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6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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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根拉了拉梅来忘乎所以的袖子，悄悄地说了声：“大哥，我们走吧！”
正在这时，又一个保安冲了过来扬起手中的警棍说：“想走，往哪儿走？跟我们走一趟！”
两个人被带到了人才中心地下室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几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反复打量着梅来和杨树根。一个显然是头目的胖保安用警棍顶了顶帽檐，像一个伪军一样围绕着不知所措的梅来和杨树根转了两圈，最后他的目光咬住了梅来衣服上少掉的一个纽扣处。突然他一警棍抽在桌子上，喝道：“快说，皮包藏哪儿去了？！”
梅来一脸迷惘，说：“我们没带皮包，也没有皮包。”
胖保安扬起一颗蛮横的头颅，对身边的瘦保安命令，“把手铐拿过来，给我铐上他们！”
瘦保安进里屋拿手铐的时候，又一个保安边跑边喊着进来了，“找到了，找到了，那个博士将皮包放到小轿车的后备厢里了。”
胖保安此时脸上的表情顿时缓和下来，他连忙掏出香烟给梅来和杨树根递过去，嘴里反复地说着，“误会了，误会了。”
梅来和杨树根顿时全明白了，他们的脸上没有愤怒，只有平反昭雪后的轻松，梅来接过了香烟，但杨树根没接。梅来诚恳地说：“我们只是想找一份保安的活，没想到找错了地方。”
胖保安拍了拍梅来肩膀，一脸平等的表情，“你们确实找错地方了，这是人才交流中心，你们又不是人才；只能去劳务市场、职业中介所找工作。”
杨树根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没有被当作小偷，这使他们很体面地走出了人才中心蓝色的玻璃大门。
回到出租屋后，他们一晚上都很沮丧。杨树根倒在床上，望着阴暗的屋顶回忆起山里风声，他忽然有了一种感觉，穷是有罪的。沉默很久的杨树根从嘴里冒出一句话来，“大哥，人穷被人欺，对吧？”
梅来看到杨树根像一团松软的旧棉花一样躺在床上，他没有说话，然后用勺子搅拌铝锅里的稀饭，稀饭的味道和脚臭味你来我往，心里也就乱七八糟。从那以后，梅来再也没提过找保安工作的事，也没说过“保安”二字了。
此后的日子里，梅来和杨树根分头去大街小巷的黑中介去登记，登记一次要交二十或三十块钱不等的中介费。没登三五次，梅来口袋里的钱只剩下六十多块钱，吃饭已成了最严峻的现实。梅来将最后三十块钱交给了一个号称“为民中介所”的老板娘手里，老板娘是一位粗俗而臃肿的中年妇女，她嘴里嗑着瓜子对梅来说：“再过三天来看看，会帮你找到活的。”梅来有些急了，“大嫂，我四次都交了一百二十块了，每次你让去面试的单位都不合格。”老板娘吐出的一粒瓜子壳从梅来的耳朵边飞过，她大着嗓门说：“没问题，这次准成。”
梅来最初看上这个中介所是因为门头上挂着“为民”的塑料门匾，他读过小学四年级，知道“为民”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倍加信任这位臃肿得跟门板一样粗糙的老板娘，梅来觉得她像山里人，肯定不会坑人。但前三次给他推荐的单位都在郊区的一些旧仓库或废弃的厂房里，坐车要花一个多小时，而面试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正经办工厂的人，让他回去等消息，待他到职介所来问时，答复是：不合格。梅来曾问过老板娘，“合格的条件是什么呢？”老板娘说：“不知道，那是厂里的事。”以梅来的城市经验，他根本不可能破译黑中介欺诈的任何一个细节。他一次次责怪自己没有文化，因而就更想挣钱让念小学的一双儿女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可他想不通的是，他本来找的就是没有文化不需要技术的苦力活，为什么不合格呢？
杨树根独自一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四处找工作，但所有的工地和工厂都拒绝了杨树根从一双开了裂的解放鞋和一头乱如稻草的头发里酝酿出来的城市妄想。他有些灰心了，他想回家，他想也许梅花已经回到家里了。梅来说：“不行，混不出名堂回去要被人笑话的。”说完这话时，梅来的口袋里只剩下三块六毛钱了，他买回三斤面条，日子从这个晚上开始陷入绝境。杨树根对这摇摇欲坠的晚上充满了忧虑，他觉得让梅来以这种惨淡而危险的方式为梅花赎罪是不公平的，所以就说：“大哥，就是梅花再也不回来了，我也不会怪你们家的，明天让家里寄些钱回来做路费。回去吧！”
梅来很夸张地作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早就跟你说过，天无绝路之人，不对，是天无绝人之路。”说这话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三角儿硬币。
三天后的早晨梅来没吃饭就出门了，他将最后一点面条留给了杨树根，他对杨树根说：“我出去买早点吃，你吃面条吧。今天你再到东大桥那里碰碰运气，看那里有没有要搬运工的。”走上大街，整个城市都在吃早点，然而所有的早点铺子对梅来几乎是形同虚设，三角钱硬币在他裤子口袋里如同三粒毫无用处的沙子。
午后的阳光照耀着梅来缺了一粒纽扣的皱巴巴的卡其布中山服和脚上一双张开嘴的旧皮鞋，这是一个标准的城市盲流和乞丐的形象，没有人注意到他脸上还残存着最后的倔强和不服输。在一个苍蝇很多的小吃部前，梅来的肠胃在食客们大吃大喝的声音和姿势的暗示下咕咕噜噜地叫了起来，他一闪身挨进了店内，目光瞄准了已经站起身来的妇女和小女孩，小女孩的一大碗面条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正在桌上冒着热气，梅来咽了咽唾沫，眼睛都直了，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站起来的时候还对梅来甜甜地说了一句，“叔叔再见！”梅来当然没听到，他在母女俩还没有完全转身的时候，一屁股坐下来风卷残云般地卷进了面条和汤，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钟。一个跑堂的姑娘走到他面前，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梅来感到脸在发烧，身边的一位牙齿残缺的老太太将一块啃了一口的烧饼递给梅来，梅来没接，低着头敏捷地逃出了小吃店。
逃出小吃店的梅来，轻一脚重一脚地走在大街上，他感觉到了自己被抽去了筋骨，像一片没有重量的树叶。
黄昏时分，梅来穿过狭窄而凌乱的巷子来到了“为民”中介所。那位嘴里依然嗑着瓜子的老板娘一见梅来就非常痛心地对梅来说：“你来晚了，城里的一个烧锅炉的岗位被人家刚拿走，还有一个饲料公司的岗位给你吧。”
梅来一听火了，“又在郊外，又要面试，是吗？我不去。”
老板娘吐出一粒没嗑完的瓜子，“招工总是要面试的。你又没电话，好岗位跟你又联系不上。怪谁？”
梅来觉得被耍了，他伸出粗糙的手，“你哪次面试让我过关的？我不要你中介了，你把钱给我。”
老板娘将手里剩余的瓜子扔到地上，“不行，给你介绍工作你不去就是你违约。一分钱也不退。”
梅来往地上一蹲，“你不退钱，我就不走。”
这时从里屋出来两位留着一小撮胡子的男人，他们一身横肉，脸色阴沉，目光锥住梅来，一句话不说，然后漫不经心地将手指关节扳得咯咯直响。
老板娘手指着梅来的鼻子，“你想讹我，也不问问老娘是谁。要想多活几年，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梅来从地上站起来，声音软弱地说了一句，“你们城里人欺负人。”话还没说完就走出了“为民”中介所那扇暗褐色的木门。
梅来走进了混乱的巷子里，路灯一下子全都亮了，他发现头顶上的天空布满了错综复杂的电线，像一张网，他是网中的一条将死的鱼。
梅来倚着电线杆发愣，他不知道他的晚餐在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杨树根的晚餐又吃什么呢？他用开裂的皮鞋使劲地踩住地上一只粗心的蚂蚁，就像踩住了老板娘的脑袋。回头看不远处的“为民”中介所，见老板娘正站在台阶上跟一个红色出租车的司机在调情，司机伸出脑袋对老板娘说：“只要你敢跟我睡一晚，我保证让你生一个胖小子。”老板娘很愉快地将瓜子壳吐向出租车司机，“你那家伙早就生锈了，吹什么吹？”
司机哈哈一乐，一按喇叭，车启动了，梅来还没回过神来，出租车已经停在他的脚边，昏黄的灯光下，陶醉于调情良好情绪的司机也没怎么看清梅来的面目，就打开后车门对梅来说：“老板到哪里？”
梅来毫不犹豫地上了车，但他不知要往哪里去。他随口说了一句，“十八岗。”十八岗是郊外梅来面试过的地方，他也不知道怎么想出了这个地方。此时他的脑袋里像塞满了碎石和枯草，乱成一团。
出租车司机借着路边的灯光从后视镜里似乎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他还是不好问。只是静静地观察着后面的动静。
出租车绕过城市的灯火进入到了十八岗阴暗的小路上，路灯也没有了，城市的声音也越来越远。梅来想着司机与老板娘调情的情景，想着被骗去的一百多块钱，他突然脑袋里血往上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猛地从后座上弹起来，双手死死地夹住驾驶员的脖子，“把钱交出来！”
早有准备的驾驶员很困难地踩住刹车，然后嘴里咕噜着将口袋里的钱全都掏了出来。缺少经验的梅来松开手，接过钱，大大小小厚厚一沓，大约有三四百块，这时，梅来的手开始抖了，有两张票子在他的抖动中掉到了车厢里。缓过气来的司机借着车内暗黄色的灯光看到梅来手中并没有枪甚至连一把刀都没有，他转过脑袋一拳猛击在梅来的脸上，梅来眼冒金星，鼻子里嘴里血流如注，钱撒落一地，他闻到嘴里又稠又甜的血腥味。
身壮如牛的司机跳下车，将衣衫破旧的梅来从后面车座上拖下来，一阵拳打脚踢。梅来抱着头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喊道：“大哥，饶了我吧，我是第一次干。下次再也不敢了。”
司机继续用脚踹着梅来的脑袋，“我他妈的让你还有下一次，做梦吧你！”
这时，有两个骑摩托车的人路过这里，听司机说遇到打劫的，趁着黑暗也顺便踹了几脚，直到梅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们将梅来捆好后扔到后车座上，像送战利晶一样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杨树根这一天情绪非常的好，他没想到自己像彩票中奖一样遇到了好人。
东大桥下的一个杂乱无章的劳务市场，没人管，也不存在着收中介费，但这里都是手里拿着一块木牌
的乡下进城谋生的人，他们是木工、油漆工、瓦匠、擦洗抽油烟机的、弹棉花的、蹬三轮的，这些乡下人，主要是靠打零工过日子，饱一顿饥一顿，居无定所，晚上就睡在桥下面。没有手艺的杨树根混迹其中，一连好几天都无人问津，他觉得自己出来找活只是表示对梅来一意孤行的支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大多数时间看几个民工在百无聊赖地下棋，午饭时间就去街边的小馆子里拣食客们剩下的半个包子或咬了两口的大馍，他不会像梅来那样坐下来吃人家的剩饭，那会使许多人有足够的时间欣赏着他乞丐的形象，这将使他非常难堪，毕竟他的老婆读过琼瑶的小说，他是被老婆追求着走进洞房的男人，在村里是很体面的人物。
在梅来最后一次走进“为民”中介所的几乎相同的时间，杨树根看到了黄昏浑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