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05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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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置。
组织诗歌朗诵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先后参加演出的演员有一百多人次，既有本市的，也有外省市的文艺界的朋友们，如话剧界的周正、瞿弦和，歌唱家郭兰英、吴雁泽、王玉珍……等。他们不辞辛苦，又没有报酬（只有晚场才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夜宵），有请必到，没有车送，常常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来去。他们热情感人，他们也以能参加这样的演出而感到荣幸。由于演出成功，邓大姐曾登台接见演出人员，王震同志专门在政协礼堂三楼接见演出人员和诗刊社的同志，作了热情的讲话，给以充分地肯定。
我们除作演出组织工作外也作演出人员的思想工作。歌唱家王昆“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失去了自由，不仅不能参加演出，连练声的自由也没有，现在演出很难发挥原有水平，我们有义务帮她复出，决定给她提供机会，于是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为她专门组织了一次试演，听众也就是诗刊社的几位同志。她唱得很投入，但毕竟十年没唱了，难以令人十分满意。尽管如此，每首歌唱完我们都热烈鼓掌给以鼓励以增强她的信心。后来可以参加演出了，但唱什么歌又成了问题，她与郭兰英同为歌唱家，会唱的歌自然很多，不过不是每首都可以在这样的场合演出，可以在这种场合演出的又与郭兰英雷同，为此诗刊社再与郭兰英同志商量看她能不能改唱别的，把白毛女等歌曲让给王昆同志唱，郭兰英同志十分爽快，她说凡我们两人都会唱的，由王昆同志挑，我再改唱别的。我们没有想到问题如此顺利的解决，郭兰英同志的高姿态、高风格，令我们十分感佩，王昆同志由此复出，这给她以后的事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我在诗刊社工作三年多，应该说这三年是我革命生涯中重要的一章，工作很有意义，和同志们相处很融洽，我自己也感到满意。到1978年底，中华书局业务恢复，我奉命调回中华书局。人离开了诗刊社，但我仍然感到和诗刊社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想念你们。愿诗刊社事业发达，同志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998．3．7．
近日查找资料，发现一份1979年12月5日的《诗刊》简报。简报只刊登了一篇由我署名的千字开外的短文。纸已发黄，是用老式油墨打字机打印的，题目为《重庆业余诗歌作者、青年女工傅天琳同志处境困难》。首页右上角有时任编辑部主任杨金亭的钢笔字迹，批转编辑们传阅。已阅过的几位同志分别在自己的姓氏上划了圈或勾。看见它，使我想起了与这份简报相关的往事。
那还是1979年的秋天，领导派我去四川祝贺《星星》诗刊复刊。之后又去了重庆看望那里的诗人。文联召开的小型座谈会结束，诗人杨山把傅天琳叫到他的家里与我见面。1978年，主编严辰到重庆，也是经杨山和张继楼的介绍，认识了傅天琳和她的诗。回到北京，严辰便兴奋地告诉大家在重庆发现了一棵好苗子。1979年春天即邀请她参加了诗刊社组织的、由艾青领队的诗人访问团赴广州、海南、上海、青岛等地参观访问。那时，傅天琳随一批著名诗人到各地访问学习，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的空间，在诗人的帮助下锤练了诗的技巧。既是难得的机遇，也站到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不仅对她今后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对她的一生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
雷霆也参加了那次活动，因此她与雷霆很熟。我和雷在同一办公室，自然也见过她。每次她来看雷霆，总是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文静腼腆的样子，我还有印象。听她谈了当时面临的困难处境，看见她无奈又无助的神情，十分同情。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和帮助她才好。几句空洞的安慰毕竟不能代替实质性的帮助。我也是业余作者出身，因而非常理解她的苦楚。回到北京，我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傅天琳的情况。经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由我起草一份简报。题目及内容是经邵燕祥修改、定稿的。随后以“简报”的方式寄给了中央有关领导及四川、重庆的主要负责同志。下面是这份“简报”材料的内容摘要。
“青年业余诗歌作者傅天琳同志，系重庆市缙云山园艺场女工。原是电力技工学校学生，一九六一年十六岁时因学校下马，自愿到农场工作至今。”
“傅天琳酷爱诗歌，刻苦勤奋地学习写诗。在重庆文艺界一些同志的指导下，近年来经常在本省、市报刊上发表作品，初露头角。今年二月，曾应邀参加了《诗刊》编辑部组织的诗人学习参观团，写了不少诗歌，在《人民日报》等多种报刊发表。今年《诗刊》四月号发表的《血和血统》及《红岩》丛刊第一期上的组诗《从果园到大海》，无论内容或技巧都是引人注目的。”
“她最近患了肝炎、肾炎和胆囊炎三种疾病，但又必须参加农场重体力劳动，和强劳力一样挑粪上山，抡镐刨土等。因体力难以支持，好几次昏倒在山坡上。今年七月，肝炎等旧病复发，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仍干重体力活，又一次昏倒。场部医生多次建议免重体力劳动。但农场除管理果树、养猪外，就是送牛奶，需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实在无法胜任。面临繁重的劳动，她任劳任怨，然而，学习和创作都被迫停顿了。”
“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负担。《四川文学》今年八月号发表了杨大矛以傅天琳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黑血》以后，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把小说误解为真人真事，把小说中的左书记说成是农场某书记。人们议论纷纭，说傅天琳在作家面前告状，说了书记的坏话等等。她有口难辩，有苦难言；群众和领导的误解使她思想压力很大。另外，傅天琳常到文联开会，今春又外出参观访问两个月，影响了农场的收入，占了大家的工分值，也引起部分工人的不满。因而，她在农场的处境十分困难。”
“重庆市北碚文化馆一九七八年就打算把她调去工作。但由于她是农业工人，根据有关规定，必须有劳动工资指标才能调动。文化馆没有这类指标，所以至今未能解决。重庆市文联曾派人到劳动局了解，据称：如有特殊专长或工作需要是可以调动的。但必须经有关领导批示，才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因没有领导批示，虽几经奔波，仍无结果。”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说：‘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发现人才是不容易的，而爱护人才，广开才路，造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则更有赖于各级领导的切实的行动。傅天琳的处境只是一例。希望有关领导方面由此引起对这一类问题的注意。至于傅天琳的工作问题，建议重庆市有关部门和领导予以关切。”
不知道这份“简报”是否起了作用？也不知道是哪一位领导批示，又是如何批示的？只是不久便听说傅天琳已调入北碚文化馆工作了。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傅天琳早已成为著名的诗人了。回想当年的几位社领导、老一辈诗人，多已先后辞世。知道此事且健在的仅剩下一两位了。但他们成就卓著，对文艺事业忠心耿耿；为人谦和、宽容大度，工作民主；对后学者充满爱心，热诚扶持青年的精神和作风，对《诗刊》编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发现和培养新人，成为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青春诗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最好的注脚。
昨天，当我找到这份“简报”并准备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想到应该征求一下天琳的意见。她退休后，住在北京的女儿家。恰巧，她来附近的朋友家里，有机会与她当面谈起。她读完这份已成历史的“简报”后落泪了。一边用手背拭着泪水，一边感慨地问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以前我们一起去东北，去年一块儿去南疆，几次见面也没听你说过。”“咳！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把话题转移到朋友家里的收藏品上。回忆起那些复杂又令她伤感的往事，我们都是与诗、与《诗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悲剧开始，以正剧结尾，毕竟是幸运的。
2005．12．5．于寄葭庐
今天我进了聊天室
键盘急就章（组诗）
小鱼儿
致暂别网络的左后卫
当激情退却
物是人非
网络不再是我们自由的乐园
那时我也会走
我在全球的电网上奔突
时而220V
时而380V
今天我进了聊天室
上午我进了聊天室
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小鱼儿
一个叫所有人
我向所有人打了个招呼
他没有理我
我 就走了
下午 我又进了聊天室
那个叫所有人的家伙
还在那里
我没有跟他打招呼
就 走了
下班前
我又来了聊天室
对那个叫所有人的家伙说
喂 老兄
你也该走了
对一首现实主义诗歌的荒诞解析
某日
路过故乡的老街
想不到这小县城的闹市
竟也有此等诗坛国手
大作让我非常吃惊！
该人手书短诗一首
挂于店外——
“精修各国
新老钟表”
这诗确实简短
而又精练
让我等口语诗人
实在汗颜
实在是抢了我等饭碗
这真是要命
诗人用词准确
绝无拖沓
短短八个大字
业务范围一览无余
钟与表统统搞定
新与旧一律摆平
且无论国产 还是进口
修表师傅手艺过硬 怕它作甚
这
实在不是一般修表手艺
而是精修 有别于旁人
该诗读来
琅琅上口——
精修 各国 新老 钟表
犹如钟表准确走时
滴答 滴答 滴答 滴答
音乐之美天成
跌宕起伏
振奋人心
作者居于小县
写诗取材市井
题材贴近生活
决不装鬼弄神
想想当今诗坛才尽之江郎
在书斋日日苦吟
写的东西既没人看
挂出来也不能赚取分文
各家刊物如无关系
也绝对不会免费刊登
哪如这老师傅一举两得——
广告文案 自己搞定 不求人
当场发表 读者众多 赚真金
老师傅 你是真诗人
每日修钟表养家佣口不停
诗歌作品当街悬挂
深入人心
我要拜你为师
请你——
做俺诗歌报网站的驻站诗人
风吹草低
无 哲
牛在这里吃草时有风吹过
牛腿不见了身子浮在草丛上
牛是好牛
草是好草
羊在这里吃草的时候风没来过
羊不小心被草尖扎到了羊肚子
羊是好羊
草不是好草
两个人在草里倒着时有风来过
两个人的头发没有草密
人是草里的鸟
草还是草
伤 口（外—首）——题蚕茧
红 山
那九曲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