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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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开花朵的力量》一诗相比就知道了。《死亡也不得称霸》头开得好，但后继无力，没有获得《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那种层层递进令人激动不已的效果。
六
问题一：你的诗是对你自已有用还是他人有用？
答：两者都有。诗歌是有节奏的、不可避免的叙述性运动，从层层包裹的盲目到赤裸的视觉，就其强度而言，这一运动取决于投入诗歌创作的劳动。我的诗应该对我有用，因为它记录我冲破黑暗抵达某种光明的个人挣扎，而见识到具体记录的缺憾会对将来的个人挣扎有益。之所以说我的诗应该对他人有用，因为他们也熟悉同样挣扎的个人记录。
问题二：你认为叙述性诗歌有没有用？
答：当然。叙述性是不可或缺的。如今大量单调而抽象的诗歌没有叙述性运动，完全没有，因此是僵死的。每首诗都必须有推进性的诗句或主题。其实一首诗越主观，叙述性诗句越清晰。叙述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符合艾略特在谈到“意义”时所说的“读者的一种习惯”。顺其运动，让叙述采取读者的那种逻辑习惯，诗的本质就对他起作用了。
问题三：你是否在写诗前等待一种自发冲动；如果是的话，它是词语的还是视觉的？
答：写诗对我来说，是建立一个正规的词语密封舱，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最好能有一个主要的活动支柱（即叙述性），多少支撑那来自创造性身心的真正动因。动因总是在那儿，总是需要具体表达出来。对我来说，诗歌“冲动”或“灵感”只不过是突发的，通常是体力上的，如同能工巧匠的那种技艺。最懒的工人冲动最少。反之亦然。
问题四：你是否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你怎么看他？
答：是的。凡是隐藏的就应该让其赤裸。剥光黑暗是净化，剥光黑暗带来净化。诗歌，记录了个人如何剥光黑暗，一定会把隐藏太久的地方照亮。因此让黑暗彻底曝光。弗洛伊德照亮了他发现的一点黑暗。看到这样的光，意识到隐藏的赤裸，诗歌就会因此获益，而且比弗洛伊德所揭示的隐秘原因走得更远，进入更净化的赤裸之光。
问题五：你是否支持任何政党或政治经济信条？
答：我支持任何主张人人完全平等、人人共享生产资源和产品的革命政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实质性的革命政体才会有公共艺术的可能。
问题六：作为一个诗人，你觉得什么使你区别于一个普通人？
答：所有的人身上都有同样的动因，我只不过用诗歌这种媒介来表达而已。
七
1931年，天鹅海镇处于经济萧条时期。二十年代的一连串大罢工，导致钢铁厂和煤矿纷纷倒闭，失业率高居不下。而狄兰很幸运，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在《南威尔士邮报》找到份工作，在读了十五个月清样后，他成为小记者，专门报道本地新闻，诸如婚礼、火灾和安葬。狄兰的诗中大量和死亡有关的术语，正来自他的现实——为寻找故事，奔忙于警察局和停尸房之间。但他发现所有事件都差不多，于是敷衍了事，大部分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泡酒吧，东拉西扯。据一个当年的朋友回忆，他是个天生的小丑。在他面前，无论演艺界还是知识界的人都自惭形秽，他能按他们各自的路数打败他们；如果对方谦卑，他也谦卑。他曾和姐姐及未来的姐夫在当地小剧团演过戏，客串各种角色。
狄兰一直在写诗，写在两个学生用的笔记本上。他在给一个患结核病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处于一个最重要的过渡期。我拥有的才能会突然消失也会突然增长。我可以轻而易举变成个大笨蛋。我也许现在就是。而这并非让同一个人的空虚变得不安。”而正是在这一过渡期，狄兰完成了他的头一本诗集《诗18首》，几乎囊括了他所有重要的早期诗作。
本地的小圈子，对孤独的狄兰来说如此重要。天鹅海镇生活的悠闲儒雅（甚至在那些反叛的艺术家之中），成为狄兰的才能的摇篮。他知道自己天生就是个诗人，对此从未怀疑过。他从儿歌、民间传说、苏格兰谣曲、《圣经》故事、赞美诗、布莱克和莎士比亚诗行中广泛吸取营养。在一封1935年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的方法是：我在无数张小纸片上写诗，两面都写，常常颠倒交叉，不带标点符号，被涂抹的灯柱和煮鸡蛋包围，在极肮脏的混乱中，我逐渐把一首慢慢发展的诗抄在一个练习本上；一旦完成，再打出来。我烧掉那些纸片……”
酗酒给一个外省年轻诗人带来骄傲，既是男性的证明，也是对教堂的否认。对狄兰来说，天鹅海镇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灌进满肚子啤酒，一醉方休。
狄兰认识了帕米拉（Pamela Hansford John…SO），她是住在伦敦的女诗人，常在一家报纸《星期日仲裁人》的“诗歌之角”发表作品。1933年夏天，帕米拉在“诗歌之角”读到狄兰·托马斯的一首诗，于是写信到天鹅海镇。狄兰的回信带有明显的自我保护意识。他批评了帕米拉随信寄来的诗，并附上自己更多的作品。他很高兴帕米拉跟他年龄相仿，并非那种老处女。他甚至在信里撒了谎，虚报了两岁。两个诗人当时都充满挫折感：帕米拉在伦敦的办公室打工，狄兰在威尔士默默无闻。这也许正是他们的共同点——同命相怜。
经过几个月频繁的书信来往，1934年2月，这两个青年诗人终于在伦敦见面了。那年狄兰十九岁，帕米拉二十一岁。狄兰在伦敦住了一周，以后常到伦敦看望帕米拉。他俩很快堕入情网。
《星期日仲裁人》以设立诗歌奖的方式帮助青年诗人出版诗集，第一本选中帕米拉，第二本是狄兰。报社编辑们简直不敢相信，狄兰这么年轻竟能写出如此非凡之作，于是给他买火车票，要亲眼见见作者。狄兰来到伦敦时正赶上复活节，他和帕米拉及其家人一起度假。
在修改《诗18首》期间，他发现写作越来越难，抱怨他像壮工一样写六行诗。他失去对写作的自信，开始向朋友抱怨：“在词语牛的折磨，在连接与拼写中的折磨，在偷来的纸上爬行的蜗牛和四面风倍增的声音中的折磨，以及我的知识贫乏中的折磨。”
在威尔士的一个周末，狄兰和一个记者及其未婚妻喝得酩酊大醉，那女人居然睡到狄兰·的床上来，鬼混了四天。出于内疚和犯罪感，混合着男性的骄傲，他给帕米拉写了绝交信。那年夏天，他们又言归于好。但好景不长，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
伦敦对一个青年诗人敞开了大门。1934年11月，狄兰和他的朋友佛莱德（Fred Janes）搭车来到伦敦，开始了独立的生活。11月17日，在他们共同寄出的第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抵达。帆布，纸，书，没钱……不管好歹我们绝大
多数时间闲着……”他俩住在环境恶劣的小单元。按佛莱德的说法，为了取暖，狄兰常把衣服都穿上，捂得严严实实坐在床上。然后突然消失，数天甚至数周。有一次他出去理发，再见到狄兰竟是一个月后，在天鹅海镇。每次狄兰回到伦敦，总会带来些新朋友，诸如过了气的美国拳击手，或躲藏中的共产党员。
狄兰开始和伦敦诗人和编辑圈子混熟了，找到读稿写书评之类的零活维持生计。他生性直率粗鲁，常得罪人。他在给《1934年最佳诗选》的编辑的信中指出，他选的都是最糟糕的诗作，“对诗歌的智性阅读是有害的；一首从另一首吸血；两种相近的才能最易于互相抵消。”在给两个青年诗人的两本诗集写的书评中，他是这样开始的：“即使报以最大的同情，这样的诗人还是应该每周被踢一顿屁股。”
大都市带来的刺激总是把他累垮，然后回到威尔士休养。他在家乡虽极度无聊，却可以专心写诗。由于生活窘迫，他自称有时候想改行成为银行职员，“而我恰恰喜欢那些难以写出难以理解的东西……诗人根本不懂他自己写下的一切。”他的第一本诗集《诗18首》于1934年12月18日出版，只印了二百五十本。这本薄薄的书得到好评，他开始在英国诗歌界小有名气了。受清教徒传统的影响，狄兰在结婚以前并不随便跟女人上床，除非喝醉了。但他太懒太被动，难于拒绝诱惑；特别是酗酒。酒吧在伦敦是阶级对立的缓冲地带，人喝醉全都一样，尽管是暂时的。据一个朋友回忆，几乎人人都喜欢狄兰酒后所显露的温暖与机智。在他看来，在第三杯到第八杯之间，狄兰是世界上最健谈的人，妙语连珠。而在三杯前他闷闷不乐，八杯后他暴躁不安。
狄兰发现伦敦不是个写作的去处，只能消耗他的语言才能，而回到天鹅海镇，温情不再，朋友所剩无几。“家不再是家。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无论哪儿都一样，仅仅在不同的歇脚处之间而已……身体大脑，所有运动中枢，一定要移动或死去。也许根本的孤独让我无家可归。也许如今太多的非此即彼。可怜的狄兰。可怜的他。可怜的我。”
他在1935年底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几乎整个夏天写了不少，自从他回到天鹅海镇的家中，“酒精慵懒的波浪涨潮”，他只能重新开始把词拼凑到一起。“诗歌机器上好了油，应该无故障地运转，直到我下一趟去伦敦内脏那明知故犯的毁灭之行。”
八
特别是当十月的风
特别是当十月的风
以霜冻的手指惩罚我的发丝，
被蟹行的太阳捉住，我踏火而行
投在地上的影子成蟹，
在海边，听着鸟的噪鸣，
听着渡鸦在冬日枝干间干咳，
我繁忙的心在她说话时颤栗
洒落带音节的血，倾诉她的言语。
关进一座文字的塔，我看见
地平线树林般行走着
女人像文字的形体，以及公、园里
一行行姿态如星星的孩子。
有人让我制作你，用发元音的山毛榉，
有人让我用橡树的声音，自荆棘丛生的
州郡的根茎告知你音符，
有人让我制作你，用水波的呓语。
一盆羊齿草后面摇摆的钟
告诉我时辰的消息，神经的寓意
盘旋于带轴的圆盘上，在雄鸡的啼晓声中
宣告早晨，预报风的气候。
有人让我制作你，用草地的痕迹；
把我知悉的一切转告我的信号草
透过眼窝挣脱蛆虫的冬天。
有人让我告知你渡鸦的罪过。
特别是当十月的风
（有人让我制作你，用秋天的魅力
和蜘蛛舌头般、威尔士喧嚣的山）
以萝卜的拳头惩罚大地，
有人让我制作你，用无情的词语。
心被挤干，在循环、奔突的血液中
憩息，预言狂暴将降临。
在海边听到黑色元音的鸟群。
（王烨 水琴译）
尤其当十月的风
尤其当十月的风
伸出霜寒的手指痛击我的发丝，
为蟹行的太阳所制，我踏着烈火
在地面投下一片影子蟹一样爬行，
我站在海边，倾听群鸟的喧鸣，
倾听渡鸦咳叫在冬日的枝头，
我忙碌的心一阵阵颤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