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05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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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这万象更新的世界”
她对我说）风是一位女士，身着
绿衣，她；抚摸：大地
（在日落时分）
三个富裕的姐妹曾发誓她们永不分离
三个富裕的姐妹曾发誓她们永不分离：
但“灵魂”（我认为）
被“生活”拐走了；他哥哥又娶了“心灵”，
就是现在的“死亡”夫人。只剩下可怜的“思想”啦
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奇妙的
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奇妙的
是一个公式
与烟草和快乐有点关系
外加些动作的小型起重机
是任何一座摩天大楼
在早晨的松散中膨胀
却在黄昏时变得
无法言喻的易碎
是一个绷紧的
东西
被上升的光线
围困
任何一个女人都是光滑的可笑的
是关节叩响的沉默机群一阵礼貌的骚动
是一个推搡的球茎柔滑的野蛮
是一种虔诚的弯曲
我向你诉说
我向你诉说
带着微笑
而你却不回答
你的嘴像
绯红色音乐的琴弦哦
快来吧，难道生活不是一个微笑？
我向你诉说
带着一首歌
你却并不倾听
你的眼睛像一个花瓶
盛着神圣的沉默哦
快来吧，难道生活不是一首歌？
我向你诉说
带着我的灵魂
可你并不惊奇
你的脸像一个梦
被锁在白色的芬芳里哦
快来吧，难道生活不是爱情？
我向你诉说
带着一把剑
可你依然沉默
你的乳房像一个坟墓
比花儿还要柔软哦
快来吧，难道爱情不是死亡？
也许不会总是这样；我说
也许不会总是这样；我说
如果你的双唇，我深爱过的双唇，竟然
碰上了另一个人的唇，你那可爱有力的手指
紧紧攥住他的心，而我的心还不曾远离；
如果你甜美的秀发散落在他的脸上
以我熟悉的那种沉静，或把那些
缠绵动人的话，说了一遍遍，
仿佛你无助地站在灵魂的绝境；
如果万一是这样，我说如果万一是这样
我心上的人啊，请你给我只言片语；
好让我能走到他的面前，拉起他的双手
对他说，请从我这儿接过所有的幸福。
然后我将背过脸去，听见一只鸟儿
远远地在那迷失的国度嘶声歌唱。
在水仙花的时间
在水仙花的时间（它知道
活着的目的就是生长）
忘记为什么，记住怎么样
在丁香的时间，它宣布
清醒的目的就是为了做梦，
记住如此（忘记好像）
在玫瑰的时间（它用天堂让
我们的现实惊讶）
忘记如果，记住正是
在所有甜美事物的时间，在
任何头脑的理解之外，
记住寻找（忘记找到）
在一个将来的神秘里
（当时间把我们从时间中解放）
忘了我吧，好把我回忆
当我的心上人来看我
当我的心上人来看我
这有点儿像音乐，更有点儿
像弯曲的色彩（比如橙黄）
衬着沉默，或者黑色……
我心上人的到来散发
一种美妙的气味弥漫我心
你应该明白当我转身发现她时
我最微弱的心跳怎样变得更轻
她全部的美丽是一个钳子
那令人沉静的嘴唇忽然谋杀了我
但她微笑的工具利用了我的尸体
使它忽然之间发光而精确
然后我们成为我和她……
正如那手风琴奏出的乐曲
一阵风吹走了雨吹走了
一阵风吹走了雨吹走了
天空吹走了所有的树叶
只有树还站立 我想我也一样对
秋天了解得太久
（你想说什么
风 风 风——你可曾爱过谁
你心里可有什么地方的花瓣
采摘自喑哑的夏季？
哦 疯狂的
死亡老爹 来为我们残忍地起舞 让
那最后一片叶子在空气临死的脑袋里
旋转！）让我们看看 正如以往所见
死亡的聚集……一阵风吹走了雨
吹走了树叶吹走了天空
只有树还站立：树还站立 那些树
突然开始了等待 靠着月亮的脸
愿我的心永远对小鸟们敞开
愿我的心永远对小鸟们敞开
它们是生活的秘密
不论它们唱什么歌都比去认识要好
如果人们听不到说明他们老了
愿我的灵魂四处闲逛
饥饿而无畏渴望而敏锐
哪怕星期天我不该这样
无论何时人们如果正确就不再年轻
愿我自己不要干任何有用的事
愿我爱着你比真爱还多几分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傻瓜 不会
用一个微笑把全部的天空盖在身上
我在诗刊社的日子
■ 王 春
1973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在“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停刊的《诗刊》经毛泽东批准复刊，并指定李季同志为该刊主编。李季同志要求我去协助他组织一个让他信得过的班子。我和李季同志原不相识，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他是五连指导员，我是十六连指导员，又是各自连队的支部书记，同属一个大队，常常参加大队党委召开的“斗批改”和落实干部政策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常常不约而同地站在同一战线上向“左”的倾向作斗争，因而相识、相知。虽然我对诗，不论新诗旧诗一概不通，但他仍然坚持调我去协助他工作。在诗刊社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只是党的支委会成员，但参加诗刊社的各项重要决策，并逐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出版行政工作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在诗刊社三年多，经历了许多事情，现将我的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一、《诗刊》的连号问题。《诗刊》创刊于1957年，至1964年底已出至80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协会和所属的刊物统统倒了霉，《诗刊》也不例外，被迫停刊。现在又奉命复刊，《诗刊》是期刊，要编号的，复刊的《诗刊》编号就成了问题，是重新编号呢还是同停刊的期号相连呢？于是在领导成员（主要是李季、葛洛、孟伟哉和我）中进行讨论。共同的认识是停刊前的《诗刊》基本上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没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决定总编号相连，复刊的《诗刊》是停刊的《诗刊》的延续。与《诗刊》同时复刊的还有《人民文学》，他们却是重新编号。这两个刊物由于复刊后的编号不同，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日本某通讯社评论说，《诗刊》不承认文革前执行的是文艺黑线，所以期号相连，而《人民文学》对自己否定得比较彻底，与文革前划清了界限（大意）。这篇评论《参考消息》（分上下午版、装订成册的大参考）作了转载，这无异于给《诗刊》记了一笔黑账，成为“四人帮”决心改造诗刊社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北京市有一位诗歌朗诵的积极分子给姚文元写了个报告，建议以诗歌朗诵会的形式来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姚文元批复同意（还有一些话，我记不得）。这不是以正式中央文件下达的，我是从葛洛同志处看到的，他叫我研究执行。对姚文元的指示诗刊社既不敢不执行又极不情愿。在那个年代歌颂什么呢？生产停顿了，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武斗不止，民不聊生，妻离子散，搞得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歌颂的呢！不得已我们采取扯皮的方式与之周旋以拖时间。不久唐山大地震并且余震不断，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场所举办什么朗诵会。唐山地震给我们抵制姚文元批示找到了既合法又合理的借口，最后不了了之。
三、“四人帮”决心改造诗刊社领导班子。李季同志是有原则的人，不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不撤换就难以贯彻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于是他们动手了。先是派军代表到医院（李季心脏病住院）“动员”李季同志主动辞职，李季同志坚决予以拒绝。出版口对我们在工作岗位上的几个人也采取了行动。一天，通知葛洛、孟伟哉和我到出版口三楼开会。认为诗刊社领导班子存在严重问题，然后宣读我们的罪状，读后命令我们回去向诗刊社全体同志传达，并动员群众揭发我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然后写出检查报告，听候处理。第二天我负责向诗刊社的同志传达出版口负责人对我们的批评，并动员群众揭发我们的错误。揭发会开不下去，几经动员也没人揭发什么问题，相反，为我们辩护的发言倒不少。我们对出版口负责人的批评本来就有抵触，群众也没有揭发，无法写出检查报告。我们也知道不管我们写出什么样的检查都不可能过关，我们在诗刊社的日子不长了。这件事最后怎么结束的，已记不起来了，很有可能是因毛泽东病故，“四人帮”忙于夺取中央大权，哪还顾得上小小的诗刊社。当时李季同志生病，日常工作由葛洛同志主持，他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时刻有大难临头的感觉，曾以组稿为名离京躲一躲风头，幸喜“四人帮”被粉碎，才得回京安心工作。
四、诗歌朗诵会。“四人帮”被粉碎了，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快到了，何不用朗诵会的方式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也是诗刊社全体同志的愿望。大家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朗诵会，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影响非常之大，有的单位要求包场，有外省市的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来取经。演出期间得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全部交通工具。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演出，地点选在能容纳万人的工人体育馆，连演三场。人民群众对演出如此地欢迎，但有的人好像挨了耳光而不高兴了。在体育馆演出的第二天，中午饭后我还未去演出场地，出版口那位领导又来了，进门来劈头就问：“你们举办诗歌朗诵会是经哪里批准的？”我答：“是你们出版口批准的，事先有报告，你应当看到”。“搞这么大的规模是经谁批准的？”“规模大小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无须经什么人批准！”“中央有文件对总理的纪念会只准小型的，这个文件你看到过吗？”“看到过。我们搞的是诗歌朗诵会，用这种形式歌颂总理，声讨‘四人帮’，不是纪念会。”“国务院XXX来了电话对你们这种搞法提出了批评，你们要停下来！”听到这里我十分恼火，大声说：“这办不到，票已经发出去了，我们不能欺骗群众。”他见我态度强硬，说服不了我，态度稍缓地说：“这次就这样了，以后不要再搞了，再搞也不要这么大规模了。”他走了，我也离开办公室。后来，我把这次谈话情况告诉了孟伟哉同志，他赞成我的态度。到李季家向他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后我说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干的，如果追查起来，你就推说有病在家休养，其他一概不知，一切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李季同志拱手致谢，他说我完全赞成你们的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