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的五百次回眸-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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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带……
同学们坐享其成,却全然不体谅我的苦衷。轮到我要还书了,她们就耍赖,说还没看完呢。我紧着催她们,她们就说,谁能跟你似的,看得那么快啊,要不这样吧,书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内一所古老的校舍里,每逢夜深人静,在一间住着八个女孩的房间里,就会传出我转述名著的声音。中外文学大师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笼罩着我们,伴我们走进悠远的梦乡。为了给同学们讲得不露破绽,我读原著的时候就格外的认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位现已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她至今记着我给她讲过的《笑面人》,而且拒绝看雨果的原著。她说,毕淑敏在那个夏夜所讲的笑面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面人,我再没听过比这更好的故事了。
对这个评价,我淡然一笑。知道这是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女时代。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十几滴水吧,在指甲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做“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有几万叫这个名字的吧。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许久之后军邮车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篇诗确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就是稿费了。我用那个本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啊,里面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所写。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我。
他这才告诉我,是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的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篇……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总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那大概是一九七一年的事吧。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一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进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
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的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锲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t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之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的医生之意),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
我为一个二十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
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磁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战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的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燥的翅果。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土层中,该有一小块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一九八○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对一个三十岁的女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但是,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揣了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
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地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当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好医生。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大专的文凭了吗?这是图的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的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