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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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上自行车，到西单、东单、宣武门、崇文门，穿过座座华美的跨街牌楼，也瞻仰了金瓦红墙的故宫、天安门。还穿过大大小小的不少胡同，当我穿过“头发胡同”、“耳朵眼胡同”时，那胡同窄小得只能推车侧身而过。

　　　　大胡同里的高墙院落，双石狮守大门；柿树、藤萝，高于墙头，招展摇曳。小胡同小门小户，敞着门，室内家什一目了然，门口摆着最多的是用旧脸盆栽种的五颜六色的“死不了”草花。

　　　　还可见到许多大杂院。门框高大，大门敞开，内住几十家穷人，煤球炉多放在廊檐下，犄角多堆放杂物。

　　　　街上跑的“叮叮当”作响的电车是我在西北没见过的有轨电车，她增添了北平的现代气息。

　　　　卖烤白薯的散落在大街小巷，那香味吸引你停下来买上一块，咬上一口。1949年北京解放后，卖烤白薯的逐渐消失，可能也属于小资产阶级，属于改造对象，直到80年代，才恢复。为此我曾兴奋地吟诗道：

　　　　烤白薯，你又回来了

　　　　一个用大石油桶做成的泥炉子

　　　　一双榆树皮一样的手

　　　　伸进炉膛拿出一块块烤白薯

　　　　甜香满街头。

　　　　每当我见到它必买一块

　　　　不管是饱还是饿

　　　　啊！烤白薯，你又回来了

　　　　回来了，我的少年时候。

　　　　美丽的北平啊！文化悠长的古都！1153年起，金朝就开始在这里建都，距今已经850多年。现在在北京广安门河沿公园，树起了富有特色的高高的纪念碑，仰望着它，引发无限遐想……。随之在这块宝地建都的是元朝、明朝15帝、清朝又连续10代于此，直至北洋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燕都——北平，朝朝、代代，积蓄了多么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就是在这里建立的，它的后身就是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

　　　　一天，我骑车在西长安街上，由西往东，径自逍遥地享受古都的安静和文明。刚过西单，还没到府右街口，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我急忙迎上去想看个究竟。哪知只顾看演唱队伍，没注意路面，自行车轮子一下别在有轨电车的轨道中，连车带人摔倒在地。别看我穿着新买的淡绿底色细黑条格的短外衣，深蓝色的西裤，像个北京的洋学生，可实际是个老土，对无轨电车不熟悉，不知道钢轨的厉害。这下可摔得不轻，钢轨和膝盖骨硬碰硬，后者输了，皮破血流，一时还不知骨头碎没有，反正痛得站不起来了。这时有男有女3、4个人从演唱队伍里跑出来把我扶起。一个短头发圆脸的大姐说：“小妹妹，你怎么没看路哦？摔在钢轨上是很痛的。”我说；“我想赶快骑过来，听你们唱什么？”另一个男同学说；“小妹妹，走，带你去听。”那位女同学说：“别急，看她骨头摔坏了吗？小妹妹！试着走两步。”我走了两步：“能走，就是有点痛。”“那我们送你上医院吧。”“不用，回家抹点红药水就行啦。”“家在哪里？”“就在府右街里。”“那我们送你回家。”。“我想听你们唱歌”那位大姐说：“那也好。”

　　　　我扶着自行车，站在他们合唱队旁。他们唱了好多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歌曲。如《反对内战》、《你这个坏东西》、《活不起》、《五块钱没人要》等。那位大哥哥和大姐姐还对我讲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意义，讲国民党政府包庇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我似懂非懂，在兰州和西安已经听说抗日结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内战。如果国民党包庇欺辱中国人的美军，那当然是国民党不对喽！

　　　　唱歌的学生队伍要转移了，大哥大姐硬要送我回家，到家门口，我请他们进去坐坐，他们说：“不客气了，后会有期。”交谈中他们知道我过了暑假就准备考北师大，他们正是北师大的学生。

　　　　还真没想到自行车轮卡在电车轨道里摔的这一跤非同小可，害得我一个月没有出门。于是在家看书、和妹妹玩。一方面准备考大学的功课，一方面猛看小说，每天收听孙敬修老师在广播里讲读法国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跟着就抱着两大本上下册的同名书彻夜通读。我为冉阿让的无辜落入囹圄20年不平，又为他的逃狱后成为财主并救济穷人而欢欣，为他那颗智慧、善良的心而感动。

　　　　有时和妹妹到中海堤上捡好看的树叶做书签，从中南海往东南望去，能看见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瀛台。中海南边有道红墙，里面大概就是以前的皇宫花园，此时是国民政府的北平行辕。北边，过了白石栏杆桥，就是北海公园，绿树环绕的白塔给北平增添了无限雅致。重读继父黎锦熙写的诗，了解了大词典编纂处设在中南海的原由。继父在1937年5月《夏兴八首》里，回忆道：“中海荷香临水际，望中琼岛是蓬壶。蜈蚣桥畔人垂钓，鳌蝀坊前狗盗书。尚忆天坛聆唳鹤，每从白塔看飘凫。同舟仙侣今安在？镜里娥眉镜底骷！（芦变前，主北平中海大词典工作，常立西岸北望北海琼岛白塔，景最佳。中海东向西华门有木桥名蜈蚣，为清末进士听榜之处，近年多为青年男女相约钓鱼。中海北海之间有长石桥，名金鳌玉蝀，桥西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报志时被阅者剪携而去。天坛柏林，每岁飞来灰鹤群一次。镜中美人，翻看镜底乃一骷髅，石头记贾瑞事。）”继父在1939年悼念钱玄同先生的诗注中，提到：“中国大词典编纂处计划书，我分为五部十五组，并各项章程。他说规模太大了，我说这是建设中国新文字的总“粮台”，规模不能不大。民十七（注1928年），战地政务委员会来北平，北平改名北京，大总统所在之中海，辟为文化学术机关区，钱先生主张定要在那里头找房子。我说教育部既南迁，虽有北平市党部搬进去了，但大词典编纂处尽容得下，他大不谓然，说：“既是咱们大规模的总‘粮台’岂有不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并立在中海之理？（那时候，图书馆正拨定居仁堂为馆址，后来在北海岸边盖了新馆，才搬去文津街的。）”

　　　　从继父的诗词中，方知大词典曾经设在到北平最美、最尊贵之处，原来得益于钱玄同先生的主张。但如今也有不了然的事，从上引诗注中，知道继父为汉语大词典至少是从1928年（民国十七年）至1949年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改属北师大、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母亲继续在那里当缮写员直到1961年11月退休。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语言研究所还送了母亲几本，她转送我一本。可是在词典中无一处提到黎老曾经付出的辛劳。难道《现代汉语词典》不是在他黎老领导下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基础上完成的吗？

　　　　还是回述1947年吧？那天偶遇游行演唱队伍后，已感到古城的恬静中孕育着一种新的力量，似乎见到了内战的侧影，我若考入师大，是否也会投身其中？此刻我还不懂何谓“革命”，一切都还是朦胧的，我也没有多想。

　　　　考学前妈妈和继父从南京开会回来了，还带来了守诚的6寸彩照，真可谓是无可挑剔的英俊青年。守诚从上海到南京看望二位老人家，继父也很欣赏他，认为这门亲事可以定了。我却不以为然，总觉得自己还小，谈婚事太早。但我非常珍惜守诚这张照片，还在背面写上“张开你温存的眼波，守住你永恒的沉默，诚心诚意地看着我。”我这些题词，守诚全做到了，而我却被后来遇到的所谓的“革命英俊”拆散了，只剩下这张照片，当然这是后话。

　　　　二、投入学运

　　　　1947年9月我以作文单方面优异成绩被北平师大中文系录取，这是迈过高三又跳了一级，因此成为当时北师大年龄最小的学生，不满16岁。当我一跨入师大，各种社团马上向我、向所有的新生伸出热情的手。在新生报到处，曾经在街头认识的那位赵大姐和一些唱歌的同学打着“群声合唱团”的横幅迎接我们，帮我们提行李送到宿舍；新诗社在食堂贴出了迎新朗诵诗。一股股热风向我扑来，我感到从未有的温暖。

　　　　当时的北师大二、三、四年级在和平门外新华街，称本院，我们一年级的新生住宿、教室则称二院，在离西单不远的石驸马大街，现名新文化街。现在新办的鲁迅学校就建在我们原来的二院校舍里。

　　　　1952年北师大与辅仁大学合并，后来就集中迁移到新街口外大街了，校舍扩大。

　　　　在群声合唱团里我学会了许多歌：《黄河大合唱》最有气魄，不但在本校唱，到北大民主广场去听进步教授讲演，去联欢时，几百人一起唱，真使心灵得到升华。从《黄河大合唱》的“我站在高山之巅”开始，唱到：“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扬，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周围扮演”边唱边感到黄河的滚滚惊涛就在我心中汹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冉冉而升，我也要做祖国的英雄儿女，要像黄河一样的伟大坚强，满腔热血啊！与黄河一起奔腾。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种地，你要穿衣织布忙，”“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唱也唱不完”这些歌不是让人痛心的抗战流亡曲，更不是那些“香槟酒气满场飞，”的靡靡之音，它们是促使青年向前、为创造理想社会的、富有鼓动性的旋律。

　　　　我又参加了《新诗社》，在这些社团里，我们这些青年男女学生彼此就成了朋友，我们互相传阅着革命的书籍，又衍生了各种读书会。

　　　　很快我把正课当成了副业，几乎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神经都沉浸在“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的学生运动中。读书会读的是苏联的小说《虹》、高尔基的《母亲》，还有所谓苏联“同路人”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作品《第四十一》；解放区的作品《李有才板话》《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籍。还常到离西单不远的六部口犄角的一个不显眼的小书店——朝华书店去买书，在那些《三侠五义》《啼笑姻缘》等等通行的书皮里面，藏着各种苏联的、解放区的、还有鲁迅、茅盾、巴金、胡风等的著作，我如饥如渴地吞读这些书。从这些书里我明白了革命的目的正是要实现我向往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

　　　　那些歌曲表明新社会阳光灿烂、稻花喷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学运，在中共领导下配合解放军将鲜花开遍全国。

　　　　对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新中国的向往和追求，是许多青年的共同愿望，这些青年并非个人生活受迫，而是热烈地关心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富强。比如我，自从我回到母亲家后，生活一直比较优越。因为继父不仅是著名学者，在国民党政府中也蛮有地位，所以在政治上，个人也没受到任何压力，何况我还是个孩子。也许正因为还是个孩子，心地纯洁，小时读的童话，现在读的革命书籍，尤其是在抗日流浪生活中，亲眼见到街头许多无食无家的乞丐、穷山沟里没有裤子穿的妇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