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三国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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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玠传》）曹操从之，遣王必诣河内太守张杨，欲借路西至长安。张杨不许。董昭说张杨曰，袁绍、曹操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操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宜当结之。张杨于是放王必通行。董昭善权变，曾随袁绍，因隙而离之，欲去长安，途经河内，为张杨所留，拜骑都尉。李傕、郭汜见王必，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曹操遣使，恐非诚实，故欲拒绝其意。钟繇曰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操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有失效忠者之望也。二人听之，表曹操为兖州牧，其使命得通。钟繇与荀彧同乡，荀彧数向曹操称赞之。　
　　献帝离开长安暂住河东时，袁绍遣郭图朝谒，郭图还说宜迎驾都邺。袁绍自谓与献帝生疏，故未听从。另有说沮授欲迎天子，而郭图则反对。《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曰：沮授曰：“今朝廷流离，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今吾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袁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沮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　袁绍终弃迎天子计。沮授是一直主张迎的，除记载有误外，郭图变计也是可能的。迎天子计，不管是谁提出，谁反对，终归是袁绍未同意。　
　　建安元年（196）春，曹操拔雍丘而入陈国；闻献帝在河东，欲迎之。诸将或疑，荀彧、程昱谓可行，曹操乃遣曹洪西迎。董承拒之，使不得进。曹操进至许县，降伏汝南、颍川黄巾刘辟、何仪等，复遣使诣河东。献帝诏拜曹操为建德将军。董昭至河东，诏拜为议郎。献帝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张杨各违戾不和。董昭见杨奉兵强而少党援，假作曹操书与之曰：“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将军有兵，吾有粮，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杨奉得书喜，对诸将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朝廷所当依仰也。”（《三国志·董昭传》）遂共表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承畏患韩暹矜功专恣，潜召曹操。曹操议之。或谓山东未平，献帝为韩暹、杨奉等所持，恐一时难以迎之。荀彧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服丧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若不时定，四方生心，悔之不及。”（《三国志·荀彧传》）曹操听之。　
　　曹操率兵入洛阳，诏拜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见董昭，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　董昭曰：“将军兴兵平乱，入朝辅翼，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许县。然朝廷新还旧京，冀望获安。今复徙驾，众心难一。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三国志·董昭传》）曹操大喜，遂徙献帝都许。诏拜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曹操挟到了天子，开始号令诸侯。韩暹、杨奉见失势，奔降袁术，后为刘备所杀。张济在陕县，因粮尽而入荆州，攻穰县，中流矢死。曹操遣将诛李傕。郭汜、张杨皆为其部下所杀。一时乱臣顿作鸟兽散，化为乌有。　
　　袁绍在官渡之战讨曹操檄文里曰：“会銮驾东返，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专制朝政。”（《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袁绍视曹操为爪牙，因北与公孙瓒相争，故遣使使曹操迎天子。但亦可能是他发觉失先，只好后手送人情。　
　　袁术与沛相陈珪及避乱扬州的张范俱为公族子孙，少时便有交情。袁术知其才能，故欲揽之。袁术据九江，致书陈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智勇者胜。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雄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相佐乎？若集大事，君实为吾心膂。”　陈珪复书曰：“昔秦末世，肆暴毒虐，故遂土崩。今虽季世，未有亡秦之苛乱也。足下若舍扶危济困，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吾备旧知，故陈至情。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三国志·袁术传》）及天子在河东，袁术会群下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　众人鸦雀无声。主簿阎象曰：“昔周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同上）袁术嘿然不悦。及曹操迁献帝都许，袁术延请张范。张范称疾不往，但畏其势，遣弟张承应之。袁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地广士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张承对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可兴霸业。若苟僭拟，背时而动，众人所弃，谁能兴之？”（《三国志·张范传》）袁术翻然作色，张承乃去。　
　　建安二年（197）春，袁术僭号，诸事皆循天子制。献媚者进劝即位，露布天下。袁术欲伸而缩，曰：“曹公尚在，未可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这好比男女偷情，既不能成婚，又不敢张扬一样。袁术按捺不住，私下上了龙床，可又胆战心惊，不敢公开登基。对此，别说冤家曹操、袁绍等恨之入骨，就连友邻孙策、吕布也是义愤填膺。两年后，袁术便在内外交困中崩溃。有人舍命不舍财，袁术是舍命不舍王位，临覆没之际，又欲携之归袁绍。他书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末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己灭乎？”（《三国志·袁术传》注引《魏书》）袁绍阴然之，袁术发病道死。王权极人所欲，炙手可热，故逐之者前仆后继，舍生忘死。袁术对历史的认识及对时局的分析可谓精辟，但却不知眼下自己家门离智勇者相去渐远。无独有偶，后袁族中又出了一位与袁术相匹的人物袁世凯（注一）。　　　　　　　　　　　　
第8章　平世仁德，乱世智谋　　　　　
　　叙议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与智，在下一章就王与霸的问题作一简论，希望读者能透过纷乱的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吕氏春秋·义赏》讲了一个德与智的故事：春秋时，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文公因敌强我弱而问计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诈术，诈之可矣。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诈伪之道，是竭泽而渔，只能应急，非长久之术也。文公用咎犯言，败楚人，而论功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纷纷谏问。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者乎？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　
　　晋文公经咨询和实践，增识不小，他搞清楚了治与乱时的德与智的辩证关系。纷乱当中，为一时之务可以智谋；安顿下来，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刘表平荆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计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纵横家等最为有影响。《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墨家者流，贵俭，兼爱，上贤，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识别亲疏。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法家者流，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纵横家者流，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般将儒、墨归为仁德，道、法、纵横归为智谋。仁德与智谋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现了统一和对立的辩证关系。上德鸿硕，因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为在下而少谋；上智神通，因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为在下而寡德。高者谓诸子之说可殊途同归，低者则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晋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时任德何时用智。　
　　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二人游事诸侯，欲恢复尧舜、殷周秩序，但却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封土，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的话有三层意思。若用孔子师徒，行周君臣之礼，楚由子男爵而为王，由五十里封土而开千里之国，就都成了非法所得。若用孔子师徒，这帮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难保安稳。若用孔子师徒，子西等就无事可做了。前两层意思是明说的，后一层是暗藏的。第一层最为重要。《史记·孟子列传》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尧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间，因人而异，分有这么三个层次：品行、信仰和善政。品行主要关乎于庶民，信仰主要关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关乎于君主。孔子、孟子都是怀揣德智的人，他们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们所使的智要为所信的德服务。但这个德，即维系三代纲纪的礼乐，已经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孔孟欲修复以固之，老子谓之徒劳无益，而更多的人则欲毁而重建。　
　　老子修道，无为，而无不为。《史记·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