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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1950罗素:幸福之路-第4部分

小说: 1950罗素:幸福之路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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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我不谎称最高形式的爱情是普遍的,但我可以肯定,最高形式的爱所揭示的价值一定还未为人知晓,怀疑论也并未触及这一价值,虽然那些怀疑论者无此能力,但他们却错误地把自己的无能归之于怀疑主义。 

    喜爱是永恒的火焰, 
    在心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意,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对于悲剧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阵尔王》要逊色得多,对此我完全同意。“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将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创作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念,他对人类情感重要性的意识,他对人类生活的广阔性的洞察——这一切没有也不会存在于易卜生那儿,因为它们即使在地的同时代人那儿没有也不可能存在。随着世纪的交替,神低、人类和自然都令人莫名其妙地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念促使我们寻找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类的平庸通过某一过程加到了我们头上,正是这同一过程,导致了我们的想像力据以证明自身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毫无疑问,旧式的专以描写五公贵族及其悲哀的悲剧不再适合于我们的时代了。当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无名之辈的悲哀时,效果当然就不一样了。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再把某些个人看作伟人,似乎只有他们才拥有悲剧激情,其他所有的人则只勤劳苦作,以便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莎士比亚说过: 

    乞丐死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王之死,苍天也为之感念。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这种观点即使不完全被人信崇,至少表白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为莎士比亚本人从心底里认 
  同的看法。因此诗人辛纳之死的喜剧性的,而凯撒、布鲁国和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性的。对我们来说,个体之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中,而且深入了我们的信念之中的观念。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不是与个人、而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以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比得上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但是我确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造的、实际的,它关注英雄行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的心灵”。由于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人抛弃;但又不能代之以平庸之物,因而像《大众与人》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要写悲剧,作者必须有悲剧的情怀。要有悲剧的情怀,他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得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去体验。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不断地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悲惨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悲惨世界乃是基于这一事实,即面对新的刺激,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去感知旧的情感。刺激当然存在,但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没有重要的接触,而人的情感要想有一种严肃的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感得以产生的话,这种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但又迷们困惑、无所适从的年轻人,我的告诫是:“放弃创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一字不写。走进大千世界;去做一个海盗、一个 
  波罗之王、一个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去找到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让基本的体力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并非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所诊断出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实践课程。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位以前的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不管他如何努力遏制自己,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这时,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




第三章 竞争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或是一个英国商人,在他的生活中,什么是对快乐的最大的妨碍?他会说:“生存竞争。”他这话是肺腑之言,他相信确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这话是对的;但从另一层意义、而且是更重要的意义上来看,事情未必这样。当然,生存竞争是确实存在的。如果我们是不幸的,我们就得去为生存而斗争。例如,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人公福尔克就得如此。在一艘被遗弃的船上,他是仅存的两个拥有武器的人之一;除了对方,已经别无泄物聊以弃饥了。当这两人吃完了原先一起分享的最后一点食物后,一场真正的生存斗争开始了。福尔克赢了,但是从此以后,他却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这并不是商人们所声称的“生存竞争”。这一词语对于商人来说,只不过是他们用以赋予实质上琐碎的事以重要性,随手拈来的不精确的表述c试问一下,他们这一生活阶层的人中,有几个是死于饥饿的?再试问一下,在他的朋友破产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明白,一个破产商人,在物质享受方面,比起一个从来还设富裕到有可能破产的人来,条件要好得多。所以,人们平常说的生存竞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竞争。他们在竞争中感到可怕的,不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能否吃到早饭,而是他们将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令人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很少认识到,他们并没有处于一架无法摆脱的机器的支配下,而是处于一架踏车上;他们没有注意到是踏车未能把他们送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所以依然处于原来的位置。当然,我这里所指的实际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大商人,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依赖这些收入生活下去。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不光彩的,就像面对敌人临阵退却。如果你;司起他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何种公益事业时,他们在对紧张生活中那些广告的陈词滥调寻思苦索一番之后,依然哑口无言。 
  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吧。我们假定,他有一套华丽的住宅。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可爱的孩子们。清晨,当所有的家人尚在梦中,他一觉醒来,急急忙忙地赶往办公室。那儿他的职责就是展示自己作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才干;他下颚紧绷,说话明快果断,旨在给除公务员以外的每个人留下一幅精明强干。谨慎持重的印象。他口授信函,和许多要人通话联系,研究市场行情,然后与某位正在或试图与他办交易的人共进午餐。下午,一样的事情继续进行。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又赶着换好衣装去赴晚宴。餐桌上,他和另一些同样疲劳的男士还得在女宾面前装作快活高兴的样子,而这些女宾还丝毫没有倦意。谁也说不准还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忙人才能摆脱这种场面。直到最后,他才得以入睡,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几个小时。 
  这些人的工作日就像是一场百米赛跑,但是这场赛跑的唯一目标却是坟墓。那种适合于百米赛跑的全神贯注,在这儿最终达到了极点。他对自己的儿女有什么了解?平时地呆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则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他对妻子了解多少?当他清晨离开她时,她仍在睡梦中,整个晚上,他和妻子出席社交活动,这种场合里是不可能进行亲密交谈的。他在男人中也许没有一个真实可信的朋友,尽管他可能会有许多故作亲密的朋友。春华秋实,他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足迹遍布许多国家,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倦怠之情。对他来说,书籍毫无用处,音乐是故弄玄虚。时光花等,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全副心思专注到生意事业上,业余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在欧洲,我见过一个这种类型的中年美国佬,他正和妻子女儿一起旅行。显然是妻儿们劝这个可怜虫该度个假期了,该让女儿们有个机会来看看欧洲。母亲和女儿们兴奋地围着他,向他指点每一处令人惊奇有趣的景象。这位一家之长呢,则显得疲惫不堪、心绪烦乱。此时此刻还在担心办公室里业务进展如何,棒球场上比赛情况怎样。最后他的一家子女人们全对他失去了希望,认为男人们全是跳力斯人。她们从未想过,他正是她们的贪欲的牺牲品;确切地说,在一个欧洲旁观者眼里,他实在同殉夫自焚的寡妇不相上下。或许十有八九,这个寡妇为了贞法、名誉和教规律令,是自愿自焚献身的。商人的天命和荣誉感促使他去挣更多的钱;因此,像印度寡妇一样,他是非常惬意去接受痛苦折磨的。如果这个美国商人要想使自己幸福,首先他得改变自己的信念。只要他在追求成功的同时,还完全相信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否则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然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焦躁不安,他就不可能得到幸福。以投资为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率百分之八的风险投资,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资。结果是,金钱不断地丧失,人则为之担忧烦恼不已。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现代人,他们希望得到的则是再多的用以炫耀自己的金钱,以便胜过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们。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所有的势利意识,较之那些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而且尽管金钱本身很难使人声名显赫,但要达到声名显赫,没有金钱也不行。再者,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商水平的尺度。大款一定是个聪明人,反之,穷光蛋就肯定不怎么聪明,没有人愿意被人看成傻瓜,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一个人便会像年轻人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我认为应该承认,破产所带来的真正的,虽则是非理性的恐惧感常常会进入商人的焦虑意识里。阿诺德·贝奈特笔下的克莱汉格,无论他变得多么富有,却总在担心自己会死在工场里。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在童年时饱受贫穷折磨的人,常常为一种担心自己的孩子遭受同样的命运的恐惧所困扰;他们还常常产生这种想法,即很难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在创业者一代中,这种恐惧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从来不知一贫如洗为何物的人来说,则很可能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怎样,他们只是问题中一个较小的例外而已。 
  问题的根子在于,人们过分地强调竞争的成功,以至于把它变成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认,成功意识更容易使人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在整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一定的意义上,金钱能大大地助于增进幸福;而一旦超出这种意义,事情就不一样了。总之,我坚信,成功只能是幸福的构成因素之一,如果不惜以牺牲所有其他一切因素以得到它,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流行于商界的那种生活哲学。客观地讲,在欧洲,仍然存在着一些享有崇高声誉的职业。在有些国家,贵族阶层依然存在。在欧洲,除了少数几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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