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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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对中国古代算法的教育价值进行了挖掘、整理和提升，对指导当前的数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与数学机械化》，傅海伦著，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16．00元）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
■ 严兆军
央视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估计要算库哈斯设计的新址方案了，这个位于北京CBD核心区的Z型巨大拱门在视觉上极其震撼，让人无法回避且印象深刻。但真正决定央视在中国传媒老大哥地位的显然不是这个将来的辉煌外表，而是在电视领域里拥有的最为强大的实力和团队。这个团队最为人所知的应该是那些天天见的名嘴们，而观众对于电视的了解也多半是和主持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电视上的名嘴要是出一本书什么的基本都会热卖，比如近期的陈鲁豫，较早的崔永元、敬一丹等等。但新鲜光亮的主持们只是电视这个巨大冰山的水上一角，幕后的策划和制片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才是藏于水下的依托。孙玉胜先生显然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他现在是央视的副总编辑，曾经创办了“东方时空”等一系列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类电视节目。
《十年》是孙玉胜说自己电视生涯的一本书。他是1984年被分配到央视的，当时的感觉是来错了地方，不过在之后的十年里一直为了理想做着准备，所以下一个十年才能磨出一把真正锋利的剑来：从他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节目以来，央视的新闻之剑是越来越锐，从早间的“焦点时刻”到晚间的“焦点访谈”，后来的“新闻调查”和“面对面”，当然还有“实话实说”。因为不是名嘴，所以孙玉胜的日常起居和幸福生活应该没有什么读者会去关心，而作者也没有写那些侮辱大家智力的文字，《十年》是一个人在与大家分享自己对于电视的思考，并能够由此引起每一位有心的读者去了解电视本身的规律。书如其名，孙玉胜写了实实在在的十个年头（1993~2002），在他看来，这十年时间可以看作是电视改革的整整一轮；而前一轮的电视改革则是此前的十年，以1983年的“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四级办电视的举措为标志；2003年5月央视新闻频道的开播显然是新一轮电视改革开始的标志之一。
1993年的5月1日，“东方时空”正式开播。央视选择早间这个未开垦的处女地来做实验，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规避风险，谁会看早上的节目呢？但一年之后，这个节目取得了当初无法想象的成功，无论是节目的品质还是广告收入都令人刮目相看。一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看电视的习惯，但也许孙玉胜说的更贴切，是“东方时空”改变了电视说话的语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了，观众觉得亲切。其中成功的节目形态也迅速转移到了晚间，也就是1994年开始进驻晚间黄金时间的“焦点访谈”。1996年，“实话实说”登场，中国电视没有谈话节目的空白得到了填补，但这个节目播出不久因为一次“事故”停播了，孙玉胜的反思集中在了对于谈话节目风险的规避上面。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教训，“新闻调查”顺利地走上了成长之路。1997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香港的回归，对于要进行现场直播的央视来说，香江留给孙玉胜们更多的是遗憾，但对于这些遗憾的反思促成了澳门回归现场直播的巨大成功。在直播的问题上，孙玉胜的最大体会是：首先要锁定主体，明确要表现的是什么；其次是把握瞬间的变化；最后就是充分地了解前方记者的特点，达到和演播室的协调。1998年央视对一系列突发事件的成功报道得益于态度的转变，对于可以发的一定要尽快、权威地发布，而不是等到无法隐藏的时候才报道，这样丧失的不光是主动权，更是权威性。在200l的“时空改版”这一章，孙玉胜回顾了“东方时空”的三次改版，有一些栏目的割舍，也有新的栏目的诞生，最后一次的成果就是“时空连线”和“面对面”。接着的2002年“现在播报”出炉，今年新闻频道诞生。在孙玉胜的笔下，央视的十年新闻改革就是在实践中一步步的反思才能够走到今天。
《十年》的一半章节并不是纯粹的沿着节目的线索在走，而是孙玉胜本人对于电视和对这种媒体的规律的一些认识。他将电视定位为家用媒体、技术媒体、主持人媒体和制片人媒体，而对于电视本身在过程中体现悬念的规律，以及近看和远看的一些区别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于近期正在试点的付费电视和频道专业化问题，他在几年前就有着清楚的认识。在评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争论上，他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电视的新闻性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失落的底线；而线人这个和媒体有特殊关系的群体在孙玉胜的眼里已渐渐远去了；对于电视的未来，也许通过直播才可以看得到。
孙玉胜们十年磨了一剑，而《十年》对于那些希望自己有机会继续这个行动的人们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经验之谈。这是一本用以思考的书，它也许可以改变阅读者。就像小宝在一篇书评里说的“东方时空”将中国电视的智力年龄拉高了四五岁，饭桌上谈起电视不再是特别幼稚的事；《十年》也将中国电视工作者出书的智力水平提高了四五年，看电视工作者的书不再是一件侮辱智力的事。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8月版，29．80元）
成人童话的少儿版
■ 刘勇强
成人童话的少儿版，这话说起来有点饶舌。童话就是童话，如何变作了“成人”的？既然是“成人童话”，又怎么有个“少儿版”？少儿的童话与少儿的“成人童话”还有所区别吗？——这看似饶舌的说法是我在读刚满12岁的少女作家邹琳所写的武侠小说《少年英侠》、《踏莎行》时萦绕于心的。
不知是哪位大师最先把武侠小说称为成人童话的，那意思大概是说它表现了成人的天真的梦想吧。武侠小说搏击风云、笑傲江湖的豪情与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故事确实与人类童年的梦想相沟通。不过，即便是再简单的武侠梦想，终究是与丰富的社会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构思设计也只能是属于成人的，如仗义行侠、快意恩仇、阴谋暗器、报复凶杀之类，都大大超出儿童的经验与心智。更不用说武侠小说还可能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如严家炎先生在《金庸小说论稿》中所指出的金庸小说中所包含的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因此，打开《少年英侠》、《踏莎行》，我首先留意的就是这一点。我想看一下一个儿童在这种模式化很强的小说类型中，如何因袭了成人的眼光，又怎样将其重新演绎为少儿精神乐园。我很担心，一个儿童以成年人的眼光看世界，哪怕是一个幻想的世界，也会变得加倍的滑稽。
我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邹琳显然意识到读者会有这样的疑惑，在《少年英侠》第六章，她描写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居然对感情缘分发了一通议论，然后写道：
这个女孩话中虽然犹带稚气，说
的却是人生至理，听她说话简直不像
一个孩子。那个女孩见他们奇怪，轻轻
笑了起来：“你们觉得我奇怪吗？一点
也不。”
后来，这个女孩又声称：“我性子非常奇特，天生孤僻，喜欢一个人待着。娘说，我很早熟；爹爹说，我对世上的事情看得很透，什么都懂。”这虽然不一定是邹琳的自我写照，但至少表明她有这样一种“什么都懂”的自信。
在具体描写中，邹琳则很机智地将主人公定位于“少年英侠”，其中女性形象又都很突出，从而使自已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笔下的人物心智活动。尽管这些人物的行为、意识仍然不可避免地大大超出作者所具有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她简化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着力表现刻意营造的特定场合下的人物言行，使小说的描写以情韵意境见长，而不是纠缠于故事发展的逻辑力量。事实上，在邹琳的小说中，情节设计固然也因袭了武侠小说的惯有的紧张、曲折，这在《少年英侠》中尤为突出。不过，她笔下紧张、曲折的情节与其说是因果联系十分密切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个精彩纷呈的片断。这些片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充满了异于成人思维习惯的新奇，如《少年英侠》中饶去非送给丁嫣婷的“生日礼物”竟是一个大活人；《踏莎行》中写的“女丐”拒不受连清施舍，而连清偏要让她接受，两人竟为此赛跑起来。这些描写表面看有些不近情理，却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童真心理。另一个特点则是这些片断跳跃性极强，有时甚至似乎缺少充分的连贯性、合理性，但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剪辑与运用，较容易将读者引入特定的情境中，作快节奏的把握，我猜想这种表现方式尤其适合当今所谓读图时代的青少年读者。
因此，在邹琳的小说中，也许我们不该过分专注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复杂情节，而需要认真体会儿童用自己的感受所编织的艺术世界。在这里，最宝贵的是单纯。作为武侠文化基本内涵的江湖气、草莽气以及它们背后的民间自由精神，变得淡薄了，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清纯的感情追求，这无疑为充满险恶的武侠世界涂抹了一层亮色，也增加了一种伤感。而这才是我读邹琳小说最感惊讶的所在。谓予不信，请看两部小说的结尾。在《少年英侠》中，尘埃落定大结局，叙及已不知道是饶去非、丁嫣婷隐居的第几年了，两人感慨：“朋友们在外面闯荡，拚死拚活，而且感情也未必如意，我们却能够一起隐居，不知道有多么快活！可是一想起过去，仍然忍不住地从心里感到累。”那种侠义情怀与摆脱江湖风波的庆幸之间的矛盾以及回首往事的苍凉感，出自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之笔，实在比她能捕捉并刻画男女间微妙的恋爱心理更令我赞叹。《踏莎行》的结尾也是如此，作者精心塑造了一个仙女般完美的葆蕾，却让她如云似雾地消失，全书最后连清和玲珑不停地寻找葆蕾。葆蕾究竟是生还是死，作者写得扑朔迷离。“葆蕾，你——给——我——出——来——！”这呼喊令人忧伤、令人回味，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心扉。它同样使我感佩：处在常人以为少不更事年龄的孩子，如何将对美好事物的珍惜之情，表达得如此富于感染力。
当然，更主要的是邹琳小说中的想象，洋溢着无拘无束的童趣，填补了抽象思维的空间。这一点在《踏莎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品中的少女葆蕾生活在一个仙境般的山中，在那里，她与飞禽走兽为友，小鸟是她的信使，白鹤带她飞翔。你看，当连清与玲珑历经磨难，终于要共结连理之时，却是在举目无亲的山间。正在玲珑倍感忧伤之际，葆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