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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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沦陷是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直接动因。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人在国王阿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攻入罗马城，洗劫三天，并放火焚烧了城中的部分地方。这一事件在帝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把罗马城的悲剧归咎于罗马人背叛民族神改奉基督教的结果。罗马人原先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奥古斯丁有了撰写《上帝之城》的打算。“我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着我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它的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参阅本书附录“英译者前言”）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在四世纪初以前的近八百年时间中该城一直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公元330年康士坦丁大帝迁都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后，罗马城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下降，但它依然是帝国西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在罗马人心目中，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罗马城始终是帝国文明的象征。对基督徒来说，由于罗马曾经是使徒彼得和保罗光顾过的圣地，罗马教会是当时基督教的中心，因此它被基督徒视作受到上帝特殊庇护的“永恒之城”。所以，当杰罗姆（Jerome）得知罗马城的灾难时，不禁惊叹
读柏克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诗意化的倾向较多，层出不穷诗意化的描述把它罩上了想象的光环。而对诸如柏克这样的所谓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著述接触甚少，造成了我们文化视野的狭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柏克的名著《法国革命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另一种视角，实是一件大好事。“把卢梭、孔多塞等人的作品和柏克、迈斯特尔（J．de Maistre）等人的著作加以比较研究，才可以更全面地显现出这一幕历史的真正面貌；这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自己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译序》）
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搞翻译的人都应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只有勤于思考，我们的译文才能充满生命的活力。译者的尊严也正在于此。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伟大和崇高都没有明确界限，我们往往对某些事物因为无知产生了敬畏，构成了崇高感的内容。柏克“以充满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甚至于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那原因在于“在剧烈动荡的年代，一切丑恶就不免有机会大量冒出头来。这原是十分自然的事，完全不足为怪。大抵上，凡是处在这样的时代，守旧者就一般地诉之于传统的美德来反对激烈的变革。柏克的思想，基本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但是具体到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对于英、法两国思想的冲击，则除此以外，它还另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意义。”
我们在论述某一个思想家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沿袭某种固定的看法，而忽视了在具体问题上，还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意义”。尽管柏克当时或后来被称之为保守主义，但他当时的观点和预言却在相当程度上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探究。笔者正在翻译安东尼·德，巴克（法）著的《法国文化史》第三册有关十八世纪部分，读到了《法国革命论》之后，获益匪浅，想在此谈一点不成熟的感想。（文中有关法国十八世纪的一些背景资料均出自于笔者正在翻译的安东尼·德·巴克著的《法国文化史》第三册）
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冲击和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他预言这种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而且这种专制主义还必然会漫延到法国境外的整个欧洲……不久以后，’拿破仑的登台及其所建立的欧洲政治霸权，似乎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在一场社会动荡初起时，善良热情的人们往往会对它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人们往往把想象的光环和某种时代大动荡连在一起，把某种前所未有的文化雄心寄托其中，这种文化诉求往往以其激进的理想、毫不妥协的原则、虚幻的象征意义和沉重的改革造成某种大规模运动，甚至极端的运动。从众心理又驱使着人们忘乎所以地盲目去追随，掀起轩然大波，甚至造成历史的断裂，让强权人物得了逞而无所忌惮。波拿巴特时期的拿破仑就是大革命动荡中首先取得了革命文化的遗产，他一旦掌了权，就着手建立起他的绝对权威。1800年11月拿破仑在行政院的讲演中强调：“我们结束了大革命的浪漫，现在行政必须开始它的历史了。我们在执行原则中，只看真实性和可行性，而不能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对今天来说，走另一条道路，那是高谈阔论而不是治理国家。”也就是说，他要当一个掌实权的、有绝对权威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制订原则的理想家式的皇帝。他很快出于政治需要和天主教会讲和，以强权结束大革命造成的巨大冲突，严厉控制知识界，树立个人绝对权威，发动宜传机器把活人引进神话中，开始了他对自己的造神运动（对拿破仑的功过评说不是本文主题）。这正印证了柏克的预言。
柏克认为，“传统作为人类悠久的智慧结晶，是不应该彻底砸烂的。相反地，它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人类健全的进步和发展的惟一保证。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则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它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它以蛊惑人心的口号摧残了人的权利和法制的秩序，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互相调和并且各得其所。”大革命中的激进派曾经力图普遍地改造法国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推行户籍身份非宗教化，在最激进的地区掀起了一场毁坏所谓天主教的“外部标志”的风潮，砸烂教堂中的圣物圣像，在圣母教堂前焚烧圣经中君王的模拟像……还有人趁乱打劫。在剧烈动荡的时代，丑恶的东西往往以革命的名义来发泄平时压抑的情绪。“柏克的理论不是从某一种哲学体系的观念出发的，故而他所反对的并不是一般革命，而只是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现实世界必定是好坏、善恶交相掺杂。如果人们一味追求完美，其结果反而只能成为导入歧途的欺人之谈并且产生专制和腐败。因而革命就有可能完全成为以暴易暴，假纯而又纯之名，行其专制腐败之实；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以暴易暴，其实质是一样的，往往破坏性更大，它把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充分表现出来，其造成的破坏性更大，迷惑性更强。因而“以暴易暴式的革命就是最应该反对的”。
柏克祟尚传统，崇尚文明。文明传统是人类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必须加以珍惜爱护，决不能轻易砸烂。人类在不断成长，文明传统“本身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断地在成长，发展，演变，调节它自己以适应于新的环境和新的情况，并解决新的问题。”传统是不断在演变的，法国革命前，整个十八世纪，传统社会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印刷业、出版业飞速发展，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得以传播，作家地位空前提高，启蒙思想和批评精神日益深人人心，各种沙龙里开明社交蓬勃发展，人们思想活跃，针砭时弊蔚然成风；当时连国王的书报审查官们也具有开明文化意识，有意无意地为新思想留下“特许”的空间；就是国王本人也对当时流行的新观念表示出某种兴趣，作出某种文化妥协的姿态，至于像屠尔哥、贝尔旦等具有决策力的重臣们，更是大力推出改革的新计划，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使得人们能共享文化，更新观念，移风易俗……法国社会在开明起来，传统在演变。
“革命”这个词在法文中是〃révolu…tion”，由前缀〃re”和〃6volution”组合而成。“évolution”意为“演变、演进……”“re”是“再、重新再……”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révolution”是指事物演变发展到某个程度会发生螺旋性转折，继而又进行演变，即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从“量变”到“质变”再继续进行（新的）“量变”……这大概是文化传统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吧。历史文化传统循序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试图凭借暴力在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是理想化的东西。即使因为暴力过强，发生了历史断裂，若干时间以后，固有的文化传统仍会回潮，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的专制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革命的成功，推动并滋养了一种革命的文化，但是，这种革命文化持续的时间还太短，不足以真正涤荡传统的习惯势力，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视野是建立在彻底断裂上，而法国根子上却仍然是一个崇尚传统的国家，拿破仑以后的法国历史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还要有待于十九世纪或后来的世纪来逐渐演变完成。真正促使社会变革的还是人类不断继承发展着的传统文明的力量。
柏克的论点有其合理的因素，即文化是不可能彻底砸烂的，“但是柏克却没有能够充分正视如下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暴力的出现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它表面上看来是出自人的意志的主动行为，但在深层上它却是种种历史趋势相激荡的结果，当其达到了一个临界值的关头，它就引爆了……历史的行程代表着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每一种因素都在其中起作用。因此决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思想因素就决定了它的航程和面貌的。”十八世纪后期，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法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里的街头文化非常发达，书亭、书摊、广告、招贴比比皆是。巴黎楼房的顶楼里，蜗居着各种各样的流浪文人，他们感情冲动，语辞尖刻，才华横溢，而又盲目狂热，他们生活无着，又因一事无成的复杂处境而倍受煎熬，痛苦万分，他们愤世嫉俗的文章往往很尖锐又很有煽动性……当时，巴黎街头发生过多次骚乱，当时的老百姓也不是只顾吃饱肚子的人，街头的骚乱更多的是出于某些政治文化的原因，街头存在着某种反抗文化，那些流浪文人和街头回应某种不公正的监控和压制的反抗文化相结合，很可能就会爆发出社会动荡，甚至暴力。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时，狱中只有7个犯人，而且都是刑事犯。社会的大变革是不可能因为解放了这7个刑事犯一蹴而就的。它只是导火索而已。
“柏克的基本立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