拉丹作为一个平民,没有这样的战争能力,如果美国非要指证是塔利班干的不可,必须出示明确的证据。这与传统的战争样式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没有敌人,没有特定的国家、组织和个人。美国强大的情报机构和强大的作战实体,不知道谁是敌人,又将如何报复。这种承担责任的诡秘化使受害者难以实施有力的还击。
随着调查的深入,大部分劫机者的身份一步步地显露出来,他们大部分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平民”。平民的身份本身代表着公众化。而且,有意思的是,一场战争发动者的身份的最终确定,需要按照电影上破案的过程一样,需要动员美国全国众多的警察力量甚至全民的力量,采取群众性的举报制度进行调查。而且,随着案情的进展,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与隐藏在阿富汗的本·拉丹有关,但至今未能找出可以公之于众的明显证据。这种先破案,再报复,直到军事报复危及到发动者所在的国家民众和恐怖组织周围的公众,使承担事件的公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应当说,这位“中国红军中校老参谋”从军事理论角度对“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分析,富有独创性,而且这九个“化”,十分深刻——民用化、密集化和焦点化;联合化、突然化和决战化;消失化、诡秘化和公众化。在我看来,这篇出自“中国红军中校老参谋”笔下的文章,倒是很值得美国的军事专家们一读。
第六十八章 打伊拉克还是打本·拉丹
二00一年十月七日,晚上八时五十七分(阿富汗当地时间),美英部队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南部城市坎大哈、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等三十个塔利班军事目标遭猛烈袭击。
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七日,前后总共二十六天。
细细研究这不平常的二十六天,可以看出,美国的决策过程大致上分为四步:
首先是确定必须回击;第二是确定打击对象;第三是研究如何打击;第四是做好出兵前的准备。
对于必须回击这一点,美国总统布什在“九·一一”当天就下定了这一决心。
这时,美国民众受“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刺激,民情激愤,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惩罚元凶。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实施军事打击。美国报纸说,“支持复仇的美国民众比率如此之高,绝无仅有!”
作为美国总统,布什必须对广大无比痛恨恐怖分子的民众要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他宣布征召后备役部队,要求国会紧急拨款。
然而,这时候布什总统并没有具体说明敌人是谁,而是称之为“恐怖分子”。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决定军事回击之后,面临着第二个决策:确定打击对象。
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地从“九·一一”被劫持的四架客机旅客名单中,确定了十九名恐怖分子疑犯。然而,这十九人都已经死亡,“死无对证”。
至于进一步的证据,虽然从被捕的上千人中找到一些线索,却并没有关于“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主谋的过硬证据。
事后,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白宫当时的心态,即使最后找不到真凶,也要找个替罪羊!
由于十九名劫机疑犯都来自中东,因此依照逻辑,打击对象势必在中东。
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中东有两个宿敌嫌疑最大:一是伊拉克,二是本·拉丹。
这时,美国高层对于究竟打击伊拉克还是打击本·拉丹,有过分歧。
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力主军事打击伊拉克,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则以为应该打击本·拉丹恐怖集团。
经过仔细权衡利弊,美国政府最后决定打击本·拉丹,而暂缓打击伊拉克。
美国政府暂缓打击伊拉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还找不到伊拉克策划“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确凿证据;二是已经多次军事打击过伊拉克,内中包括当年老布什痛打伊拉克以及小布什一上台就打伊拉克,再打也不过如此,只能狂轰滥炸一通,不能推翻萨达姆政权。
美国政府决定打击本·拉丹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已经找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与本·拉丹“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证据,虽然还缺乏本·拉丹策划这一恐怖袭击的直接、有力的证据,起码在舆论上说得过去;二是早在克林顿时代,就已经决定要铲除本·拉丹及其“基地”组织。
早在一九九五年底,克林顿总统便已经签署了一个绝密文件,授权中央情报局对付本·拉丹的恐怖体系。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主义中心专门成立了一个“本·拉丹工作组”。这样,本·拉丹早就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点监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