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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部分

十月全本-第114部分

小说: 十月全本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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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见到她们起,这是第一次她们露出了笑容。
  “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也望着我,我装作没有看见。我主意已定。我环顾了一下我的饭店。这生涯才做了半个月,我现在又要对自己说:别了,我的饭店,还有我的家;别了,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别了,让我忘记这一切,因为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面。
  “在安顿好小朱老师母女三人睡在饭店之后,我回到了父亲的家。我的哥哥姐姐也来了。我父亲说:儿,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啊。我父亲又说:儿,我看这小朱姑娘人也不错,我愿意收她做媳妇。你母亲要是在世,她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咧。我说:爹,我要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不能够结婚。不是说我不喜欢小朱老师,而是我根本没想过现在要结婚。现在她逼着要嫁给我,我只有逃掉。我不逃掉会被生活整死的。哪怕是人们说的幸福的生活,同样也会整死我。爹,我要走了。我现在就走。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说:小四啊,你走,你走,你走到哪里去啊?我摇着脑袋,说:我不晓得。我想流浪。我的命运就是流浪。我父亲眼睛红了,他说:儿,你等于是丢了工作,又丢了老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要什么呢?你命苦啊!我说:爹,我命不苦。并不是说流浪就会命苦。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流浪。可能我比你们都过得快乐。你们信不信?
  “他们当然不会信。流浪怎么会快乐呢?只有叫花子才流浪嘛。我没办法让他们信。但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匆匆收拾了几件衣物,把它们放到一个旅行包里。我说我走啦,我去车站啦。我只要看见火车来了就朝上头跳,不管它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我父亲说:儿,你这是去哪里啊?我说我也不晓得。但我会写信给你,爹。你会晓得你的小四在哪里。
  “就这样,我在那个夜晚离开了故乡,也离开了贵州。我一直向北,到了北京。我怀里揣了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临时给我凑的八百块钱。我上路了。流浪的生活开始了。
  “我坐在火车上,脸贴着玻璃窗,望着远处流星一样划过的灯光,我心里顿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摆脱了,终于摆脱了。我不只是指小朱老师,我指的是我从前整个的不属于我的生活。”
  他停顿下来,喝啤酒,望着我。古怪的微笑倒是消失了。窗玻璃上一些人影和光斑晃动,也不知道是屋内的还是屋外的,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迷幻。
  “……我到了北京,想起几年前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来过一次,来开青春诗会。我认识了一大帮写诗的家伙。我们去了圆明园,爬了八达岭。临别的时候我们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龙飞凤舞的豪言壮语。那一次来,我是激情满怀。现在呢,是孑然一身。我想起你们湖南的大作家沈从文,我看过他的自传。他第一次到北京,还是个二十岁的后生,我记得他是从前门车站出来,坐在一辆平板车上,平板车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入了他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于是也跳上了一辆平板车。那个穿着平口布鞋的蹬车的老头问我,小伙子,你要去哪里?我说随便,把我拖到一个有地下室的小旅馆就可以了。
  “我坐在平板车上,慢慢地经过长安街。我东张西望。我看到那些蹬自行车的望不到头的人流。我看到他们几乎都是专注地蹬着车,目不暇顾的样子。他们不晓得有一个人要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了。他,还有他的诗歌,要和他们的日子搅在一起了。
  “我起初没有去找别的诗友。我真的就是住在一家小招待所的地下室里。我想,好了,现在我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我可以安心地写一段时间的诗歌了。地下室里晚上人很多,都是些来北京旅游而口袋里银子不多的游客。但白天他们出去玩,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安安静静地趴在通铺上,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诗。那种感觉真是好啊老兄。地下室有股潮湿的霉味,头上吊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墙上斑斑驳驳的。我啃着老面馒头,喝着白开水。但我很满足。比在学校里当老师满足,比睡在小朱老师身边满足,比当小饭店的老板满足。我写一会儿又睡一会儿。我很快就把一本笔记本写得满满的了。我又上街去买本子。我沿着北京的老胡同走。我听到磨剪子的人的吆喝,还有柳树上的蝉叫。一句一句的,像我的诗行一样在心中飘荡。我站在老四合院的门口朝里头张望。我看到有个老头蹲在青砖的阴影里修单车,穿着老式的褡褂,脑袋精光,老花镜挂在鼻尖尖上。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很亲切,像看一部黑白的老电影。但是四合院里面走出一个老大妈来,她朝我打量了一会,问我:干吗?找谁?我说不干吗,不找谁。她说不干吗不找谁那你怎么还不走?还待在这里?你是什么人?你哪儿来的?什么单位?——看你也不像什么单位的,你要干吗?修单车的老头也站起来,一手黑糊糊的,说:你不说?不说咱们就上派出所去!了得,在人家院子门口东张西望,还说我不干吗,我不找谁!”
  他笑起来,仿佛是笑胡同大妈,也仿佛是笑他自己。啤酒是不能再多喝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听他聊天。
  “这就是北京。他们对待一位诗人就像对待一条野狗一样。他们平时看上去慈眉善目,吵起架来却个个都像要杀人。
  “这样的事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我在小招待所里的遭遇可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由于我整天待在地下室,很少出门。一个人趴在通铺上写呀写的,每个服务员都拿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这个人若不是神经病那就定是干坏事的。他们把我的情形告诉片警了。
  “那天晚上,出去旅游的人们回来了。地下室里闹哄哄的,夹杂着各地的方言,像联合国开大会一样。这时有个人很响地叫着我的名字,用纯正的京片子。我应了一声。我说是谁啊?那人说: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那人走,到了派出所。他就是片警,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他对我非常凶。到了他那里,他就开始变得很凶。在路上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甚至有点女性化,长得很秀气。但他凶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问我每一句话都是怒气冲天的。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来北京干什么,为什么白天都待在地下室里,你每天在一个小本本上记什么,等等等等,问了我好大一堆问题。我说叫我来派出所干吗,我犯了法吗?你平白无故地对我这么凶,你说,我犯了哪一条?如果你说出来了,你把我关起来,戴上铐子,我保证没有屁放。如果你说不出来,对不起,我没工夫陪你,我得走人了,我还有事要忙。我站起来就要走,那年轻人从桌子后面冲过来,一把将我按在凳子上。他叫了一声,从门外又冲进来一个警察。他对那人说:他想跑,了得,先铐起来再说!他们两人捉住我,把我一只手铐在窗子的护栏上。那年轻片警说:搜搜看,有没有证件。没有的话,就关起来。了得,顶嘴,还想跑。看你跑不跑得了!
  “我没有证件。学生证?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工作证?我已经丢了工作了。我哪里来的证件?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愤怒。你想想我能不愤怒吗?我,一个诗人,在中国,在北京,只是待在一个地下室里写诗,却被他们抓了起来,被当成了对社会有危害的人、有犯罪企图的人、贼头贼脑并且毫无尊严的人。我冲他们叫着、吼着,我都不晓得我叫了些什么,吼了些什么。他们嘻嘻一笑,一个给另一个递支烟,点上火,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了出去。那年轻人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了一句话:你叫吧,尽情地叫。他们门都没关就走出去了。
  “没有人围着我看热闹。我就是想有人看。但是没有,因为是在派出所里头,而且是晚上。我看到有人从门口走过去,当然是穿制服的人。但他们不理睬我。我一会儿就嘶哑了,口渴了。我暴烈地挣扎,却只是弄痛了我的手腕。不锈钢的铐子把我的手腕勒出血了。
  “一个通宵,无人理我。我也没办法吼叫了。漫长的一个通宵。那间房子只有一盏日光灯。我觉得它太亮了。它仿佛袒露了我的一切。我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人,闪过我们的中学,闪过那些在我的竹竿追打下逃跑的学生,闪过小朱老师……我想如果我答应了她,也许我现在在一座山村中学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并且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的人,我也许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会和她一起把孩子生下来。我做父亲和丈夫,会很称职。但我随之也就失去了一切。我活着的意义和乐趣在哪里呢?
  “那个夜晚我脑子里很凌乱。我新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充满了痛苦、羞辱、歧视和粗暴的对待。我感到了孤单。无力的孤单。我身后没有任何人,任何肩膀。而我的前面是社会,坚如磐石的社会,摧毁了你都不会发出声音来的社会。我并不想与它斗争。那是痴心妄想。我只想融入它,就像一条鱼儿游入深潭。我只想写诗,用诗歌与它交流,让它倾听一个天才的心跳。我只想赢得感动和尊敬。但是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啊!
  “第二天上午,我又渴又饿的时候,那个片警来了。那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年轻人。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仇视的目光,仇视并且轻蔑?他的心肠为什么那么狠,那么坚硬?
  “‘现在你会回答我的问题了吧,嗯?’他走进来,坐在一张桌子后头,点燃一根烟,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北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整天待在招待所的地下室里?为什么不出去?你整天在一个小本本上写的是什么?你到底是干什么勾当的?说,把你的一切都说出来,老老实实地跟我交代清楚!’他一口气问了我许多问题。
  “我请求他先把我的手铐松了。我说我想坐下来回答问题。我还说我肚子饿坏了,口也干死了。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正派无辜的人。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松开了我的手铐。那上头沾了我手腕上的血迹。他递给我一杯冷开水,然后说,回答完了我的问题,你再吃饭。
  “我告诉他,我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诗人。我的诗名叫做哑马。我说不信你翻开今年三月号的《诗月刊》,就可以看到那里头有我的一组诗,整整四个版面。他笑了一声,说他从来不读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从来不读诗的人,只能是这样粗暴,并且贱视他人。当然他同时也贱视了他自己。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位有良知的人。
  “然后我告诉他,我在本子上写的全是诗。不信你到地下室去拿我的本子来看吧。全是诗。什么都没有。他又笑了一声,说:看过了。写的什么玩意儿,全都看不懂。我也笑了一下,说那根本不是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他受了这句话的刺激,突然又暴怒起来,拍着桌子骂了句粗话,然后说:你小子不识抬举。你是不是又叫我把你铐起来?
  “后来我又跟他说,我刚刚从贵州来,诗人是在大地上四处游走的人。我到了北京,是因为我喜欢北京。我喜欢住在地下室里写诗。这是我的爱好。我没有危害哪一个人。我更没有危害社会。凭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这时有个人在外头喊他接电话。他出去了,就在隔壁。我听见他接电话时很大声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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