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疑案 作者:张宏 张晨怡-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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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三弟周建人虽无收入，但是鲁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加起来，超过50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此时周氏兄弟都处在自己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二人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兄弟失和　

鲁迅是1881年9月出生的，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鲁迅12岁那年，祖父因为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鲁迅的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急速败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却向母亲磕了一个头，去南京求学。1902年，鲁迅又飘洋过海，去了东京。在异国他乡，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除了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还给在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在日留学期间，鲁迅曾经回来参加母亲给他包办的婚礼，妻子名叫朱安。但是，结婚后的第4天，鲁迅就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留学过程中，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鲁迅觉得充满屈辱，例如，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写道，他因为成绩优异，被日本同学写信辱骂，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因为讨好老师，预先知道了考题。但周作人就不一样，因为一些与日本留　

■　1909年的鲁迅学机构交涉的事情，都是鲁迅代办的，在周作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受日本人欺压的事情。相反，周作人的《日本的人情美》等文章里充满了对日本文化的赞美和向往。特别是残留在民间的汉唐遗风更让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另外，周作人在1908年就开始和他们的日本侍女羽太信子眉目传情，并终于两情相许，在1909年商定了结婚日子，更觉得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和早年留学生活的感觉多少有些关联。　

周作人留学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　

1912年，鲁迅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北上北京。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也从日本回到绍兴。这个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在事业上开始合作，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1917年，原来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鲁迅便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终于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兄弟三人终于实现大团圆，他们还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接到北京一同赡养。　

正当鲁迅与周作人都在事业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时刻，他们却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断绝来往。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引用《诗经·小雅》里所说的那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这让人们想起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的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原来，鲁迅与周作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由家乡的法师给取过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当兄弟失和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回忆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莫非，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竟是天意？如果不是，又是怎么回事呢？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1923年1月，他们曾经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还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充满手足之情和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此后，他们还曾经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6月，兄弟两个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11篇，周作人译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还同游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在日记中留下“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记载。　

但是，在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却突然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这封信很短，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经在《苦雨》里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那么，这一夜，鲁迅是否也被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简单的一句话提到此事：“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显然，当鲁迅想和周作人沟通的时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绝了。　

于是，鲁迅从当天开始就和周作人家分开吃饭，不久鲁迅就搬出了八道湾，并把朱安和母亲一块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显然，在周作人的日记里，已经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同日，鲁迅也在日记里写下：“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简单的一语带过，让人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当年鲁迅从八道湾里搬出去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关于个中情由，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表白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于是，当年在八道湾里发生过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众说纷纭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了“五四”双星的失和；也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所以试图勾引弟媳，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今天，对于鲁迅兄弟失和这件事，学者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推测。但是有一点研究者们却看法一致，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认为的那样，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但是，他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会太错。不过，人们接下来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问：这所谓的家庭纠纷又是些什么事呢？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却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显然，在知情人看来，羽太信子对鲁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满的。关于这点，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关于这点，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