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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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就是人工的鸟，也称纸鸢。她载着人类的梦想，飞翔在天空中。只要人类的梦想不灭，负载童心的风筝就永远会飘扬在天空中。然而问题在于，“放风筝”之放，究竟是放，还是不放，颇堪玩味。放风筝的时候，看得见的手是不肯放掉牵制之线的；而不放风筝的时候，牵制之线就不再收紧，而且连那只手也成了看不见的手。对于风，也可作如是观。我们究竟应该把自由的风握在手中，使风变得不自由；还是应该听任风的自由吹拂，不要给风缠上束缚的金丝线？
西人不解风情，把最为虚无缥缈的风也归于实用，故荷兰人以风车推磨，有史以来的头号愣头青堂吉诃德则大战风车。苏格兰人稍解风情，故一来男人好著裙，二来一有空闲即大吹风笛——最有趣的是，他们打起仗来，也并非以猎猎战旗行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或许是担心旗子为风摇动而动摇军心吧，于是他们走在最前列的竟然是风笛手。美国人最是俗物，故惟一留心的是龙卷风，不是为了实用，也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科学研究。但科学研究虽然无趣，却非常有用。帆船和飞机，就是人类利用风力的科学杰作。人类本是陆行动物，但借着风力，人类驰骋在大海上；又借着风力，人类飞到了天空中，甚至飞出了太阳系。
旧籍书订新录
■ 元 尚
藏旧书是可以订正、补订新书的，今日始信。手里有一本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颜惠庆自传》，2003年3月出版，可算是很新的书了。手里还有一本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08年出版，可以算是旧籍了。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新书的可订可补之处，还是有的。
现代读者对颜惠庆或许很陌生，但在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上，颜惠庆则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
我读书不大愿意跟着书界的时尚走，流行的书有时反而不看。这回不同，先是上海出了《颜惠庆日记》，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颜惠庆自传》的中译本。颜惠庆好像又成了一个热点，在中国近代史的记忆体中失踪了几十年以后，又被找了回来。我在没有见到这两本书之前就知道颜惠庆这个人，因为他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寒舍藏有三个版本。一个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再版本，一个是1925年的小字本，再一个是1935年7月的缩印本第二版。三本书的前面都有严复的手书序文。序文的前后严复共用了四枚印章。可见严复是很看重这部书的。严复在序中极其称道颜惠庆主编的这部辞典“搜集侈富，无美不收”，“较旧作犹海视河”，不仅如此，这部书“图画精详、 译审慎”。《英华大辞典》1908年春初版，接着在秋天就又出了的第二版，可见当时人们对于这部书的需求。
这回看《颜惠庆自传》，就在其“中译本前言”中发现一个不该错的地方：“他主持编辑了《英华大辞典》，严复为该书作序，于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见《颜惠庆自传》中译本前言第4页）初以为是自己的记忆有错，后来找出了《英华大辞典》，书的内封页的下端明明写着1908，怎么会是1907呢。《英华大辞典》和《颜惠庆自传》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读到自传的第54页才明白了，原来还是应该以商务印书馆印在《英华大辞典》上的1908年为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颜惠庆自传》中说，1906年作者在北京时约了十几位助手，编辑《英华大辞典》，“历时两年”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7年之说不知缘何而来。
我说旧籍可以订新，这可为一例。有时候旧籍还可以给新书做些补订的工作。《颜惠庆自传》的副标题是“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看副标题就知道此书侧重于仕途经历，而略于文化。关于《英华大辞典》的编辑过程，自传中讲的极其简略，仅仅用了八行文字。我本来是想通过它来补充了解那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大型英华辞典的编纂情况，结果却是要用《英华大辞典》来补充作者的自传了。
大辞典是应“商务印书馆主人之请”开始编辑的，一开始是韦氏大词典做底稿，仅仅译了几页，编者们就觉得“失计”，因为韦氏大词典本来就是一部大部头，如果再加上一些其他内容，势必造成“非数巨册万页”不能成其事。这样一来，成本就非得“数十万金”，而书成之后，“非出百金”不能得其书。这样贵的书是不能嘉惠学林的。接下来的编辑工作“采用纳托尔的《英语大词典》做范本，同时经常参考韦氏大词典和其他大型英语工具书，直到完成此书。而所用参考之书“不下数十百种”。可见颜惠庆和他的助手们用功之勤。
这是旧籍可以补充新书内容的一个例子。旧籍的可爱之处往往就在于此。
2003年7月12日下午在国家图书馆（分馆）举行的北京万隆春季大拍是“非典”之后北京首场古籍拍卖会，最为抢眼的拍晶是明崇祯刻本《金瓶梅》插图，镌刻至精，应有图二百幅，现存图一百九十八幅，仅缺一页，基本完整，是难得的珍贵明代版画精品。此书有一段离奇的故事，藏书界流传至今：
抗战前，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常去山西各县购书．，那里是小说、戏曲等旧书的流散地。自清代以来，山西各县商人多经营钱庄行业，富甲一方，购书多精品，且常有禁书密藏。但其后败落，子弟也不知重视古籍，时有廉价售出者。北京古旧书行业不断去访求，常有重大收获。1931年左右，琉璃厂书商张修德，以5元购得明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一部，共一百回（全），原题明兰陵笑笑生撰，清初即被查禁，不见诸家著录，实为海内外孤本。后以500元转售琉璃厂文友堂。文友堂得此书后，轰动了文化界，“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徐森玉先生闻讯捷足先登，而该店主人将书隐藏，并编造谎言，诡称书主已将原书索回，并谈及此书曾摄影两张，以代书样，实售二千银元，而且要求先付款，后取书。当时“北平图书馆”购书费不足，文友堂又由于一向同日本文化奸盗有来往，遇有善本便以高价售给日本人，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后北京进步学生以“爱国锄奸”的名义书写字条贴在一枚炸弹上，置于该店门首，以示警告。该店主人畏祸，经过再三磋商，终于以1800银元高价谈妥。
“北平图书馆”虽是政府单位，却筹款困难。袁同礼、徐森玉、赵万里诸先生私人集资购入，并以“古佚小说刊行社”的名义将它原色原大影印出来，同时配以明崇祯刻本《金瓶梅》插图二百幅，每部定价一百大洋，以所得利润补偿书价。当时鲁迅先生在上海也义购一部，文化界传为美谈。不久，琉璃厂“富晋书社”店主王富晋为了谋利；暗将此书盗印，被“北平图书馆”察觉，该馆为维护版权利益而对簿公堂。经判决予以处罚，并将“富晋书社”封门停业数日。此段文坛公案曾见诸报端，明崇祯刻本《金瓶梅》版画因祸得福，一跃而成为孤本《金瓶梅词话》的标准插图本。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此书不但可以供专家、教授看，也可以让一些高级干部包括军队干部看，开开眼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到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立即布署影印工作，并以“古籍刊行社”名义，在上海用珂罗版影印2000部，所依据的底本就是1931年“古佚小说刊行社”线装插图本《金瓶梅词话》。再则，1957年该书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手续特别复杂，购者要有三个条件：年满45岁；已婚；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专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身份。《金瓶梅词话》及其版画插图再次披上神秘面纱。
本次上拍的就是此本。最终来自欧、美的两位“中国通”以5．5万元豪夺。藏友惊叹“无钱回天”。本场两位“高鼻子”共购得25件中国历代木刻版画，拍场挥金数十万元。足见木刻版画极具国际市场投资价值。
《红楼梦》几易其稿期间，各种手抄本、批跋本就流传开来。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曾在沈阳“盛京将军”晋昌手下任幕僚、在沈阳萃生书院任教的程伟元任满回京后，“竭力搜罗”补成《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由北京萃文书屋木活字排印出版，成为第一部《红楼梦》印本。因书中有程伟元序，故称为“程本”，即“程甲本”，80回后又续40回，共120回。《红楼梦》程甲本，被学术权威认定为存世最早的《红楼梦》初印本。《红楼梦》程甲本成书后不久，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程伟元、高鹗再次排印木活字本《红楼梦》，并在书前加上高鹗的“引言”，史称“程乙本”。
“程甲本”比“程乙本”只早印了70天，而“程甲本”1570页中，“程乙本”做了改动的竟有1515页之多，据统计，“程乙本”比“程甲本”增删字数多达21506字，其中前八十回就增删15537字。这样，“程乙本”与曹雪芹原著的距离越来越远，也为“红学”埋下了两百年的“篡改冤案”。而“程甲本”就成为民间坊刻“高鹗续120回本”《红楼梦》的祖本。但“程甲本”是程伟元等人个人出资排印发行，且木活字印书数量极为有限，故程甲本传世极少。程甲本为最接近曹雪芹原著风格的印本。全国仅有三部半“程甲本”传世，其中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早年私人捐赠本；1963年前后，北京中国书店从私人手中收购到一部《红楼梦》“程甲本”，120回、24册全，红学界奔走相告，传为美谈，国家有关部委通报表彰，新闻长篇累牍渲染，足见珍视。此本后归社科院文学所。民间只少量残本存世，且珍爱备至，藏界视为风毛麟角。
著名红学大家俞平伯先生收藏《红楼梦》“程甲本”六册（含第一册），内有版画二十四幅，为藏书家郑振铎先生赠物。在俞平伯先生“红学”专著中曾反复提及，藏书界羡慕不已。“文革”中被康生指派红卫兵抄家窃得，据传到手后于“国子监”孔庙大殿中连夜“捧读”，竟至大衣被炉火烤着。康生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钤盖私人藏书印记于《红楼梦》“程甲本”首册内页。此书“文革”后归还俞平伯先生。1985年，俞先生八十七岁时重观该书，慨叹并作题记云：
红楼梦最初只有抄本八十回，后
有二十回。清乾隆时，程伟元始以活字
排印，其第一次，今称“程甲”，为是书
最早的刊本。是为程甲残本，凡六册，
存首三十回，原有周氏家藏印，不知何
人。于五十年代余治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