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政治”，应该比较热闹，而对于“解释学与解构论”这个课题并未形成更深入的探讨。
关于伽氏—德氏巴黎论战，有多个国家的各路哲学家进行了评论（英文版收集了有关评论文章共计15篇）。主流的意见大抵是：这是一场“不可能的对话”。我们在此只能选译两篇文章，一是英文版《对话与解构》一书的编者米歇尔菲尔德（Diane P．Michelfelder） 和帕尔默 （Richard E，Palmer）为该书撰写的“导论”，其中对“伽氏—德氏之争”以及学界代表性观点作了一番简明扼要的介绍；二是德国波恩大学哲学教授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的“求理解的善良意志与强力意志——评一次‘不可能的争论”’一文。它们与上述伽达默尔的三篇后续文章一起，构成本书第二部分，我们立题为“不可能的对话？”
作为战后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大主流思潮，解释学与解构论有着许多共性，特别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体认，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主体主义的批判上，两者是有一致之处的。按照德国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的总结，解释学与解构论之间有五个重要的“共同因素”：一是作为一种理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二是“贯穿于现代思想的危机批判”；三是对一种“绝对精神”或无时间性的自我在场的拒绝以及一种对有限性的确认；四是两者都回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诊断及其终结这一论题上；五是两者都强调审美现象的原初意义，特别是文学与文艺批评。
于是我们要问：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为什么人们还能把伽达默尔—德里达的这次巴黎对话称为“不可能的对话”？
实际上，如果把伽达默尔的理解要求彻底化，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求理解的善良意志是自然的。人只要加入对话，为的就是理解和被理解。你德里达既然与我坐在一起了，而且也参与了讨论，而且也向我提出了问题，回应了我的演讲，当然就已经服从了求理解的善良意志。对话中理解的善意与被理解的愿望本身就构成了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在两人的辩论中，伽达默尔总是以“善良意志”勾引着德里达，偏偏这位德里达是一个“刺青”，不领伽达默尔的情，时刻保持着一个解构论者的警觉。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与德里达的解构警觉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
看起来，伽达默尔的辩证法式的“狡猾”可能是有一点点讨厌：喏，你只要和我坐在一起，哪怕是一声不吭，跟我翻着白眼，也已经落入我的“善良意志”的同一性圈套中了！不过，正是这样一种稀松平常的诘难触着了德里达解构论的一大“软肋”：主张非同一性和差异化的解构论如何反身面对自己，如何要求自己的主张？非同一性的诉求本身是不是一种要求理解和认同的同一性诉求？伽达默尔不无刻薄地指出：德里达对自己“不公”。
事情的关键在于同一性形而上学及其批判。因此两人的讨论势必演变成一场哲学史的论辩。伽达默尔认为他与德里达都是以海德格尔思想为出发点的，并且把自己和德里达称为“海德格尔原创思想的两个完全独立的发展者”。德里达大概也会同意这个说法。德里达在会上的专题报告显然也是有备而来，题日：“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
战后欧洲大陆哲学各路向可以说都带上了海德格尔的“签名”。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知识界获得了某种激进化的推进和发扬，而在其本土德国则似乎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美国哲学家约翰，卡普托（John D．Caputo）认为，德里达的解构论构成“海德格尔主义”的“左翼”，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成为“海德格尔主义”的“右翼”（参看《对话与解构》，第258页以下）。这个意见虽然过于简单化，也容易被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说伽达默尔强化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向心”方面，那么，德里达则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的“离心”方面。
伽达默尔自以为得了海德格尔的真传，而且特别强调自己是以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为主要背景的。这话似乎不可全信。无论就思想高度还是就课题范围来看，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话解释学、辩证解释学）未能超越前期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充其量还是对后者的一种内在化拓展，也就是说，伽达默尔并未真正跟随海德格尔实施思想的“转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伽达默尔“延续了海德格尔解释学的中断”（中文研究可参看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人者的记录》，1992年，第118页）。
德里达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观点或明或暗地承继着海德格尔。他的基本词语，诸如“解构”、“涂抹”、“踪迹”、“分延”、“游戏”等，多半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发挥出来的。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mction）一说就是对海德格尔的“解析”（Destruktion）思想的一个发展。海德格尔在前期哲学中提出了对传统存在学（本体论）进行“现象学的解析”的任务，其目的却是积极的，是要标明存在学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即“标明存在学传统的限度”（《存在与时间》，第23页）。尽管海德格尔后来也讲“克服”和“经受”形而上学，但他讲的“克服”（aberwinden）或者“经受”（Verwinden）也不是纯粹消极的、否定性的，而倒是一种“原始的居有”。
与海德格尔的“解析”、“克服”或“经受”相比较，德里达的“解构”似乎更为激进、更带有“暴力”性质。在德里达那里，所谓“解构”首先是一种“策略”，意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等级制度，摧毁“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虽然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多有承继，但他仍指责后者在形而上学批判上的不彻底性。在德里达看来，不仅前期海德格尔以“此在”为中心的“基础存在学”奠基，而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等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都仍然是“一种对人的本质和尊严的重估或重获”。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存在的真理之思，虽则名义上是对人道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但依然脱不了是一种“人之思”（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第128页）。德里达还以“声音中心主义”来攻击海德格尔，认为后者的语言观仍然是强调“说”（声音）而贬抑“写”的。尤其是，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所思的“亲密的区分”和“二重性”的“本有”（Ereignis）都还有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具有本源意义的“终极能指”的危险，而他自己的“分延”（difference）则是“非完满的、非单一的，有结构的和区分化的差异之源。因此‘本源’这个名字就不再适合于它了”（《哲学的边缘》，第11页）。
德里达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解构论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本分歧也在于形而上学批判，而就形而上学批判来说，焦点恰恰在于尼采和海德格尔，更具体地讲，在于海德格尔在战乱中集十年之功形成的尼采阐释。正因为这样，德里达才把自己的报告题目设定为“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该报告表面看来犹如空穴来风，与会议主题毫不相干，实则不然。温柔敦厚的伽达默尔屡屡声明，他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持毫无保留的信服态度，与之相反，德里达则认为这种阐释是大成问题的。德里达的思路可谓清清楚楚，直击两点：“名字”（专名）与“整体性”。
德里达认为，虽然海德格尔试图摆脱人们对尼采的心理学—传记式的误读，但他坚持尼采哲学的系统性，为尼采加上了一个人名的统一性，努力把“尼采这个名字或者‘谁是尼采？’的问题还原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其实就是还原为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极顶上的一种边界境况的惟一性”。德里达这个责难尖锐有力。这个尼采，这个惟一的尼采“专名”，被海德格尔树立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完成（终结）点上，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在德里达看来，尼采实在要比海德格尔更具解构性，更不形而上学。德里达问：“难道尼采不是除基尔凯郭尔之外少数几位把自己的名字多重化，并且玩弄签名、身份和面具的大思想家中的一员吗？难道他不是那个多次、并且以多名来命名自己的人吗？”（参看《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68…72页）。非形而上学的尼采不是单数的“尼采”（Niet…zsche），而是复数的“尼采们”（Nietzsches）。
进一步，德里达关于“整体性”问题的讨论触及到了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乃至于海德格尔在《尼采》书中阐发出来的整个形而上学观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本质”（Essentia）与“实存”（Existentia）是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本质”回答的是存在者整体的“什么”问题，“实存”回答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如何”（实存方式）问题。而“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是尼采提供出来的关于“本质”和“实存”的形而上学规定。德里达分析了海德格尔引用过的两段尼采原文，表明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并不像海德格尔所主张的那样，是关于“存在者整体”之实存方式的规定。由此，德里达得出结论：海德格尔“把尼采摘成一个形而上学家，哪怕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也许就过于匆忙了”（《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76页）。
这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的基本指控。但令人遗憾的是，德里达在这一点上语焉不详，未能展开充分有效的论证。我们在此似乎同样也可以指责一下德里达：仅凭两个引文的简短讨论就否定海德格尔的尼采观，是不是也过于草率了？
德里达在整个报告中对伽达默尔未提一字。虽然如上所述，德里达的论题还是切中要害的（实际上对伽达默尔哲学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但在场面上，他的报告仍让人觉得他无视伽达默尔这位在场者的在场。这种姿态上的不周到大约会使伽达默尔感到难堪。伽达默尔在会后干脆就抱怨说这是一次“非对话”，因为在他看来，对话需要有同一种语言，而德里达操的是一种“解构语言”，总是不着边际、无中生有、声东击西。
不过，稍事冷静以后，伽达默尔仍旧忘不了贯彻他的“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仍旧设下了一个“同一性圈套”——几年后，他大度地向德里达发出热情的邀请：“那个让我关心解构论的人，那个固执于差异的人，他站在会话的开端处，而不是在会话的终点”（《对话与解构》，英文版，第113页）。
无论如何，这话中听。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德里达等著，孙周兴、孙善春编译，收入《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第一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2．00元）
关注经典著作的发表时间
■ 郑异凡
有一部电视理论片要我在片中讲一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问题并不大，我答应了。但开拍的时候，却要我讲列宁这部著作对十月革命所起的影响，说它从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云云。这就使我作难了。《国家与革命》当然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