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 2007年第1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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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创建和谐《诗刊》，为全国读者和诗人服务。
纪念《诗刊》创刊５０周年专家座谈会纪要
杨志学
编者按：2006年12月1日上午，在《诗刊》会议室举行了纪念《诗刊》创刊50周年专家座谈会。在京部分知名诗人、理论家聚集一堂，围绕《诗刊》创刊50年的经验，诗坛现状，以及诗歌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有兴味的交流与讨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陈崎嵘、作协秘书处徐忠志到会，听取专家意见。会议由《诗刊》主编叶延滨主持，李小雨、王青风、林莽、杨志学列席会议。下面是与会专家发言的摘要，依发言顺序排列。
郑伯农（文艺理论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诗刊》创刊后为发展中国诗歌做出了重要贡献。就旧体诗而言，创刊伊始就以毛泽东诗词打头，1976年复刊时又发表了毛泽东诗词。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诗刊》的重视，也显示了《诗刊》规格之高。旧体诗栏目从开始的两个页码，到后来的四个页码，再到现在的八个页码，体现了《诗刊》对延续传统诗歌形式的重视，也说明了旧体诗写作队伍的日益壮大。旧体诗是联系炎黄子孙的纽带。当前旧体诗，不像有的人理解的那样就是“老干部”体、顺口溜之类充斥其间，就总体创作看是有相当水平的。
新诗也有形式格律的要求，但比旧体诗宽泛自由多了。无论新诗旧诗，好作品都不多，需要不断提高。但不管怎样提高，好作品都不可能是多数。这也符合规律。
张同吾（诗评家、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
《诗刊》创刊50周年，这既是《诗刊》之喜，也是中国诗歌之幸。我们在此时此刻聚谈，旨在回顾不寻常的过去，也是为了开启更美好的未来。五十年沧桑岁月，经验是宝贵的，教训也是值得记取的。《诗刊》的诞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喜气和生机，但接下来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一批诗人受到伤害。《诗刊》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文化的一个缩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诗歌的春天真正到来了。《诗刊》历任主编和广大编辑为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自己对《诗刊》是很有感情的。我在《诗刊》发表过一些评论。中国诗歌学会成立后，我在其中做些工作，与《诗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我曾就当前诗歌状况接受采访，有人问我当前诗歌是否处于低迷状态，诗歌是否边缘化了，我回答说，即使一个国家的总统是诗人，也不可能让大家都去爱诗、写诗。
严 阵（诗人、画家）
《诗刊》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界的刊物，而且是面向世界的一个刊物，是中国诗歌对外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诗刊》不是一家普通刊物，而是逐渐走向成熟的大国的权威诗歌刊物。由于有这样的定位，因此尽管《诗刊》已经做出了大量有成就的工作，但它依然任重道远。在纪念《诗刊》创刊50周年的时刻，我想说的话很多，千言万语化作两点希望：一是加强评论。过去青年诗人的创作专门有一些评论家进行评论，现在好像缺乏，《诗刊》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二是加强国际诗坛的介绍，对国外重要的诗人、作品及时推介，与外国诗歌进行必要的交流与对话。
王燕生（诗人、《诗刊》编辑部原副主任）
《诗刊》的发展有其兴衰起落过程。1957年创刊，1964年底停刊了，比“文革”兴起还早了两年。1976年又得以复刊。明年（2007）1月是《诗刊》创刊50周年，而今年（2006）则是《诗刊》复刊30周年。
我在《诗刊》工作了二十年，我有这样深深的感触：《诗刊》是新的观念的助产士，是旧的观念的排雷兵，是时代的晴雨表，是大众心情的温度计。
粉碎“四人帮”以后，《诗刊》做出这样一条决定：要千方百计发表那些蒙冤受屈的人的作品。于是，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得以问世，如公刘的《沉思》、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林希的《无名河》、昌耀的《大山的囚徒》等。这样《诗刊》实际上首先从艺术上为这批人平了反。
雷抒雁（诗人、《诗刊》原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一本刊物是个舞台。对《诗刊》这个舞台而言，许多年中我是个观众，后来慢慢读诗、写诗，在《诗刊》舞台上跑龙套，再后来也到这舞台上做了些工作。《诗刊》培养了一代代诗界明星。
《诗刊》能够把传统的东西坚持下来，并进行创造性发展，它把许多优秀诗歌作品以及刊物的名声传到了很远的地方。
《诗刊》在五、六十年代日子好过些。它的影响不仅仅在诗界，它是当时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参与组织了各种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今诗歌虽然萎缩，但在《诗刊》工作的人都很敬业。近年《诗刊》把一本变成了两本，且各有侧重，产生了较大、较好的效应。
杨匡满（诗人、《中国作家》原常务副主编）
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从诗歌开始的。许多文学界知名人士是从诗歌起步的，如贾平凹。还有，徐迟、陈祖芬也是写诗出身。我做了四十年文学编辑，深深感觉到诗歌是一个作家的童子功。叶延滨如果不写诗，其杂文不可能写得那么好；舒婷如果不写诗，她的散文也不可能写得那么好。许多作家是吃诗歌的奶长大的，不应忘记诗歌的哺育之恩。也希望上级主管部门对诗歌、诗人进一步予以更多的关心和重视。
屠 岸（诗人、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在当年就发表了我的作品。我当时非常喜爱这本刊物，希望它健康发展下去。因此，对于它1964年年底的无疾而终，我是感到非常遗憾的。到了新时期，邹荻帆约我写一篇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章，这样我与《诗刊》的关系又很快续上了。几十年来，我与《诗刊》关系密切，只要是《诗刊》的活动，我能够参加的尽量参加。
《诗刊》是国刊，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里看到。
有人说诗会慢慢消亡，我以为这是错误的观点。只要有人性（真善美）存在，诗歌就不会灭亡。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像莎士比亚、杜甫这样的高度，谁能超过？现在许多年轻人把诗写得很琐碎，以为这是好诗。《诗刊》要推出、推广好诗，还要有好的评论，用以说服读者。要引导青年人把诗当作事业，而不是游戏，更不能去恶搞。《诗刊》在读者中享有较高威望，相信它能够肩负起这个任务。
牛 汉（诗人、《新文学史料》原主编）
《诗刊》办了五十年，需要反思。作为写诗的人，不得不反思。反思我自己，我想了很多。我这个人是为诗而生的，有时候我宁愿倒霉。没有诗，我可能活不下去。如果不写诗，我可能不是人（不是真正的人）。诗在我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面对很多诗以外的因素，我常常很痛苦。我关心诗歌的命运，也关心《诗刊》的命运。《诗刊》五十岁生日了，应该说些喜庆的话。五十年应该大庆。我们期待真正的和谐。
吴思敬（诗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诗刊》五十年，坚持了新诗为主的道路。青年的各种诗甚至实验诗都能在《诗刊》发表，近年来尤为突出，这主要得益于下半月刊的创办。《诗刊·下半月刊》在扶持青年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青年诗人的创作进行评奖，开展了声势浩大、社会效益显著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诗刊·下半月刊》还有一大功劳，就是因发表了大量青年人的作品，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地方诗歌刊物的隔阂。
我与《诗刊》的感情是不用说的。我80年代开始写诗评，第二篇文章就是在《诗刊》发表的。80年代初我曾借调《诗刊》一段时间，朱先树、李小雨等人对我的关心还历历在目。《诗刊》成就了许多人。谢冕、洪子诚等成为大家，是与《诗刊》分不开的。谈到新诗潮，《诗刊》也是功不可没的。
五十年的《诗刊》也有很大曲折，有过失误，如对艾青的批判，对《望星空》的批判，伤害了一些人。包括80年代的新诗潮论争，有些方式也未必妥当。这方面的教训应记取。
张清华（诗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不像诸位先生与《诗刊》有那样密切的关系，但我曾是第一届《诗刊》刊授学员。回顾《诗刊》五十年，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巨变。在整个80年代，《诗刊》无疑是诗歌的核心。从80年代后期起，开始出现地方性的诗歌社团。到上世纪末，诗界形成多元并峙的局面。
还有，现在诗歌网站约达381家，每时每刻有大量的诗歌在网上产生，许多读者被网络吸引去了。当然，纸媒体仍有其优势，《诗刊》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重铸《诗刊》辉煌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首先要解决两点：一是足够的经济投入。这是一项长期的投入，应下大力气解决。二是开放的办刊理念。社会上许多自由写作的诗人，到最后仍然想走到《诗刊》的旗帜下。《诗刊》若办得更好些，势必会吸引更多的人。
韩作荣（诗人、《人民文学》主编）
《诗刊》多年来既发表老诗人作品和名家作品，也一直重视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第一届青春诗会时，我在《诗刊》当编辑，叶延滨等人被选拔参会。一批批诗人，一个个实力诗人，从青春诗会涌向诗坛。青春诗会被视为诗界“黄埔军校”是不无道理的。还有，“每月诗星”栏目也办成了名牌栏目。我编诗歌年选，从第一期看到第十二期，每年入选最多的刊物仍然是《诗刊》。
时下各地诗歌刊物和网络诗歌比较兴盛，仅广东就有一千多家，许多印制精美。广东政府大力资助诗歌发展事业在全国是比较有名的。相形之下，希望作协对于《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予以足够的重视，应将在职职工及离退休人员的工资部分给解决了。
刘立云（诗人、解放军出版社编审）
我作为军队诗人代表参加今天的会议，很高兴。《诗刊》在我心目中地位很高，它是圣殿、是精神高地。多年来《诗刊》关心、扶持部队的诗歌创作，对中国军旅诗歌的发展是有功有德的。
刚才听作荣、延滨先生讲《诗刊》经费问题，我感到《诗刊》同志在艰难的经济处境中努力办好《诗刊》，令我肃然起敬。我在解放军文艺社做了二十年诗歌编辑，《解放军文艺》在经费上是有充分保障的。鉴于《诗刊》在中国诗歌界的特殊地位，提高《诗刊》的地位实际上意味着提高中国诗人的地位。
刘福春（诗评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最近为《诗刊》明年一月号撰写《纪要》，把《诗刊》又翻了一遍，感觉这真是一份重要刊物。如果说“《诗刊》史”就是一部当代新诗史有些过分的话，那么说它是大半部或半部新诗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诗刊》的重要性我想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诗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