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行吟 作者:宋浩浩-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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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的僧人，早已把自己的生死度之以外，众生成佛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一九一八年的五月二日，苏曼殊被病痛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除了他的母亲，这一生他确已没什么挂碍了。他走得那么洒脱那么年轻，在人世只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　
　　那些朋友都知道苏曼殊生前喜欢杭州，钟情西湖。于是他们在西湖的南岸山脚下，为他选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安身之地，让苏曼殊可以常与湖山做伴，再不孤寂。　　　
　　后记　　　
　　写一本书好似一次行旅，到了终点该缓口气了，却发现脚下又将是下一个起点，所以后记只是一种了结而非终结。就像行旅者在远乡青山间走了很久，偶遇一座茶亭，那就歇歇脚，坐下来，会心地从茗香清风中品咂来路的艰辛，稍作恢复，便又该启程。　
　　创作可以说一项时间的事业，创作本身需要时间，而作品的好坏也需要时间来评断。以后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小说也不会丢弃。写散文是写我想说的话，写小说是替笔下的人物说话，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很多读者在看完我的第二本讽刺小说时给我来信，他们读惯了我那本《山河寂寥》的风格，惊讶一个人怎会写两本差别如此之大的书，一个严肃的散文作者怎会还有尖刻的另一种文风，说有些作家都只写一种风格的文章、一种风格的书，怎么独你左右开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历史的多情，那么文章必然沉郁恣肆；对现实生活中世情百态的不满，那么文章也自然会尖刻，幽默和讽刺其实也是一种婉转的锋芒。写历史散文是抒胸中之逸气，以及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感情；写讽刺小说，是希望能通过幽默的一面来警示人心，沉淀一下生活中的浮躁。当然，诚如读者朋友信中所说，能驾驭差别如此大的两种风格是少有的，少有不是没有，最近我也当了回责任编辑，替张炜先生看了他将在上海三联出版的《楚辞笔记》，众所周知张炜先生是以《古船》、　
《外省书》、　
《能不忆蜀葵》等小说名世的大作家，本行是小说创作，没想到国学底子亦非常了得，学术文章也写得出，而且照样写得文采飞扬、潇洒气派，相信一般的酸腐学者看到那本书后自会汗颜。左手右手皆有所擅的例子不在少数，谁也没规定一个作家只能守住一种文体的贞操至死不渝的，文艺女神似乎也更喜欢不专一的创作者，余光中先生说得好，诗歌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在创作上他是个多妻主义者。好一个文学的〃多妻主义〃者！正是有了那不专一和不满足，才能写出出新意的文章，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当然我似乎也得向读者朋友声明，此借鉴只限于文学创作，要在生活里边实践一下的话。本人不负误导责任。　
　　提到这本书，读者也许难以想象，我写这本书的动因之一，竟是因为一首歌曲，此歌以词牌为名，叫《虞美人》。在我还没出生之前的那个年代，这类歌由于歌手来自当时的台湾，代表着与大陆社会氛围不同的流行文化，所以长期被看作〃靡靡之音〃，可现在回过头去看呢？就说这首《虞美人》，一唱三叹，比起时下浮嚣而吐字不清的流行歌曲，不知品位要高多少。当然这也和词作者有很大的关系，他毕竞是那位才华绝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我们知道，无论宋词清词，都是可以用来唱的，但由于时代的迁易，与词相配的曲调早已湮灭于时间的洪流，甚至有些不知名的词根本就从没被配过曲。我们大多数的后人接触的，只能是传之于书册的平面文字。而在这里，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主词的那种出自本真的哀婉凄怨、离愁别恨、家国之痛完全被优美的旋律演绎了出来。接着我便有了书写李煜的冲动，这也是此书以他开篇的原因，随后陆陆续续又想起了一些值得写的文人，比如晚唐的李商隐、宋末的文天祥、清初的纳兰性德等等。他们多是历代的文章高手，他们才华绝世却又都命运多舛。几乎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传奇，怎能不让我虔诚地拿起笔，对他们人生作一番解读？他们的川行华章、升沉荣辱让我无法不为之惊叹和感动，写到他们的伤心处，也不禁眼角湿润、搁笔沉思。这些文人每一位都经历过人生的大悲喜，有几位更是生时凄凉、身后寂寞。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以自己的一枝孱弱之笔，记录下他们在历史长路中的侧影，而侧影的远处，却早已是西风残照、斜阳如凝。　
　　最后，还需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余秋雨先生的秘书金克林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的白烨先生，他们对我的创作都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和关心；作家出版社资深编辑王为建先生，更是为此书倾注了不少心血；还有一直关心支持着我的广大读者朋友们，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宋浩浩　　　
　　2005年10月于上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