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4-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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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北边和西边，紧挨着上林湖。大约自公元二OO年至一二OO年（东汉至南宋）的一千年间，上林湖的越窑，是中国青瓷文化的圣地，汇聚着无限的历史精致。据记载，皇家一次就会向这里定制青瓷十四万件，赐赠全国高官。每年多少次？一次次加在一起有多少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里烧制的青瓷还是当时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主要项目，一艘艘沉甸甸的货船小心翼翼地从不远处的明州港（宁波）起锚，驶向日本、高丽、菲律宾、波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以证明越窑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这“千峰”中的第一峰就是吴石岭。它把翠色映在上林湖里，再染遍万千青瓷，使得海内外千年杯盏间全是我家乡的湖山。
垒窑的石块，从吴石岭上采凿，烧窑的树木，从吴石岭上采伐。窑变过程中最重要的烘炭，也在吴石岭下一堆堆地烧制。吴石岭是千年越窑的靠山。
那么，越窑为什么风光了一千年而在南宋末年突然沉寂了呢？几年前我从一位杭州老人口中听到过一种动人的传说。
老人说，本来越窑到宋代因受到各地同行的竞争，势头见弱，但是朝廷遇北方强敌后仓皇南渡，偏安杭州，大建宫苑宅第，对青瓷的需求急剧高涨。越窑离杭州近，一时又兴旺起来。
当时的窑主也姓余，在杭州宫苑豪门间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因上林湖而被人称为“余上林”。余上林由于经常安排供货路线，熟知全国情势，一天在杭州宫苑遇到一个襄阳籍的太监，便随口说了句“襄阳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太监把这话传给一位同乡宫女，宫女又在皇帝宋度宗面前说起，使皇帝大吃一惊，因为当朝权臣贾似道从来没有给他说起过。皇帝一问，贾似道巧言解释了几句，转身便捉拿了那个宫女和太监，最后牵连出窑主余上林，一并杀害。
贾似道祸国殃民，终被谢太后罢官远贬，押解他的是一位会稽县尉，出于义愤在半路把他处决。半年后，元军攻人杭州，南宋灭亡。正当兵临城下之际，一个初春的黑夜，长长一队货运马车来到上林湖畔，押车的一位文官原是余上林的密友，找到余上林的年轻儿子，说车上是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破城之日一定会被付之一炬，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密藏。
余上林的儿子是现在的新窑主，一听宫廷眼冒怒火。那位文官立即告诉他：“贾似道已被处决，你们余家的仇已经报了。现在，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全押在车上。”说着指了指车队。
窑主想了想说：“这么珍贵的书，放在哪家宅子里都危险，只能藏到吴石岭我们开采窑石的一个洞窟里，但是山洞潮气重，要在四周存放大量的石灰和干炭。上岙倒是有一个现成的石灰坑，但那么多干
笑着说。我猜他当时可能也曾动心，是否找一个同乡姑娘成家，可惜乡下姑娘结婚太早，而他又来去不便，两头等不着。
五
由于叔叔，乡村开始演戏。叔叔找来剧本，请村里一个外出过的老人家指划唱腔和动作，由我妈妈带着几个女孩子做戏装。
乡政府正愁农村缺少文娱活动，因此大力支持，先演《碧玉簪》，再演《借红灯》，像模像样，观者如潮。演出地点就在祠堂，点着一盏汽油灯。演员都是本乡女青年，男角色也由她们演，演唱中间还与台下的乡亲打招呼。
多年后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记者问我最早的观剧经历，我说在乡村祠堂，我坐在台上看，睡着了。扮演李秀英的女孩子唱罢“三盖衣”后就把那件衣衫盖在我身上，怕我着凉。盖妥了，她接着喝。
叔叔是我乡戏剧的推动者，他自己住在家里时进进出出也都哼着一种曲调，却不认真，有一句没一句。
我问妈妈：“叔叔在哼什么？”
妈妈说：“《红楼梦》。一本很重要的书。他哼的是越剧《红楼梦》。”
那天叔叔有空，把我招呼过去，问我课外读过什么书。我报了几本，就问他：“我能读《红楼梦》吗？”
他好像吓了一跳，眼睛一亮，然后又摇摇头，说：“别去读。”
“长大了再读吗？”我追问。
“长大了也不读，那书太悲苦。”
六
与女子们相比，乡间男子逊色多了。尽管来来往往的“工作同志”以男性居多，但乡间的男子老实怕事、沉默寡言，认字比姑娘们慢，看戏只知傻笑。更麻烦的是，小伙子里出头露面的大多是那群无赖子，也就是那个恶婆婆雇佣来企图砸船的那些人，游手好闲，说东道西，让人厌烦。
又不知是谁的发明，乡村间在批判恶婆婆后，又发起了整治“懒汉”的运动，实在是切中时弊，又妙趣横生。
七
“懒汉”这个称呼在这里，并不是品德定性，而是一个落后社会的结构性赘余，近似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边缘人物”，只是这个边缘地带十分辽阔。
他们不是不想干活，而是经常找不到活，干两天闲一阵，不像一个勤快人。其实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人物，没有家，住土谷祠，给人家打点短工，没工打的时候更多，喝几口酒，听几句戏，打几回架，偷几个萝卜。以前人们相信“勤能致富”，其实未必。即便在小农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难度也很大。每一项农活都是天时地利循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能够有效掌控整个程序的农人，在整个农村中比例极小。因此，极大多数处于一种被动的“环节性雇佣状态”。
这些人中，有一半人吃苦耐劳，没活找活，干得累死还是一贫如洗；另一半人看明白了，心想既然结果都是一贫如洗还不如不干，何苦从辛苦里绕个弯。
这些人由于长久闲散，倒也见多识广，一有风吹草动必先冲上前去，观望、起哄，直至参与。阿Q就是这样跻身革命却未被准许的。我们乡间土改时期，这些人也站在前面，上上下下都来得，等到浪潮过去，他们又闲下来了，把从地主家分得的“胜利果实”，也一一变卖果腹，生活又很快难以为继。
我发现祖母与这些“懒汉”很谈得来。对于村子里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她会背后夸奖，而对于“懒汉”，却会当面说笑。相比之下，她尊重庄稼人，却喜欢“懒汉”。这里边的原因，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
八
邻村有一个姓周的“懒汉”，比较有名，他还是祖母的表侄儿，绰号“滥料”。
土改时要把地主家的充公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财物已经登记造册，贫苦农民可以按照各家标准选择申请。他事先来问祖母该申请什么，祖母劝他选一些最实用的寒衣和农具。谁知他偏偏选了一把最不实用的红木象牙太师椅，搬进他家的茅茨泥地间，不知如何伺候。后来实在是又冷又饿伺候不下去了，便把它扛到周围的集市去卖，还开出了一个天价，观海卫、逍林、鸣鹤场都去了。这椅子死重，亏他一天天风雨无阻地扛在肩上汗流浃背，游走四方。
但是，那年月大家都在打造一种简朴的新生活，谁会买这种椅子？
有一次我爸爸从上海回乡探亲，在外公家问起那年与妈妈结婚时拜高堂，受拜的外公坐的那张大椅子何在，外公万分谦恭地说：“周同志保管着。”
爸爸觉得奇怪，便问“周同志”是谁，外公说出来的名字爸爸又没有听说过，只得回家问祖母。祖母听了大笑：“什么周同志，滥料啊！”
九
原来外公上街时已经多次见滥料把那张椅子扛来扛去，只是没有作声。这次祖母觉得外公把滥料恭称为“周同志”非常可笑，当作笑话到处说，结果反倒让滥料本人知道红木象牙太师椅是谁家的了，不免大吃一惊。他知道是亲戚关系，连忙扛着椅子到祖母面前道歉。
祖母说：“这椅子你是分来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道什么歉？只是你不听我话，没要两件棉衣，椅子又不能穿。”
滥料回答道：“也能穿，天天背来背去，一身暖和。”
祖母笑了，说：“还是我买下送回去，做个人情吧。你可不能乱喊价。”
滥料夸张地后退两步大叫：“我不可能要这钱，对亲戚不仁不义，今后还怎么号召群众？”他还带着土改时的一些词汇。
祖母趁机舀给他一袋粮食，又数给他一点零用钱，说与椅子无关，是婶婶救济表侄儿。
滥料忙摆手：别说救济，是借贷。
祖母说：“你还讲究这个，要说借贷就要还，不能名不副实。”
滥料说：“那就说帮衬吧。”
祖母笑了，说：“连你也会咬文嚼字！”
说完，祖母又请他帮忙，把椅子搬回外公家。
十
滥料办这等事总是太张扬，摇来晃去怕人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一路说。还没走过河西桥，已经有小孩飞快地去报告外公了。
外公闻讯后堵住门，等滥料到了就说：如果再坐这椅子，这几年就算白“改造”了。
滥料没法，只得再扛回余家，报告祖母。
祖母听了有点生气，说外公“怎么进步得有点矫情了”。
妈妈在一旁说：“他倒不是矫情，是怕坐上这椅子想起以前虚有其表的日子。”
祖母一想，这事本该多问问我妈妈，现在卡住了，还是让妈妈处置为妥，因为只有她能体谅两头。
祖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妈妈。
妈妈想了想，说：“村里演戏正缺一把太师椅，做道具。”
从此，每当戏演到一半，总会有人到台口眯缝着眼睛大叫滥料，要他赶快上台来扛椅子、换布景。那椅子实在太重，赖在他身上了。
十一
第二个著名“懒汉”住在我家对门的两间石屋里，叫方子。
清清瘦瘦，说话不多，在村子里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户口登记，登记员照往常习惯写了他的名字方子，他看了骄傲地冷笑一下，说：“不对，是石肪的舫，迟暮的迟，肪迟。”登记员不明白什么是“石舫”，什么是“迟暮”，他又冷笑一下，说：“递笔来，我自己写。”
他是外出回来的。到过哪里，做过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在我印象中，他平日只做两件事，一是拉二胡，二是与我们学校的老师作对。我们有时追着他的琴声过去，他一见便停，问今天学校里老师又讲了什么课，我们稍稍回答，他便开始笑骂老师处处不通。他说，好多字是前人搞错了的，不用学得太认真。例如那个“矮”字，一个人戴着帽子蹲着脚在射箭，“矢”就是箭，那么这个字就应该是射；而“射”呢，寸身为矮，正好对调。
听他这么说我就佩服起来，他则叹一口气，苦笑一下，拿起二胡又拉了起来，声调十分凄凉。
祖母背后说他，年纪轻轻不干事，就靠老母亲纺纱织布养活。妈妈说，田头的活他看不上，他看上的事，人家看不上他。
十二
有一天深夜，两个村庄的孩子们准备一决高下，叫“打大阵”。早已花了几天时间做弓箭，箭是偷家里的筷子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