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疑案 作者:张宏 张晨怡-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国维“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观点论者。
前期的陈寅恪也同意这种观点。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其中“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国维自沉之1927年。“家国”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权。“剩水残山”指颐和园。“累臣”则借称王国维。显然，挽联认为王国维以累臣自居，眼见复辟无望，故而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这就是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
然而，也有人反对此种说法。反对此说者认为，若作深层次的剖析，溥仪之重于王国维，在于彼时之“用”也；而王国维之依于溥仪，在于宫中有藏书、读书的环境，当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发的“师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因此，王国维与忠于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有别，郑孝胥等人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选择了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一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仅仅是这样一种关系，就能促成为溥仪而赴死，似尚不足为信。至于对清朝的看法，王国维曾经在史诗式长诗《颐和园词》中，
对明、清两朝兴亡何其类也，感慨不已，对慈禧太后专政给以无情的嘲讽，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对清室的感情浓度几何，倒像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因此，如果硬要以“殉清”一语，囊括王国维死因的话，过于牵强。
二为“逼债致死”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振玉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国维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振玉巨债。罗振玉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和王国维关系破裂，罗振玉令女儿回娘家为夫守节，逼王国维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宣扬，几成定论。
但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所以为大学者，根缘于罗振玉。是罗识其才，全力资助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并一再荐王国维选择职业。后来罗振玉把女儿嫁给王国维的儿子，联姻为亲家，更表明二人关系密切。王国维乃重情知义之士，恩尚未报，焉能因为一时区区琐事，自杀泄愤？而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因此有无“逼债”其事，尚系疑点。正像陈寅恪所言：“金钱关系”之议，乃“委琐龌龊”之说。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因为王国维脑后留有辫子，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有人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有“效屈原投江”之说，因为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时间相近（阴历五月初五与五月初三），而王国维又写过《屈原文学之精神》，所以可能是以自杀来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东渡日本避难，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但是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死，和效法屈原自杀完全无关，而仅仅因为二人选择自杀的形式和时间相似就推定其自杀原因必然相同，也显得过于简单。
五为“殉学术”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民国初期，战乱四起，权力纷争，持枪的人异常活跃，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学者王国维更是无法应付得了这种场面。当北伐军步步逼近，清华园里传单雪飞，漫画张贴攻击研究院，各路学者各寻后路，也有逃往国外者，只会握笔杆子的王国维，面临枪杆子，说无所畏惧，是不近情理的。据说，他曾经悄然问他的学生——山西籍的卫聚贤：“将何以为之？”卫聚贤回答，可以到山西去，先生每周授课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当时晋祠正筹办“兴贤大学”，而卫聚贤是筹办者之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去路，但王国维只说了这么一句“山西无书”，就于当晚写好遗书，次日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这里才有一片净土，一泓清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死前一日，两次提到一个“书”字。其中一次是口说“山西无书”，一次是手写“遗书”：“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生死关头，犹只念一个“书”字，正如他早年说过：“余生平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唯此耳。”他视书如命，在有书中生存，于无书中去世，这便是王国维光辉而惨淡的短短一生。假如社会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许各献其才的社会，王国维之奉献，将绝不止此。可是他却生不逢时，于是酿成了大师之死的悲剧。
六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
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此即所谓“文化殉节”说，是对“殉清”说的明确否定。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他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有一个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
七为“争自由”说。
此说也为陈寅恪提出，见于其《纪念碑铭》一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也见于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此即为“争自由”说，认为王国维是因为思想和学术不自由才选择自杀的，是对“殉清”说的进一步否定。
但是，也有人认为，陈寅恪提出的“争自由”说，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即借王国维纪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对独立人格的向往与颂扬，也是想要拔高王国维之死的意义，把为亡清、为旧文化、为纲常名教而死说成是为抽象理想而死，说成是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
八为“性格所致”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思深而言寡，内心存满矛盾，却不形于言表，便是于死前数日，依然工作如故，从容自若。而其内在情绪的波击，却无人察觉。王国维选择“自沉”却不露声色，这是他个性的集中显现。
而反对者则认为，性格可能是造成王国维死因的一个原因，但不会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
时至今日，距离王国维自杀已经过去近80年了，关于他的死因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更多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因研究牵涉到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王国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遗著一样，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玄奥，令人思之不尽。
也许，王国维之死，它的悲剧价值，正在于给后人以永久的思考。
第8章 真假汉奸：穆时英的身份之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一直是人们非常好奇的一个文学流派：它横空出世却又昙花一现，当红一时却又被褒贬不一。它的两个代表作家穆时英和刘呐鸥，年轻而富有才华，却又先后走入歧途，最终陆续被暗杀身亡，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背后的主谋是谁？都让人们猜测不已。特别是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被杀，有人说他是中统特工却被军统误杀，其身份和死因至今尚未定论。
“鬼才”作家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作品集。不久，施蛰存和穆时英也先后发表作品，成为新感觉派代表人物。
穆时英（1912—1940），现代小说家，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亲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在穆时英10岁那年，父亲把他接到了上海求学，并开始按中产阶级的趣味打造他的性情与生活，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个银行经理或者精明的买办。但是，穆时英在读中学时却爱好上了文学，后来就读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穆时英的考试成绩并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光华大学上钱基博先生的语文课时，几乎每学期都不及格。根据施蛰存后来的回忆叙述，穆时英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有时还不如一名中学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穆时英对文学的热情。他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并在1929年，他17岁的时候开始小说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