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3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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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朋友，我们叫他李爷爷，只老俩口，有点钱就琢磨着吃，爸爸常带我去李爷爷家喝酒。我吃过李奶奶包的小笼包，一口一个全是肉丸儿，好吃极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人家舍得那样吃肉的。李爷爷在肉类加工厂认识人，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兔子架子，兔子肉被整块地切下来出口换外汇了，兔子架就可以很便宜地卖给职工。李爷爷很胖，每次会提十斤兔子架走几站路到我家楼下。我们家在四楼，他实在走不动了，就在楼下喊我们。我和哥哥都喜欢吃兔子架，兔子架煮出来的味道很鲜，吃完兔子架还可以卖骨头。十斤兔子架的骨头可以卖两角钱。两角钱可办的事就太多了，可以买1角钱九粒的花生酥糖，还可以买1分钱一串的橄榄，有三枚……这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小吃。
关于松花蛋，我父亲最有故事讲。一吃松花蛋他就给我们讲他打莱阳的时候把松花蛋当成臭蛋倒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听了八百六十遍了，但父亲说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现在，松花蛋却成了好东西，春节的时候，一家才供应一斤松花蛋。有一次，春节的时候，我到外面玩，没有赶上吃饭，回来时正碰上父亲在厨房忙。父亲招招手把我叫进厨房，给了我一整个松花蛋。家里来人吃松花蛋都是和许多酒肴配到一起的，松花蛋是那一碟酒肴里面的四分之一。能有一整个松花蛋在手上，真是喜出望外。我二话没说，一把就把松花蛋送到嘴里，浓郁的香味糊住了我的舌头，整个味蕾都被那香味包围着，我觉得连喉头也被那香味糊住了，真是解馋。但等口腔全部干净后，我才发现，我的上牙床已被松花蛋上残余的石灰烧破了皮，那是记忆中吃得最悲壮的一次。
贫乏的生活中也有浪漫的插曲。我们家最浪漫的吃是在公园里。星期天去公园，母亲会提前蒸好葱油饼，拌点儿小凉菜，再炸点儿花生米，用饭盒盛着，便是我们家游玩的野餐。
到公园的门口，是我和哥哥要爸爸请客的好时候。爸爸请客很简单，就是要给我们每人买上一罐头瓶的散装啤酒喝。5分钱一罐头瓶。我和哥哥一人来上一罐头瓶，一仰脖就喝完了。
这样才算拉开了野餐的序幕，中间的玩耍都不记得了，好像出去就是为了吃。等到把所有的野餐摆好后，父亲便掏出小刀，在小树林里挑那笔直的小树枝，折断，再用小刀将树皮刮去，露出萝卜青色来，做成筷子，夹菜的时候会有很清香的味道。
5
父亲的能喝终于把他送到了病床上，他一生都期待的战场终于让他自己给挪到了病床上，看着父亲在病床上艰难地与疾病作斗争的时候，就感到他真的就是一个被捆绑在战车上的堂吉诃德。
就在父亲刚刚退休的第二年，他就第四次脑血栓中风躺倒了。
前面三次，他有轻微的脑中风，还只是胳膊有点不能动。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一般很快就好了。好了，父亲就照样喝酒，还沾沾自喜地宣称：我还是没有倒下，只要一天不倒下，我就要坚持一天喝下去。那态度就像是在战场上宣布；只要有我在，阵地就不会丢失。他手中的酒杯，就是他的战利口。
父亲刚刚瘫倒的时候，医生不让他再喝酒抽烟。他面呈沮丧，声调悲哀地说：“连喝酒和抽烟酌乐趣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谁还听不出他的毛病是什么，在他的生活里，已经没有别的乐趣了，只是喝酒和抽烟。
父亲病了。右脑大面积栓塞。左肢陷入瘫痪。嘴还歪着。这意味着他已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人不离身边地照顾他。但不论他是住在琴岛的疗养院里，还是转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他所到之处，总是会引起病房或治疗室的哄堂大笑。甚至在电梯里，他也能不失时机地表达他对生活的失望。这种失望他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常常是别人笑了，他却严肃着不笑，痛苦地坐在床上，使我们每一个笑过了的人，更觉出一种心疼。
也许，在别人听来，父亲的话带有几分神经质，毕竟他是脑子出了问题的人，还拌有轻度的脑萎缩。他年近七十，不能以正常人的意识去认识他。但我们熟悉父亲，熟悉他平时爱开玩笑和看破红尘的态度，便对他在病床上的话能够理解。
我当时正在广州出差，听到父亲瘫痪了，便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他买了香港进口的“真人大造丸”，告诉父亲它的药效是“立竿见影”，这是说明书上写的。他不信，坐在床上阴沉着脸，说：
“你立个竿我看看，我看那影子在哪里，也只能是立爪见影吧。”
护士小姐给他背上了一个24小时监听心脏的“豪特”，他又不满意，一面任凭护士给他系好，一面不住嘴地说：
“你们的大夫老是怀疑我的心坏了。我的心要是坏了就好了，那就发大财了。”
护士和医生全都乐坏了，他还没有忘记针砭时弊呢。
除了医院的治疗，为了能让父亲早日康复，我无师自通地为父亲按摩、点穴，目的是让他失去知觉的胳膊、腿活动一番。在我的折腾下，他一边不情愿地让我按摩，一面大声嚷着：
“救命，于教授，你饶了我吧。”
我不解，我怎么成了教授了？父亲便白了我一眼，道：
“你们都是叫我受罪啊，你们这些‘叫受’。”
“那你以后还喝不喝酒了？”一个小护士不怀好意地问，据说此次犯病，就是因为在病中父亲又偷偷喝了很多的酒。
“喝，不倒下就喝。”父亲干脆利落地说。那话接得如此痛快，就像在战场上经受拷打的战士。
平时父亲是不太说话的，除了喝上酒。可自从他病了以后，他有很强的说话欲，把自己的思想及时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他形容自己是“偏口鱼”，因为他的嘴是歪的，又姓于。他的肩膀、胳膊及腿因为血脉不通，非常酸疼，我们大家都说疼好，疼说明有知觉，有希望，父亲却说：“谁说疼好就让谁去疼吧，我不想疼。”后来，从中日医院来了一个专家，也告诉他疼是好现象，他半信半疑地望着大夫，又说：“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
每次护士来给他打吊瓶，他就直瞪着眼看人家护士小姐。护士们与他熟了，就问：“看什么？”
“我现在跟我孙子一样，见了穿白大褂的就害怕。”
护士仍旧逗他，说：“人家还哭，那你怎么不哭？”
父亲是“土八路”出身，爱用一些军事用语。因为当初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于是，单位便请了一个战士小张来护理他。他与小战士配合默契。他说：
“小张，不好，有情况。”
小张就马上反应他是要上厕所。如果他说“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要大解。也多亏了这位小张，在父亲犯病的最初时期，给予了细心的照料，那种细心是我们做子女的难以做到的。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是只要病人的眼睛往哪里一看，他就能理解病人是想做什么。到底是当兵的。父亲说。
可是有了战士小张做标准，父亲以后可就难护理了。为了更好地治疗并能尽上孝道，我们就把父亲转到了北京的中日医院。中日医院设备齐全，每个病床前都有可以直接与值班护士对话的传声器，一按电钮就可以通话。父亲对此很感兴趣，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按电钮。就是我们在身边，他也按，问他，也不会理我们，只肯与护士对话。
刚住进医院，自然要做各种检查。他对医生的态度很敏感。医生例行公事时，他多半不说话：医生态度和蔼，他会主动地说话。康复科的女医生也姓张，态度很和气，询问病史也很耐心。于是，父亲就很配合。医生为检查他的反应能力，指着站在一旁的我问：
“老于，你告诉我，这小姑娘是你的什么人？”
父亲看看我，没有马上回答。因为天热，我打扮得很简单，显得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一些。可不见得年轻一些老爸就不认识我了，虽然他是大面积脑栓塞，但他的智力很正常。
父亲很清楚地对张医生说：“那个小姑娘是我的女儿，那老姑娘是我老婆。”他又指了指我母亲。我们都乐了，并长舒了一口气，父亲的脑子是没有问题了。
张医生让他抬左胳膊，为指导他，将一简易的测试器放在他的肩头。父亲看了看测试器，又看看医生，说：
“大夫，你就是在我这里放上一个小金锭，说拿着就是你的，我也够不着了。”
张医生笑笑，让他努力。他努力地动，左胳膊纹丝不动，父亲又说：
“它真坏，一点也不听话，让它擦擦脸也不干。”
医生说：“老于，你不要着急，会康复的。”
父亲却说：“没有用，都一个模样：勾勾着手，拖拉着腿，扭扭着身子，歪歪着嘴。”父亲用山东话说这些他自己编的顺口溜，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我看到门外的病人都在往房间里看。大概他们都没有见过，在一个医院里，会有那么值得人们开怀的事情。
父亲并非耍贫嘴，他的是非非常分明。他有时比较任性，不肯或者说不敢多走路，总怕摔倒。有时我忍不住，就要对他发脾气。我犯急时他就用眼瞪我，一字一句地说：
“病人还没有不耐烦呢，护理病人的反倒不耐烦了，是你护理病人，还是病人护理你。”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自愧了几天，你不能不承认父亲的话是对的。实际上，我们着急的，也许并不是病人的病，而是因病人的病，而给健康的人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而已。由于父亲不能自理，医院给父亲配给了白天和晚上两个护工。护工都是男孩子，常常对父亲发急。而病中的父亲总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白天的那位护工陪他去烤电，态度很急躁。父亲在他呵斥下进入烤电室后，便不紧不慢地对小护工说：
“唐（护工的姓），来来来来，我已经交了钱了，这里面很暖和，你来试试。”此时正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人在风扇下面还要出汗，何况进入烤电室，可见父亲的用意。
晚上的护工较辛苦，要推父亲去几次厕所。小护工不乐意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睡好，睡好，不要老去厕所。”
父亲就批评上了，说：
“哪有你这样的护工，不给病人带来方便，反而要给病人带来不方便。”
“护工也不是奴隶。”护工反驳地说。
“对，护工不是奴隶，可也不能当老爷吧。”
他们的这番对话，让同房间的病人笑得睡不着。当早上我们去时，同房间的病人就将他们的对话告诉我们，我和母亲也都忍不住笑了，这就是父亲的特点，哪怕是在他偏瘫的时候，大脑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他会自言自语地评判着事情，什么“友好医院不友好”，“康复就是不康复”等。其实医院对他真的是不错的，但他在病中的敏感，使他的眼光也变得特别挑剔了。
我想起了一个传说，在日本的一动物园内，许多凶猛的动物展示过后，摆着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最凶猛的动物”。这就是人。这是从一方面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确是凶猛的，身体瘫了，但精神不倒。父亲并不是一个偷生的人，他甚至多次抱怨，死是这样的艰难，过程又是这样的长。但他始终顽强地表现着他的意识，显现着他的精神。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