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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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
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
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
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
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
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
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
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
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他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
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较多的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这篇普通的读者来稿，引起了当时文艺部诗歌编辑徐刚的注意。按编辑工作惯例，四十四周年不是逢五逢十的整年，副刊发不发纪念诗文都无所谓。但是徐刚从来稿中看到这首很不平常的诗，如同在泥沙里发现金粒，立即挑出来，只在文字上略作修饰，就交到主编手里，并且如期见了报。我觉得这首诗不是泛泛的纪念，也没有使用多年来习惯了的“文化旗手”、“硬骨头精神”等等颂词，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深入剖析鲁迅爱憎分明的崇高品质，给今天的读者以严肃的思考和启迪，这正是它的最大特色，最可贵之处。郭老曾有句云：“诗多好的少”，这首诗应该属于少见的一首好诗。
谁料得，没有多久，麻烦就来了。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先是查问此诗有什么背景？作者是谁？我们当即据实报告：作者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诗是他自动寄来，不是报纸约稿，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说有什么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仅此而已。
但是，麻烦并未结束。追查者继续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写？作者的矛头针对谁？影射谁？我们答：看不出他的“矛头针对谁”，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谁”。质问者就指出：现在谁能在出外时“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谁吗？刊登这么一首诗，是什么居心？什么用意？据传达者说，已经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对一首诗的议论和评价了。“矛头”、“影射”甚至“反革命”一类词语，让人引起似曾相识的记忆，就在不多几年前，我们不是经常见到此类“大批判”用语吗？
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了。我作为报纸文艺部负责人，自然责无旁贷，立即承担一切责任。但我心里明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先向报社领导胡绩伟、秦川等同志详细说明其实很简单的经过，他们当然也明白，问题哪有那么严重？但是上面既来追查，不能不向我传达，也不能不有个交代。我就按惯例用个人名义给这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由于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编辑工作中有疏忽，使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当可能引起读者（只能说是读者）误解的诗见了报，会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今后一定严加注意云云。用个人名义，因为这位领导同志同我有过几次交往，他寄诗文稿件给副刊，也多是直接给我写信。我将信寄出后，并未惴惴不安，因为我有经验，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结束，不会有继续追查作者和责任编辑之事发生，毕竟是十年动乱之后，不大可能再如过去那样以文贾祸了。果然，再无下文。
二十年之后，周海婴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上海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和罗稷南先生有一段“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对话，由此引发了多篇文章，包括黄宗英那篇亲耳听到当时对话的权威性现场见证，引起了好一阵轰动。回过头重读章玉安老师这首诗，不禁感慨系之。章老师在绍兴，1957年大约不会知道“毛罗对话”这件事，不知现在可听到关于“假如鲁迅还活着”的有关议论？但他的诗与“毛罗对话”有一个共同点，即“假如鲁迅还活着”，可能会锒铛入狱。章玉安老师在1980年写“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当然指“文化大革命”中鲁迅很可能被林彪、江青之流投入监狱，“文革”结束后才刚刚被放出了，而早在十多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回答了罗稷南老先生的疑问：“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据黄宗英文）此处所说“被关在牢里”，显然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鲁迅一生从未被关过），而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的牢了。无怪此言一出，全场震愕，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而且以后几十年，再无人提及一字。1980年章诗引起的麻烦，并不在“刚刚出狱”四字，而是别的可能引起的联想。若是章老师还有兴趣，到2006年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时，还能再写一首纪念的诗吗？
“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1）
1985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引起热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注意。一般说，群众团体的一次大会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本是正常的例行议程，不足为奇。但是报上公布“作协”此次新当选的理事会名单之前，有这样一句：“按得票多少为序”，第一位是年高德劭、众望所归的巴金先生，在六百多张有效票中名列第一。以后便按得票数依次为刘宾雁、张光年（二人票数相同）、王蒙、邓友梅、秦兆阳、秦牧、艾青、李、张洁、陆文夫、韦君宜、邵燕祥、高晓声、唐达成、冯牧、杨沫、公刘、林斤澜、沙汀、张贤亮、茹志鹃、徐迟、戈宝权、白桦、李存葆、从维熙、冯至、吴祖光、陈荒煤……等二百三十五位，还给台湾和港、澳地区各保留三名。我作为一名代表和报社文艺部工作人员参加大会，拿到大会秘书处发来的由清华大学计算机中心统计结果的名单后，去问负责大会工作的作协党组负责人张光年、唐达成等同志，是否可以在报上按计算结果公布理事会名单，他们都表示同意，要我与报社领导商量，我即打电话给社长秦川，他回答得很干脆：当然可以。于是我同文艺部一起去采访大会的吴培华、卢祖品、蒋荫安三位仔细核对一遍名单，请他们带回报社交给夜班，第二天连同闭幕消息、闭幕词和顾问名单一起见报。
当天上午，代表们看到送到京西宾馆的报纸，看到“按得票多少为序”的理事会名单，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地公布选举结果了。我在会场上、走廊上和饭厅里遇到不少熟识的代表，都喜笑颜开地称赞报纸做得对。广东来的老作家陈残云对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有突破陈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界大多数人的民心民意。上海老诗人辛笛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不够完全、不够准确之处，比如学者教授、兄弟民族和边远地区作家，以及文学组织工作者，“知名度”可能不及一些小说作者那样广泛，因而得票数相对比较少些，但是毕竟体现一点民主的空气。我对文学界朋友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之情，深有同感。
从1979年11月同时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时光在新时期的浪潮激荡中匆匆过去了五年。这五年中，中国作家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洪流带来不断涌现的新气象而大开眼界，深受鼓舞，豪情满怀地挥笔反映、讴歌祖国的巨大变化，优秀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杂文随笔作品大量出世，受到千万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构成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的繁荣景象。然而，与此同时，文坛上空也经历着一次次“晴转多云”、“多云转晴”以及冻雨寒潮的剧变，“左”毒未除，棍棒飞舞，作家们也都有过“下笔如有绳”的惶惑，有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恐。幸而党中央坚持采取正确的方针，关注文艺界，安定人心，及时纠正某些过头的口号，制止某些错误的措施。胡耀邦同志一再明确地宣布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受到了多年来经常成为惊弓之鸟的作家们的衷心拥护。
“作协”的这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广大会员期盼进一步摒弃“左”的桎梏，解放思想，进一步倡导创作自由，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举行的。开幕会上，党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乔石、谷牧和民主党派、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致贺词，充分肯定五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有了空前的发展，“对于帮助人们深刻认识我们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鼓舞人们开拓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光辉前途，丰富人们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会场上一再引起雷鸣般掌声的还有这样几段话：
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总的来说是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巨大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是，党对文艺的领导，确实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的是：第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左”的偏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第二，我们党派了一些干部到文艺部门和单位去，他们是好同志，但有的不大懂文艺，这也影响了党同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第三，文艺工作者之间，作家之间，包括党员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地区之间，相互关系不够正常，过分敏感，相互议论和指责太多，伤感情的东西太多。我们认为，必须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着的新的形势。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