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伯尔短篇小说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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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成为缺少不了的人了，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怎么笑，我都可以干。
人们都会相信我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何况我——这是我的特长——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因此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他们有理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噱头不灵，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更为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以便在节目薄弱的地方发出感染性的笑声。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纵情狂笑，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正在火候上——一到这时候，我就按照计划发出大笑，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在这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很高兴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会明白的。
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要香肠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别人都认为我——也许不无道理——是个悲观主义者。
婚后头几年，妻于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的心境的时候，我就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也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讨厌可能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老得张嘴去笑，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想：没有过。我的兄弟姐妹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知道自己的笑。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拉客的雅克
夜里，他跟送饭人来替换躺在指挥所后面的戈尼采克。那几天，夜漆黑漆黑的，恐惧像雷雨一样笼罩在黑魆魆的陌生土地上。我在前面监听哨位上监听前方黑暗中一声不响的俄国人，同时也倾听后方传来的送饭人的声音。
带他来的格哈德也给我送来了饭盒和香烟。
“你还要面包吗？”格哈德问道，“或者让我给你保存到明天早晨？”从他的嗓音里听得出，他急于要回去。
“不，”我说，“全拿过来，马上都吃掉。”
他把面包、油纸包着的罐头肉、一卷水果糖和放在一小块硬纸板上的乳脂递给了我。
在此期间，那个新来的人浑身发抖，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还有他，”格哈德说，“他是来接替戈尼采克的。少尉派他到你这儿来守监听哨。”
我只说了一声“好”，通常都是把新兵派到最艰苦的哨位上。格哈德悄悄地向后方摸去。
“下来！”我小声说，“别那么大声音，该死的！”他傻乎乎地把武装带、铁锹和防毒面具弄得啪嗒啪嗒响，笨拙地钻进洞里，险些碰翻了我的饭盒。“笨蛋，”我只是嘟哝了一声，并给他腾出地方。我知道——与其说是看到还不如说听到——现在他正按照规定卸下武装带，把铁锹放到一边，又把防毒面具放在铁锹旁，把步枪搁在前面胸墙上，枪口对着敌人，然后又把武装带系上。
豆汤已经凉了，暗中看不见那许多准会从豆子里煮出来的虫子，这倒不错。汤里的肉并不少，都是煎得松脆的肉块，我吃得很带劲，然后再吃纸包里的罐头肉，并把面包塞进空饭盒。他默默地站在我的身旁，一直面对着敌人，我在黑暗中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侧影，当他转向一边的时候，从他那瘦削的脸庞上可以看出他还很年轻，钢盔几乎像乌龟壳。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十分明确的神态，使人想起孩子们在郊区田野上玩的那种士兵游戏。他们似乎总是在说“我的红色兄弟维奈托”①，他们的嘴唇害怕得发抖，他们的心肠由于勇敢而僵硬。这些可怜的年轻人……
“坐下吧，”我用那种能使人听懂但距离一米以外就听不到的语调说，这是我费很大劲学会的。“这儿，”我又说，拽了拽他的大衣下摆，几乎是强制他坐到土墙上挖出来的座位上去。“反正你不能老站着……”
“可在哨位上……”说话的声音细弱，像多愁善感的男高音一样沙哑。
“轻点，老弟！”我训斥他。
“在哨位上，”他低声说，“是不许坐下的。”
“什么都不许，也不许进行战争。”
虽然我只看得见他的轮廓，但我知道他现在像学生上课时那样坐着，双手放在膝上，坐得笔直，随时准备跳起来。我蜷缩成一团，用大衣蒙着脑袋，点着烟斗。
“你也想抽吗？”
“不。”他已会很好地悄悄低语，这使我感到惊奇。
“来吧，”我说，“那就喝一口。”
“不，”他又说，可是我抓住他的脑袋，把瓶口凑到他嘴边。他像一个初次喝酒的少女一样，容忍着喝了几口，然后作出一个猛烈的表示厌恶的动作，于是我就把酒瓶拿开。
“不好喝吗？”
“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喝呛了。”
“那你就自己喝吧。”
他从我手中取过瓶子喝了一大口。
“谢谢，”他含糊不清地说。我也喝起酒来。
“你好些了吗？”
“是的……好多了……”
“不怎么害怕了吧？”
他不好意思说自己害怕，不过他们都是这样的心情。
“我也害怕，”我说，“心里老是怕，于是我就喝酒壮胆……”
我感觉到他猛地向我转过身来，于是弯下腰去，凑近他，想看清他的脸庞。可我见到的只是一双闪烁发亮、使我感到害怕的眼睛和阴暗而又模糊的面部轮廓，但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那是军需保管室的气味，汗水，军需保管室和剩汤的气味，还有一点烧酒味。万籁俱寂，他们好像已在我们背后分好了饭菜。他又转身面对敌人。
“你这是第一次出来吧？”
我感到，他又难为情了，但他接着说：“是的。”
“你入伍多久了？”
“八个星期。”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圣阿沃德。”
“什么地方？”
“圣阿沃德。洛林，你知道……”
“路上走了很久吧？”
“十四天。”
我们沉默了，我试图用目光洞穿我们面前难以穿透的黑暗。啊，要是白天就好了，我想，起码能看到点什么，至少能看到朦胧的光线，至少能看到雾霭，至少能看到点什么，熹微的光线……可是一到白天，我又盼天黑。要是天已经蒙蒙亮，或者大雾突然降临就好啦。天总是老样子…”
前面没有什么动静。远处响起一阵轻微的发动机嗡嗡声。俄国人也开饭了。接着，我们听到有一个喊喊喳喳的俄国人的声音突然被压制下去，好似嘴巴被捂住了。没有什么动静……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我问他。嘿，我现在不再是单身一人了，这有多美呀。能听到一个人的呼吸，感觉到他身上隐隐约约的气味，这有多好呀。我知道，这个人在下一秒钟并不想杀掉一个人。
“知道，”他说，“监听哨。”我再次惊讶不已，他悄悄话说得多好，都快赶上我了。看来他毫不费劲，而我总是很吃力，我宁可大声嚷嚷，大喊大叫，让黑夜像黑色泡沫一样破灭，这种小声讲话叫我太吃力了。
“好，”我说。“监听哨。那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俄国人什么时候发动进攻。那我们就发射红色信号弹，再用步枪打几枪，拔腿就跑，向后跑，明白吗？不过，要是只来几个人，一个侦察队，我们就闭上嘴让他们过去，一人回去报告，向少尉报告，你去过他的掩体吗？”
“去过，”他说，声音抖抖索索。
“好。要是侦察队向我们俩进攻，我们就得把他们干掉，彻底消灭，明白吗？我们不能见到一个侦察队就溜之大吉。明白吗？是吗？”
“是的，”他说，声音一直还在颤抖，接着我听到了一种可怕的声响：他的牙齿在格格打颤。
“给你，”我把瓶子递给他，说。
我也再喝……
“万一……万一……”他张口结舌，“万一我们看不见他们来……”
“那我们就完了。不过别但心，我们肯定会看见他们或是听到他们声音的。情况可疑时我们可以发射照明火箭，那就什么都能看见啦。”他又沉默下来，真可怕，他从不主动开口。
“不过他们是不会来的，”我唠唠叨叨地说道，“夜里是不会来的，最多是清晨，拂晓前两分钟……”
“拂晓前两分钟？”他打断了我的话。
“他们在拂晓前两分钟出发，到这里天就亮了……”
“那可就太晚了。”
“那时就得赶紧放红色信号弹，再跑……别怕，那时我们可以跑得像兔子一样快。事先我们就会听到声音。你究竟叫什么？”我想和他谈话，每次都得把手从暖和的口袋里伸出来捅他腰部一下，再放回去，再等手暖和……真叫人讨厌。
“我，”他说，“我叫雅克……”
“是英语吧？”
“不，”他说，“是雅克布的……雅克……克……，不是杰克，雅克，就叫雅克。”
“雅克，”我继续问，“你从前是干什么的？”
“我吗？最后是当拉客的。”
“什么？”
“拉客的。”
“你拉什么？”
他霍地向我转过脸来，我感觉得到他十分诧异。
“我拉什么……我拉什么……喏，我就是拉客呗……”
“什么？”我问，“拉什么？”
他沉默片刻，又向前望，然后在黑暗中又向我转过头来。
“是的，”他说，“……我拉什么，”他长叹一声，“我站在火车站前面，至少最后总是……等有人来，经过那儿，在许多人当中，有什么人我想合适，大多是当兵的，也就是有人来时，我就轻轻地小声问他：‘先生，您想要幸福吗？’我这样问道……”他的声音又颤抖起来，大概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回首往事而激动。
我紧张得忘了喝一口。“那，”我声音嘶哑地问，“他要是想要幸福呢？”
“那么，”他吃力地说，看来又沉浸在回忆中，“那我就把他带到正好有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