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全本-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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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小！�
哑马，这位沉浸在怀念亡友的感伤情绪中的诗人，他的下眼眶里涌出了晶莹的亮点。
“……失去朋友是伤心的，甚至令人绝望。像吕盛这样的朋友，你一生中能遇见几个？
“我只得离开。离开那个四合院，也离开北京。有段时间我到了东北，后来又南下到了广东。一个诗人是非常不适合在广东生活的。在那里，根本没有他呼吸的空气。他会备感压抑和痛苦。在广东，他不但不是诗人，他甚至不是人。他就是一条流浪的身上长满疥疮的狗。我挨过揍，被人当成乞丐或小偷。我也试图打打短工。但那对我是何等的残忍。我原来认识的几位写诗的朋友后来都经商了。他们忘了诗歌，也忘了写诗的兄弟。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有位当年的诗坛兄弟我找去时他送了我一千块钱，还给我买了一身衣服。他请我喝酒，说老弟啊，这个社会没有尊严，因为这个社会的诗人没有尊严。我听了有种内心里挨了一刀的感受。我记得我哭了。因为我听到了已经陌生的词：尊严。
“那些日子我根本没有写诗。我失去了灵感和冲动。我的诗感麻木了。那些日子我几乎都没有摸过笔。我晓得这是要命的堕落。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被抛弃了，我们被抛弃了——被这个时代，被这个社会突然涌动起来的拜金的狂潮。
“但我内心里明白，实际上，我仍在写诗，不过不是写在笔记本上，是写在一些人喜悦一些人痛苦的大地上，用我的流浪的生涯和足印来写，用生命写。我晓得，那是一首伟大的悲情的长诗。
“有时候，我会想起吕盛，想起他我心中就没有那么孤独了。他的精神还在那里陪着我，还有他画廊的气味和他四合院里的依稀的光线。
“我到处走，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久逗留。值得欣慰的是这大地上总还有像我一样爱诗的人。我总能幸运地遇上他们。在南京、在成都、在合肥、在昆明甚至在遥远的哈尔滨，我都能遇上他们。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尊严，但只在暗处闪光。他们在生活的流变中闪闪发光，只是人们看不见。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瞎子。他们不知道有人在高处眺望，看到了俗世生活之外的东西。
“真正的诗人不会被时间改变。我们相会，像过去一样，像几千年前一样，喝酒、把谈，歌哭或者沉默。我们互相朗诵自己的作品，称赞对方，或者称赞自己。四面是滔滔洪水，而我们坐在诺亚方舟上。
“会有一些女孩子坐在我们中间，那是些惊世骇俗的女孩。她们欣赏独特，欣赏个性，欣赏一个男人身上所有的蔑视的力量。她们是有某种宗教感的女孩。这是很奇怪的、不可理喻的。她们宁愿坐在我们中间。但你不能爱她们，她们像刀片一样随时让你受伤，心头流血。你跟她们只能嬉戏，这样当然也很好，很轻松。我常常在和诗人的聚会中遇到这类女孩。她是某位诗人的短暂的情人，在身边突然开放又突然消失的玫瑰。
“我喜欢凝视她们，看到她们不好意思地低头或者嗔怒地一瞥，我很高兴。我会发出让自己都吃惊的笑声。这是我的流浪生涯里快活的一瞬。我有许多这样的一瞬，就像夜空里有许多迷人的星光。
“我的流浪的道路是一生的长度。再长的地方我就无法抵达了。除开思想。一个诗人的忧伤可以抵达无穷远。早几年我曾沿着黄河走，这几年我又沿着长江走。那些村庄、道路和城市，都被我穿过。那些陌生的人群，我挤进他们又离开他们。晓得吗？我现在又开始写诗了。写诗是一种能力，有时会短暂地或长久地丧失，有时又突然聚合起来，能量爆发。我相信我又迎来了一个写诗的高峰期。
“我念一首近作给你听好吗？算了，今天晚上我们喝酒，谈别的，但是不朗诵诗。今天晚上适合回忆。”
我没有勉强他，既然他不想朗诵诗。 我知道他朗诵时的张狂的姿态，我也不想被人当作疯子。我现在过的生活庸俗，但是正常。我现在害怕不正常。
“……有一回，还是住在吕盛那里的时候，有位女孩听我朗诵了我的一首长诗，那是在我们做爱之后，她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我也睡着了，她在我做梦的时候离开了。我醒来之后才觉得绝望。这绝望就像酒一样的，到后来才开始醉人。为什么我的诗写得那么好，她会听不下去？为什么一个漂亮而开放的女孩、学艺术的前卫的女孩会不需要诗？如果她都不需要，那谁会需要？
“我在一个人流浪的路上会经常挨饿，会经常无助，但是我并没有因此绝望。只是一个美院的小女孩在听诗歌朗诵的时候睡着，这事情让我内心里某种圣洁的东西在崩坍。我醒来之后望着窗子，女孩走了，吕盛和他的女孩也走了。我一个人在旧四合院的幽暗的房子里，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太空旷了，空旷得简直没有边。
“后来，吕盛死了，我离开北京朝更北的方向走去。在路上，天气越来越冷，我内心里反倒慢慢恢复了一种温暖。我想通了，我只能如此，我的命运只能如此，诗歌的命运只能如此。我们是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的远行的诗人，就像耶和华一样。”
他又望着窗外沉默了片刻。啤酒喝光了。他没有再要。他转过脸来，直直地盯着我，就好像我脸上落了一只蜘蛛。他说：“算了，不说了。有什么意思？这些狗屁事情。”接着他问我：“今天晚上你安排我睡在哪里？客厅的沙发上也可以。”
他还是那么随便。他找到你了，就叫你安排他的一切。这说明他仍然把我看做他的诗友。我应当高兴，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早已不写诗，而且也不读诗了。我的尊严是我的位子给我的。我现在是一家不算太小的做对外贸易生意的公司的副老总。我承认我的生活很庸俗，却也很体面。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体面是被人尊重的。也有人知道我有写诗的历史，这给我增加了某种传奇，他们介绍我时说：他曾经是诗人。我立即就可以看到惊羡的目光。这个缘由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也为此感到虚荣。我愿意人们这样称呼我。对于我来说，“诗人”是双重意义的复合词。
我问他打算在上海待多久。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两天，那我可以跟他凑合凑合。如果时间更长，那我要给他找个地方住，比方在我们的员工的租住房里加一张临时床。我们公司有好几位员工是从外地来上海寻找机会的，他们的流动性很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过有人异动而去，就有人异动而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打算，他完全是随兴而动。高兴就多待待，不高兴就拍屁股走人。他费了一点周章找到我，我估计他会有几天待。我说好吧，你到我那里去睡。我也是租的房，一室一厅，你睡客厅的沙发。
我付账的时候他望着我的钱夹，说：“能不能借点钱？”“借多少？”“三百吧，三百。”我心里想，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但我还是抽出了三张一百的票子。他收钱的动作很快，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不怎么好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我形容不出，但我想其中是包含了一点猥琐的。在那一瞬，我的心情也跟他的表情一样复杂，不怎么好看。
“今晚喝得够好。”他说着，站起来，又瘦又黑。
那一夜我们没有再多说话。我们喝得够多，也说得够多。回去之后，我叫他洗了澡，我也洗了。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浴室里弄得很乱、很脏。早两年我们公司里有个不爱卫生的员工，关于他有个笑话。说有一回他在酒店的房间洗了个澡，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抱怨道：这是洗澡的浴盆，怎么用来洗拖把？后来同事们给这个邋遢的小伙子取了个绰号，叫“拖把”。我进到浴室，立即想起了这个绰号的笑话。
我拿浴巾擦头发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冲我笑，“你变得好胖哦。”他说，似乎有点讽刺。
“一百七十斤。”我不在乎。
“好胖，诗人不应当这样胖。”
“我很惭愧，我已经不是诗人了。”我说，“我是个没有诗才的人。”
“你有多少年没写过诗了？”
“至少二十年。”
“堕落，”他说，“极其堕落。”
“是的，”我说，“堕落有时候使人愉快。”
就这样我们随便说了几句话就睡了。
我睡床，他睡外面的沙发。
第二天我起得早。我要上班。他还睡着，在沙发上蜷成一只基围虾。我没唤醒他，在茶几上留了三十块零钱。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我估计他又是白天出门，晚上回来，跟上回他在长沙时一样。但我不希望我租住的房子附近有什么腊味店。他不是说他又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吗？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写诗呢？下午四点来钟我又打了电话回去，他仍是不在。我不管他了，我再次约二十四楼的小李。她答应了。我会有个愉快的夜晚。
小李是那种写字楼里的女孩，你容易请她吃饭，却不容易请她上床。她年纪轻轻的，仿佛已是身经百战。你跟她说笑的时候她放得很开，但你的话题一微妙，她就沉默，或者装天真。不过她知道怎样吸引男人，并且不给他尴尬。我觉得这种交锋很有意思。我看着办，慢慢来，我不是很有银子，但是我很有耐心。
我们边吃边聊，吃完了比萨又喝饮料。她说起了她们的那个邮购公司。她负责设计产品名录的宣传册，把它印得精美，寄给四面八方的客户。她在这个公司干了三年了，她最近想跳槽。我问她想跳到哪里去。她笑一下，说没想好。我说你很能干，如果你不嫌弃，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试试。她又笑一下，说她真的没想好。她只是想挪动一下。“我是个不安分的人，”她说，“没看出来吗？”我说年轻人嘛，当然应当多试试机会。
这些话都不咸不淡。通常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过程的最初阶段。
随后我送她回她的租住地。在一个弄堂口她下了车，谢绝我送进去。我也没坚持。她肯定有她的道理。
我回去的时候，哑马已经在家里了。他趴在茶几上写诗。没错，他是在写诗。他抬头跟我打声招呼，又低头疾书。他来了灵感吗？他在写什么？
他的脚边上有三个空啤酒瓶。
我问他白天干什么去了，我打电话回来没有人。他说，乱走，在马路上，在弄堂里，在福州路上的书店和人民广场。然后黄昏的时候他站在外滩边，看落日和下班的人们。“上海的女孩子很时髦啊。”他说，“但是看得出来她们很势利，她们的目光从来不在我身上停留。她们不晓得一位天才的诗人就站在马路边上眺望。”
“我们找个酒吧喝酒去吧。”他对我提要求。
我说什么时候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我看看表，已是凌晨一点半。
我说你刚才来了灵感吧，看你在写诗，写的是什么？
他说最近这段时间每天都有灵感。他只要坐下，拿起笔，诗句就奔涌而来。他要写一系列城市的细部。这是新鲜的题材，他的感受非常尖锐。“我尝试新的表达。个人被淹没，只残存在细部之中，就像战争废墟中的肢体——但是解释了战争。”
他没有给我朗诵。也许我不是吕盛，而且我已声明我二十年不写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