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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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宗教文化中的德育资源，以改善学校德育
作者用了三个专题的篇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宗教与信仰，信仰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从宗教信仰教育成功的经验中，大胆地提出了“发掘宗教文化中的德育资源对学校德育的改善的十分必要”。
作者在对世界上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理论体系进行了鞭辟人里的分析，揭示了在全世界58亿人口中拥有47亿宗教信徒的这一事实。作者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的科学态度，研究了宗教的局限性以及宗教道德体系中有多少成分可能同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他批判那种一味简单地否定宗教的“偏”和“隔”的做法。在从对宗教的人生关照的研究中，发现其在终极价值关怀上的某些特殊意义。宗教几乎利用了人类文化全部可资利用的成果，具有十分突出的神圣性、精神性和文化性。这正是宗教道德教育深入人心的一大奥秘。在宗教信仰体系中，终极信仰往往能够给信仰者以践行道德的精神依据和神圣体验。因此他大胆提出：发掘宗教文化中的德育资源，来改善学校德育。提出了学校德育与宗教“在如何使道德学习主体获得价值上的信心和道德实践的神圣性等方面机制相同”，“宗教道德教育的文化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的象征的、隐喻的表达方式同直接的道德宣传浑然一体”。学校德育可借鉴宗教德育方式，“应当直、间接德育并举。应当最大限度地使直接德育课程吸收更多的文化成就，具有更大的文化陶冶能力；与此同时最大地开发整体文化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的间接德育时空。”这些观点对改进目前学校德育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研究方法的启示
如何对信仰教育这个巨大的工程进行研究，作者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采取了以点突破，以小见大，以微观宏的策略，精心地选择了牵动本质和全局的理论论点，运用了大量可供借鉴和操作的实际例证，分十个专题，用“冰糖葫芦串”的形式相接，进行了剖析研究。比如：从“中国古代和现代在政治信仰与道德建设的两种抉择”的专题的历史研究中，找到了中国人在信仰和道德建设上的特殊形态和特殊经历，分析了在中国进行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关系，即“传统的中国人（尤其是儒家）总体上是以哲学形态的信仰的方式去满足其对于终极价值的需要的。中国古人常以修身上的至境追求去求得其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以道德推进政治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逻辑之一”。指出“‘文革’时期，现代中国（大陆）则反其道而行之，上演了一幕以政治取代道德的社会悲剧”。他认为：“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正确的政治信仰的确立和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关系。”
作者还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处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位教育家杜威和苏霍姆林斯基有关政治信仰与道德教育关系，及其展开方面的相似性等，讨论在目前德育现实中应当如何实现两者有机统一及教育实效性。研究结果证明，虽然“他们都坚信各自所持的政治理想和教育信念。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教育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在德育理念及其实践设计上他们都有许多不约而同的思想”。譬如：有效的德育目的必须内在于德育过程之中，同时也必须通过教育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统一才能实现；政治信仰与道德教育的互动，是有效德育的前提条件之一；学校教育环境的创造是有效德育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活动是教育之本，无论是信仰教育，精神与物质的‘活动’都是最为重要的中介环节。而这些思想的共同性则可能成为今日中国德育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大胆质疑，精辟论证。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作者复兴人类文明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和科学精神，以及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还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德育的希望和中国现代化文明的未来！
这本书2003年7月获得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个从事德育工作的人，每一位关心中国人精神建设的人，都能认真地读一下这本书。
（《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檀传宝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13．80元）
踏上昔日神秘的禁地
■ 胡建华
在当今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一个被历史湮没已久的名词——“三线建设”，被人们重新提及。
始于1964年迄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规模的重大战略。时隔多年，它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十分陌生。人们不禁要问：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三线建设？它的建设规模和建设过程如何？三线建设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又存在着哪些失误？当年的建设设施在今天西部开发中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些设施在今后现代高新技术战争中还具有防御后方的地位吗？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为读者揭开了三线建设神秘的面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1962年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又制造北部湾事件将侵略越南战争升级，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和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具体商议。面对战争威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民不得不做出暂时不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
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要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内地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面对又一次战争威胁，中国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在长达十六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有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超过1953年至1964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总和的2052．68亿元巨资。包括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离开大城市，告别故乡，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一千一百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10条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
六十至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八十至九十年代以“军转民”为中心的三线调整改造，体现了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十几年的三线建设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培养出了一大批久经磨练的建设人才，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成为走进新世纪的共和国领导人。如在1968年走出清华大学校门，来到三线重点地区甘肃刘家峡工地，贡献十三载青春年华，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省级领导干部的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是1968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攻读研究生的现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前往三线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地区甘肃酒泉工作，在祁连山麓的三线工地上留下了14年的长长足迹；如曾在三线重点项目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厂长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共和国伟大历史的一个剪影，一个精神资源。1999年9月，时任共和国副主席的胡锦涛再次回到八盘峡水电厂。当他得知该电厂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企业时，赞许地频频点头，表示欣慰和由衷的高兴。2003年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刚刚就任共和国总理的温家宝，面对人头攒动的中外记者，深情地说：“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了一种信念：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三线建设，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同样是巨大的。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又曾经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字眼，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公开见诸报端，至今只有几部报告文学和回忆文集，没有公开出版一部专门的著作。二十世纪末期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把全国的目光集聚到西部，人们又重新回顾当年的三线建设，一些问题被重新思考和争论。因此，《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一书不仅具有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空白的学术价值，而且将为当前的西部开发提供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这部著作的特点首先是使用了大批过去鲜为人知的解密资料，描绘出当年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的内幕。如美国国务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解密的档案，其中就包括那个引起世界轰动的空袭中国核基地秘密报告，告诉读者当年核战争一触即发的许多惊心动魄场面；如通过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三线建设决策时的反复思考和多次讨论，使我们了解到共和国领导人在巨大战争压力面前的硬骨头气概和深远谋略。其次，本书比较好地把握了当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为三线建设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客观评价。由于三线建设几乎是与“文化大革命”同时期，建设曾经受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造成了一些浪费和损失，因此在“文革”结束后，对三线建设的评价曾经出现了较大争议。本书使用丰富的史实和经过各个方面的分析，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几代人付出了艰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