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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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占北大营——”小小的心灵已经有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九月十八”发生在1931年，也正是我出世的那年，真是“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诗经。大雅。桑柔）
没过几天，也就是1937年7月7日的夜晚，我隐隐听到炮声。第二天一醒来，听大人说：“日本人打进北京城了。”才发现整个城市的气氛变了，邻居们不时的从大门缝偷着往外瞧，王阿姨不准我们姐妹出房门，说是外面在抓小孩呢。傍晚妈妈回来了，惊惶失措地说：“日本鬼子进城了，你们不要出门。”又一个傍晚，妈妈气喘嘘嘘地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得了啦！日本兵追着我直喊：‘花姑娘！花姑娘！’我赶快跳上一辆洋车逃回来了。”妈妈不敢上班去了。又过了几天，妈妈说：“咱们得赶快离开北平。”妈妈和王阿姨连夜收拾行李。不几天，妈妈就带着我们姐妹和王阿姨先离开北平，继父所在的学校将迁至陕西西安，过几天他将乘由学校安排的飞机离开北平直达西安。妈妈带我们离开北平的那一天，走出院门，我才看见两旁商店门口悬挂上了有红巴巴的日本国旗，顿时感觉仿佛遭遇了强盗。我被迫离开了可爱的北平，我的豆芽菜小学呢？还有那紫色的无花果呢？都成了记忆和梦幻。
几年以后，我才懂得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继侵略我国东北以后，又在北平西南郊宛平县的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进一步全面侵略我国。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战死宛平沙场，以身殉国，八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二、刺刀下的侮辱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逃亡的生活开始了。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还有王阿姨分坐两辆人力车、奔向前门北平火车站。妈妈用黑头巾裹住头脸，仿佛是个老太婆。我坐在妈妈脚下的行李上，一路上不仅看见到处悬挂着日本国旗，还看见卖日本货的招牌，踏着木拖鞋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上的日本女人，荷刀枪巡逻的凶狠狠的日本兵，真想再喊一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不敢，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心头。
火车站已挤满逃难的人，妈妈和王阿姨提着行李分别拉着我们姐妹的手走进站台。这时过来两个日本兵，叽里咕噜地呵斥，做着手势，让妈妈和王阿姨放下行李。日本兵用刺刀挑着我们捆被包的绳子，妈妈忙把绳子解开，被包、箱子都散开了。日本兵用刺刀一层层挑开被子、褥子，一件件挑开衣物——我们四个人像木头一样一旁呆看着，日本兵把被褥、什物挑得乱七八糟，将装在鞋盒里的一对玉酒杯拿起，两个日本兵分了，各自放入已经鼓鼓囔囔的衣袋里；还对躺在被褥上的我的布娃娃胸口狠狠地扎上一刀，里面的荞麦皮流出来了，我一阵心疼，仿佛我的心在淌血。妈妈感觉到我的手在哆嗦，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从妈妈的紧握的手中我仿佛得到了力量，咬住嘴唇忍住泪。日本兵找到点好处就向我们一挥手：“八格鸦鲁！”转身又去拦阻别的旅客。妈妈和王阿姨忙不迭地胡乱地把被包捆上、盖上箱子就匆匆踏上人挤人的火车。多少年后，妈妈才说：“那次真险，我缝在被子犄角的金镯子他们没发现，布娃娃倒遭了殃，江静，当时你要哭了，就可能出大事了。”我说：“我懂！日本兵是魔鬼。我才不会在他们面前哭呢。”姐姐说：“林黛玉变薛宝钗了。”我说：“我现在真想哭呢，我可怜的毛毛被捅了一刺刀。（我这样称呼我的布娃娃）。”姐姐又说：“唉，林黛玉怎么就变不了薛宝钗呢？”姐姐已经十岁，读过许多书。我悟性也不低，《红楼梦》的故事也知道一点了。
上火车不久，我窝在坐椅上，随着火车的摇晃，逐渐进入梦乡。似乎仍在北平的家中，正在收拾书包，抚摸着那些彩色的课本，翻开了第一页：“小猫跳，小狗叫——”这些字我不但认识也会写了，我想我一定会成为优秀生。王阿姨催我赶快吃早饭，于是
我把书小心翼翼地整齐地放入书包后，就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喝着猪油酱油还加青菜的可口的米粥。一会儿米粥变成了台阶上清甜的、紫色的无花果？王阿姨变成了老师，含笑地送给我一个有卡通画的铅笔盒，我高兴地接过来，“谢谢”二字还没出口，忽然日本兵咧着血盆大口，端着刺刀一下就把铅笔盒挑翻，哗啦啦！铅笔、橡皮、铅笔刀撒了一地。正要去检，只见刺刀向我胸口刺来。“哇！”地一声，我哭了！只听妈妈说：“江静，醒醒！”我睁眼一看：姐姐和王阿姨也睡着了，随着火车的晃荡，她们的头也随之轻轻晃动，她们又在再做什么梦呢？妈妈睁着警惕的眼睛，扫看四周。四周烟雾腾腾，人头躜动，咳嗽吐痰——平时最爱干净的妈妈不忍受也得忍受了。我想此刻妈妈只希望火车跑得越快越好。
我没有去打搅妈妈，看着窗外一幅幅山水画从眼前飞过，难道这些画都要被日本鬼子抢去？这满车的同胞都是被日本鬼子赶出家园的，到哪里去？还能回美丽的北平吗？北海、颐和园、家、豆芽菜小学、无花果、娃娃毛毛、刚升起的美梦都一一被日本鬼子的刺刀捅碎了，愁绪如雾，慢慢扩大。流亡之歌在心房回荡：“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三、海浪它疯了
火车到天津后，改乘海轮去青岛，再转火车回长沙。
海轮船舱里人很多，我和姐姐睡在三等舱的一个二层床的上铺。开始觉得很新鲜，老下床在船舱里跑来跑去。不时到舱外看大海，一片汪洋，波浪起伏，无边无际，海尽头是天，天尽头是海。俯视近处，可见与船共游的粉色海蛰。夜雾降临，大浪涌起，妈妈让我进船舱快上床去。我趴在床上，好象躺在摇篮里，我和姐姐轻轻地唱起‘摇篮曲’。渐渐眼皮合住了。忽然像掉进了搅拌机，天昏
地转，是梦吗？不是！突然我“哇！哇！”地吐了，花生米、面条。第一次坐海船，禁不住海浪的颠簸。奇怪的是我没有哭，不过是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每每回想这段儿时的经历：刺刀镌刻的是仇恨；大海的摔打，却像一场人生的演习。比起我成人后所遇到的生活风暴，这掀天覆地的海浪也不过如同池塘的涟漪。
四、逃难四川
逃过日本兵的刺刀，经受颠簸的海洋，我们到了武汉。也许是天意，偏偏在这里遇见了从安徽逃难到武汉的姨妈一家。
据表妹姚一平回忆：芦沟桥事变后，姨父应召回到部队。当战火逼近安徽宣城，炮声迅及耳边，姨母一家仓皇逃难。逃难的人很多，坐不上汽车，姨妈雇了个挑夫，挑着两个箩筐，箩筐里坐着五岁的表弟监复和四岁的表妹一平。他们的叔叔徒步背着两岁的三表妹山平，姨母抱着100天的四表妹南平坐独轮车。风餐露宿、日行夜走，回首尚可见芜湖在战火中燃烧。
母亲写信告之姨妈安徽若吃紧的速来武汉会合。此后就再没有得到姨妈的消息，母亲非常焦急，每天到窗口张望来往逃难的人群，我们就住在武汉码头附近的旅馆，希望能看到姨妈。
姨妈一家人好不容易踉踉跄跄奔到了武汉，正在码头上徘徊，举目寻亲时，恰在楼上眺望的母亲，突然看见姨妈的老同学廖明华，忙下楼问廖：“看见我姐姐一家吗？”廖说已到江边码头。母亲忙跑去接姨妈一家到了旅馆。
不久武汉也呆不住了，母亲就让我和姐姐随姨妈回长沙老家，她去陕西北师大找继父去了。
长沙也非安全之地，姨妈又带着全家和我与姐姐、表兄贺克美去了四川铜梁县，当时姨父所在部队就驻扎该地。
四川地处中国内陆，高山环绕，物产丰富，成了逃难的好去处，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命名陪都）。许多行政单位和工厂企业也迁移西南。铜梁县，位于重庆不远的西北方——嘉陵江畔。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没能迈过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但他们却对四川狂轰滥炸，连铜梁这座小山城也未放过。
那是1938年，几乎每天都有防空警报。警报一响，我们马上躲进后院的小树林，或者将四方桌搬到院内树底下，桌上铺上几床浸透水的棉被。居然有天炸弹就落在小树林旁，吓得婶婶（姨父的弟妹）慌了神，乱跑，抱着孩子跳进树林旁的小河里。当大家把她拉起来时，她不仅像个落汤鸡，一只鞋子掉到水里也找不到啦，两眼还在发直。战争啊！可恶的日本鬼子，为什么不依不饶地欺负我们中国人？真恨死他们了。
铜梁，除了留给我轰炸的恐怖感，也留给我许多甜美的回忆：我们表兄弟妹加起来7个孩子，真热闹啊！我已经上小学了，我不那么爱哭了。每天和兄弟姐妹们到小树林里拣红豆、捉迷藏，采桑
叶养蚕宝宝。院子里夏天有红色的夹竹桃花，冬天墙边有浅黄色的腊梅花，院中长着一棵高大的柚子树，白花喷发清香。我和表弟表妹爬到对称的两棵大树上轮流唱抗日歌曲，我们最爱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孩子总归是孩子，再愁苦的日子，也能找到乐趣。孩子们天天都盼望姨妈买来的紫色皮的又甜又粗的甘蔗。有次我拿菜刀砍甘蔗，竟然一刀砍在了与甘蔗并列的左手食指第一截上，还好，有甘蔗挡着，没有砍断，流了许多血，姨妈赶快给我上了云南白药，直到现在还留有一道疤痕。我没有哭，忍着痛，看姨妈细心地给我包扎。看着姨妈因干家务略有点粗糙的手，心想姨妈真不容易啊！姨妈儿时得病以致她一条腿有点短、走路有点跛，但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美丽，她慈眉善目，充满祥和的美。她像一只很大很大的母鸡，翅膀下护养着7、8只小鸡，她妹妹和她哥哥的孩子都由她带着。过长江、爬蜀道，躲警报，督促学习，穿戴食宿样样都得操心。姨妈脾气好，有颗博大的心，她是基督教徒，她是属于那种牺牲自己一心为别人的好人。
1939年暑假母亲来接我们姐妹去离铜梁县不远的合川县居住，继父主持的国语研究会也迁至重庆附近的青木关镇。在合川，母亲和继父的孩子——我的小妹妹诞生，大名泽渝，小名小西。为了离继父工作单位更近些，母亲又带我们姐妹去了青木关镇郊区核桃树乡居住。姐姐在青木关学校住校，我则每天跑到镇上上学。放学回家时，天近黄昏，每听见田里水鸟的怪叫，有些害怕，有时我就逃学。有天我躲在帐子里睡懒觉，让母亲发现了，把我轰起来，赶我去学校。虽然去了，情绪不好，中午在继父的国语研究会吃午饭时，继父的一个同事偏偏要问我：“你爸爸在哪呀！”因为我一直呼继父为黎伯伯，他们不清楚我和继父的关系。藏在我心底的痛苦突被引发，我哇哇地哭了起来。继父忙为我打圆场胡弄过去，又带我去洗了脸，没有说我什么。我觉得继父虽然不像爸爸那样亲切，但感觉到他没有讨厌我，我很感激他多年对我的抚养。有个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