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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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步行的“世界之最”，好像把以前走过的路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天的长度。还有那些讨厌的雨，它让我的身体没一处干爽，连鸟仔都淋得缩了进去。好几次尿急，我找不到工具，只看见一线尿从肚脐眼下面射出。现在我经常看见电视剧一表现爱情，主人公就在窗口外面淋雨，只要这么一淋，屋子里的人准会感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那一天我足足淋了六个多小时，如果加上回公社的两个小时，一共是八个多小时，一秒种都没打闪。
晚上九点多钟，我像一只落汤鸡到达谷里，找到了小池的屋子。窗户还是亮的，里面点着煤油灯。我借着门缝透出的光线，把每只鞋子上差不多两斤重的泥巴刮在门前的石头上，才敲开门。小池先是一愣，接着声音像一盆水迎头泼出：“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还以为你死了。”
“我是走路来的。”
“不是说今天，我是说当初。”
“现在来不行吗？”
“晚了，就连你的信也晚了。”
“出什么事啦？”
“……我恨你！”
小池咬住嘴唇，咬了好久，才往湿柴上倒了一点煤油，在屋子里点起一堆火，让我烘烤湿透的衣服。我想脱下上衣来挤水，她说：“别脱，你就穿着烤，离火炉近点。”热气逼近我的身体，腾起团团水雾，我像一台造雾的机器，坐在火炉边，让衣服上的水蒸汽源源不断，让白色占领整个房间。已经夜深人静了，小池也没关门，期间吹来一阵风把门合拢，她跑过去拉开，门敞得比原来的大，还支上一根棍子。这哪像小池的风格，我一再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她不说，只是紧咬嘴唇，低头看她的脚尖，好像答案写在脚趾头上。房间里沉默着，我写信时的滔滔不绝不见了，小池耍流氓的胆量也没有了，只有炉火里的木柴不时地“噼啵”一下，让我的心里产生那么一点点暖和。等身上的衣服接近干燥，小池抬起头来：“你到王队长家去睡吧，荣光明和于百家都住在哪里。”
“我不想睡，就想看你，看到天亮我还得赶回去上班。”
“明天生产队要收稻谷，我没力气陪你坐一个通宵。”
“为了看你，我连假都没请，是路过铁道口时跳上火车的，差一点就摔死了。”
这时，小池的目光才全部集中到我身上，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仿佛在找她丢失的发卡或者橡皮筋。我说：“过去我不懂事，对不起了。”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她拿起一张塑料布，包了两个烤红薯，放到木箱上，“你走吧，再不走就赶不上明早回县城的班车啦。”
“你还没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就是告诉你也没办法改变。”
“你不告诉我，我就去问百家和光明。”
“你真难缠，”她又抓起一块塑料布，拿起一把手电筒，“走吧，别在生产队里放广播了，路上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和小池分别顶着塑料布，走在回公社的泥泞路上。我刚刚烤干的衣服，不到几分钟又被细雨湿润。那是雨声和脚步声交织的长夜，但是小池的说话声把所有的声音都盖了。她说暗恋她的人多得像蚂蚁，如果排起队来，起码有一里多长，平时连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数学老师冯劲松，一有机会也冲着她眨眼。但是，她从来没认真地打量过那支长长的队伍，而偏偏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她也不知道看上我什么？就觉得我的卷头发好看，像外国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可能是臭资产阶级家庭遗留给我的，就连我身上的气味，她也特别喜欢，怪不得在插队之前，她的鼻尖经常要捂着那块沾上我汗水的手帕。
走过牛塘坳那棵大枫树，小池问我：“你还记得我出发的那天早上吗？”
“记得。”
“那你记不记得我伸出半个身子跟你挥手？”
“难道你不是跟你爸妈告别吗？”
“才不是呢，他们都没能力把我留在城里，我的手是挥给你看的。”
“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
“你骗谁呢？当时我对着你喊‘曾广贤，你要给我写信啊’，开始你听不见，当我喊到第三声的时候，你点头了，也把手举起来了。你分明知道，还假装。”
“我要是知道，就让我坐大牢。”
“那你为什么要举手？还点头。”
“我没举手，也没点头。”
“点了！举了！你连这个都不承认，我们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反正我也争不过她，就“好好好”地承认。正是因为这个误会，她到谷里生产队之后，每天都伸长脖子等待，总是第一个奔向邮递员，可是百家的信来了，光明的信来了，就是没有她的信。要知道一个人生活在那鬼地方，是多么渴望一封信，它甚至比一餐饭一顿猪肉都重要。当百家和光明拿着女同学的来信在她面前晃动时，她恨得直咬牙。百家他们看信，她就看村口的山梁，好像那些树会突然变成我。山梁一天矮下去一截，她没等到我的信，更没看见我的身影，就趁去县城的机会，摹仿我的口气和笔迹给她写信。她在信里替我道歉，替我求婚，替我表扬她的美貌和善良，甚至没征求我意见，就私自在她的名字前加上了“亲爱的”。她幻想这么糊弄一阵，也许我的信真的会来，可是半年过去了，我连半个字都没写给她。她抱着那些假信大哭一场，就把它们全部烧了，一边烧一边给自己下命令，今后再也不许想我。
给她的信早就写了一床铺，只是我这个超级傻瓜没及时投递。收不到我的信，她就得面对现实，其实，从坐上开往八腊公社班车的那一刻起，她就得面对现实。县城到八腊公社的路全是弯的，起码有二十几个大弯，坐上车她就感到晕，车一动她就呕吐，一路上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吐得她一点也不觉得风物还是天乐好，差点就从窗口跳下去，一头撞死。后来她去县城给自己寄信也是这么个吐法，为了虚构一个人来爱自己，她每次走上班车全身都在发抖。
她和百家、光明是在深夜到达谷里生产队的，王队长把两个男的领到他家，把她一个人带到那间泥房，说女的单独住方便些。王队长甩手就走，也不管她害不害怕。那是一间单独的泥屋，周围没有人家，如果不是点着灯，就没有一丁点光源，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清楚。可想那一夜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坐在蚊帐里，眼睛一直睁着。外面的刮风就像鬼叫，甚至有好几次她听到脚步声都到了窗口下，吓得她的毛根都立了起来。当时她多么需要一个不怕鬼的男人陪伴，她甚至想如果谁来给她壮胆，她就嫁给谁，不管这个人年龄有多大，样子有多难看。窗外的脚步声越来越重，她脊背发凉，出了一身冷汗，眼看就要晕倒，就大叫一声，拉开门逃出去，没想到撞上了一个人。那人说：“别害怕，我是来帮你守门口的。”
在生产队劳动大都是分块块，比如挖土，每人划一块，谁挖完了谁就坐在一旁看别人挖。她从来没拿过锄头，哪挖得过农民，只挖一次手就起了水泡。起泡了不能休息，第二天接着挖。她手里的泡被锄头把磨破，整个掌心血肉模糊，痛得就像刀割。但是她不能叫痛，叫痛就是怕劳动，就是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她得缠着纱布挖。凡是挖土，她总是落在最后，开始别人还帮帮忙，多次帮忙之后他们也累了烦了，就不再帮了。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站在门口帮她守夜的人一直帮她，哪怕别人嘲笑，他也帮她。当那个人的锄头抢在她的前面，把她没挖完的土全部挖完之后，她就觉得那个人像她的男人，是毛主席给她派来的丈夫。
有一天，那个人走进她的泥屋，对她说：“跟我好吧。”她摇头拒绝，尽管那个人帮了她许多，她还是拒绝，原因是她对我还心存幻想，她还想嫁回城里来。她一直用我来排斥那个人，甚至拿出她冒充我写的信让那个人看。但是那个人不相信，说：“要是他真爱你，早就来看你了，而不只是写几封酸溜溜的信。”她的拒绝没有打击那人个，他照常帮她挑水、打柴、洗衣服，帮她到公社去买红糖。
就在我信件到达的前两天，也是下大雨，她屋前的柴火全淋湿了。晚上收工回屋，肚子饿得呱呱叫，她急着生火做饭，但是柴火湿了，怎么也烧不燃。她低头吹火，浓烟熏得眼泪直流，后来泪水越流越多，再也分不清那些是烟熏的，那些是委曲的。这时，那个人来了，往湿柴上泼了一点煤油，划了一根火柴，火便熊熊起来。她的眼睛一下就睁大了，就像看见发明蒸汽机的瓦特那样满脸惊喜，一头扑进那人怀里。用煤油生火尽管看似简单，但她却根本没想到，现在她一直用这种方法生火，省去了许多麻烦，至少不用流眼泪。
万万没想到，就在她扑向那个人之后的第三天，我的信到了。我的信早不到，晚不到，偏偏在她扑向那个人之后才到，这是不是命呢？假如她在扑向那个人之前收到我的信，那她就不会扑得那么草率，至少还要犹豫三两天。怪只怪我当时没在信封上贴邮票，没大起胆子把信早一点寄出去。
天色微亮，我们才走到八腊公社，细雨的街道空无一人，轮廓模糊的班车停在革命委员会门前，所有的门窗都关着，公社广播站的新闻从喇叭里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我问：“那个人是谁？”
“暂时不想告诉你。”
“是百家或者光明吗？”
她摇头。
“那就是当地的农民？”
她仍然摇头。
“我还有机会吗？”
“没了，我都已经……”
“已经什么了？是不是跟他睡了？”
她的脸一沉，提高声音：“就是睡了，和你也没关系。”
“我不想回去了，就留下来陪你，跟你一起插队。”
“算了吧，当初我求你报名，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不愿下乡。”
我的鼻子一酸，泪水涌了出来，仿佛比下着的雨还要滂沱。她说：“你真是个孩子，也不怕丢人现眼。这事是哭得来的吗？如果哭得来，当初我早就把你哭来了。”她这么一说，我哭得更厉害，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哭，哭了心里好受。她背过身，抹了一把眼睛：“城里有那么多姑娘，哪一个不比我好。”
“除了你，我谁也不要。”
“这又不是糖果，可以随便抓一把给你，这是感情，我没有办法分成几瓣。你走好，我得赶回去出早工了。”她把袋子里的红薯塞给我，转身走去。我喊她的名字，以为能够把她喊住，但是她越走越快，渐渐地被雨水淹没。
听了这么久，你累了吧？喝口饮料吧。对不起，我没带香烟，我不知道你抽烟，叫服务员上一包吧，没关系，只要你能听我把故事讲完，再点一盘水果都没问题。
回到动物园，我把席子下的每一封信都贴上两张邮票，投进邮筒。从那时起我养成了在信封上贴两张邮票的习惯，就是正面贴一张，反面贴一张，即使有一张掉了另一张还在，以确保信件不被耽误。十天之后，小池寄回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我的信，就连信封也没撕开。晚上，我抱着那些信件入眠，半夜里常常被自己的喊声惊醒。我还在梦里喊“池凤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