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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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八角村又访问王奶奶，一进门，浓重的煤烟味呛得嗓子发痛，室内可还很冷。王奶奶哭诉了她的工人儿子今年只寄了20元，可社里认为她有大工人儿子，就不补助她，除了四块八的房租收入，就靠一点存粮。今年几分自留地打了150斤麦子，舍不得吃，卖给了国家。问侄子要白薯，给了几块烂的，队会计看她可怜，擅自作主，给了她100斤白薯，她夜夜难眠，上下眼皮都哭肿了，色泽如同鸡冠。
1957年2月4日春节过后，我们到东郊高碑店乡调查，我们工作组召开了个共青团员会，参加会的20位共青团员有19位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一家不减少收入，社没办好，再加上天灾。”有的团员说：“本来收入就不多，又减少了，哭天抹泪的，骂大街的，动刀子、打干部的都有。”有的团员索性不作声，我们追问他，他就说：“没说的，反正是减少收入了。”只有一个团员司德顺说他家增加收入了。可会后听别的团员说：“他老婆不让他在社里干活，让他进城当工人去。”于是我和小孙去访问他家。
我俩按邻居的指点去了，我们在院门口问道：“司德顺在家吗？我们是工作组的来看看他。”屋里有个女人的声音：“司德顺不在家。”“他爱人在吗？”“噢他们不住这院，在东边。”我们疑惑地走到隔壁小院，一只大黄狗凶狠地向我们狂吠，我们只得站在柴门外和东院主人答问。主人说：“司家在西边院。”我们只得再回头朝方才去过的西院望去，有个年轻女人站在院门口了。小孙马上过去问道：“你是司德顺的爱人吧？”年轻女人冷冷地说：“干什么？”“来看看你们。”她不说“请”字，转身就往屋里走。小孙和我也就赖皮似地跟着她进了西院东屋。
靠东墙，炕占去了半边房，靠北一个长条高桌顶住两头。桌中央有个座钟，钟两旁各放一玻璃匣，匣中各插假花一枝，还堆满杯盘碗盏等。这位大嫂不过20余岁，鸭蛋脸，白净、丰满，大眼、端鼻，鲜红的嘴唇，真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穿着不整齐，棉裤膝盖处开了口，棉花一绺绺地挂着，也不补一补。一岁多的孩子躺在炕上，脸上长满了垢痂。
问她一句她答一句：“生活怎么样？”“好！”“收入怎么样？”“增加了。”“有困难没有？”“没有。”她转身面壁不再搭理我们了。小孙还穷追不舍：“你爱人在社里当小队长，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沉默。“有什么问题对我们说，我们帮助解决。”她开口了，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解决不了。”然后她闭紧嘴唇，再也不回答了。
我们正准备走时，司德顺回来了。
司德顺是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目光无力，表情温和。开始他对我们说：“我啥困难都没有，就是她思想搞不通。”小孙说：“谈谈你本人在队里有什么困难吧。”他说：“我工作得很愉快，社员们都拥护我，可她老让我到城里找工作，可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可她说你这身子骨在这儿再熬下去，活不到30岁，你死了，我怎么办？我是不愿意离开的，哪那么容易死。”我问他收入情况，他坦白地说：“收入减少了。”他分析：“主要原因是干部管理不善，浪费大，其实今年地里并不减产。”当他妻子去院子里拿笤帚时，他说：“我拿她真没办法，她成宿成宿不睡觉，眼睛直发愣，我真怕她寻死。我准备暂时到城里找个工作做，过几十天再回来。我撒手走了，又不对又难过。我现在工作得是真高兴，我还写了个快板呢。”他从玻璃匣子里拿出他写的快板给我们看，有200多行，歌颂合作化的。“要不是有孩子，我也就算了。”我懂了，司德顺为什么在会上没说真话？他不愿在会上说泄气话，多好的青年啊！
这些农民不管是吐苦水的，还是说气话的，还是像司德顺这样说话顾大局的，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多么苦，从日出到日落每天始终辛苦地为国家生产粮食，那个王奶奶好不容易打了150斤小麦还舍不得吃，卖给了国家。司德顺妻子情绪虽然大，但也能够令人理解，谁又不憧憬美好一点幸福一点的生活呢？她条桌上的那些花不正是她心灵的透露吗？冬小麦啊冬小麦，他们都是冬小麦啊！他们忍受着寒冷，挣扎着生长，最后奉献出芳香的小麦。
北京解放前，苏联的小说就宣传合作化是农村革命的方向，解放后，又看了许多苏联宣传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电影，苏联农庄老大妈欢乐舞蹈的场景至今深印脑海。但在下乡调查中我没有看到我们合作社有苏联电影中所表现的集体农庄的那种富裕幸福。
我回到单位后，把这真实情况汇报给领导，只想引起领导注意改善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这时也正是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人们帮党整风的时候。我也感到政治空气活跃了，早春天气到了。接着我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冬小麦之歌》这首诗，表达我对农民精神的敬爱和我受到的启发和鼓舞…
没想到半年后，我的汇报和诗都成了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罪状，我坠入雾谷，晕头转向。
半个世纪过去了，2005年10月29日，我乘地铁，霎时就到了高碑店，又找到了司德顺的家，他上同仁医院看眼病去了，他的妻子接待了我，就是那个曾经不爱答理我们的漂亮而无心情无条件打扮的农妇。如今她穿着花夹袄，住房相当宽敞，用玻璃顶封闭的庭院约百米大，中间放置饭桌，三边是内室，透过玻璃窗可见室内沙发、电视机等；一边是她二儿子的书柜，还有厨房、浴室、储藏室。她满面春风地接待了我。谈起改革开放后生活逐步改善、蒸蒸日上，她笑口难收。当年那个躺在炕上，满身污垢的小男孩，现在承包了三家企业，另盖了两座庭院和楼房，变了，是该变了，变得好啊！
第十章惊鹏伏雁
“蛇”一向被视为恶类，没想到在1957年凡响应党的号召，热情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却被当成了蛇，还是被引诱出洞的毒蛇，否则怎么会一棍子打死呢？谁能想到还会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是阳谋不是阴谋。沦为“右派分子”的人也只好忍受暴虐。我这个小女子，竟然也在劫难逃。
一、早春
1957年春天在桃红柳绿中来临了。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面对1800多名党内外人士讲话中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和高等学校里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他说：“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毛主席的演讲给知识分子送来一阵春风。
1957年3月2日，上海市作协书记，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接上海市委电话要他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3月17日，他给留学波兰的钢琴家儿子傅聪写的家书中，报告了他听毛主席上述两个报告录音的兴奋心情。他写道：“毛主席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区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贯通了的人，”傅雷如此盛赞毛主席，完全出于他的内心。（参见《反右派始末》32页）
许多知识分子像傅雷一样，受到毛主席讲话的鼓舞。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教授费孝通怀里揣了多日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一文决心送出去了，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其文把“早春”的含义点得非常清楚：“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一时间，对“天气”的议论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
人们希望乍暖还寒的“早春”寒气早尽。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暖风劲吹了，人们大胆起来，批判个人崇拜，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提出了疑议，虽然还只是议论，但感到空气松动了。“春到人间，老树竟然茁出了新枝。”社会学的老前辈，陈达教授开始写新著了；李景达老教授也写新著《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今昔》
人们为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兴奋，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怀着一颗诚信的心，忘记了刚刚流逝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恶浪。尤其是文艺界，互相奔走相告，仿佛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活跃时代来临了，人们感激领袖的伟大，人们在报刊上敞开思想发言；毛主席一再鼓励鸣放，说什么这次整风不过是毛毛细雨。紧跟着四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作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这又给了知识分子无限鼓舞和希望，希望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