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爷们儿 作者: 庸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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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泥嘎巴儿。
其实这美丽的风景对我毫无意义，正如未来、理想之类的东西，它们飘渺得如一个屁，放过就闻不见了。说真的我连明天的事都不敢想，明天是个什么东西？柳芳上回把刀递给我的时候想过以后的事吗？但愿她是忘了。沉吟好久我才说道：“十年后我们肯定还是傻逼，咱们就琢磨现在吧。你说，咱们这样一起混算是朋友吗？”
山林又摸摸腋下的刀把儿：“咱们是兄弟。”
我冷笑一声：“对，咱们是兄弟，不是朋友。”
“我们这种人跟本不能有朋友，要么骑在别人脑袋上，要么让人骑。”山林目光冷竣，脸阴沉得能掉下铁沙子来，他从小就是这副德行，大家暗地里都管他叫法西斯。“还记得大院里那些家伙吗？他们从不拿眼夹咱们，可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更好！”
“人家大院里多牛，搞胡同里的姑娘一搞一个准，不知道二头再碰上大庆会是什么结果？”我又想起了卫宁，刚才他们在公共汽车上的样子让我揪心，二头能放过他们吗？
山林把一根火柴棍放在嘴里嚼着：“我要是二头，再见面就把他的脑袋剁下来，晒着。”
“咱们真是瞎掰，仨鼻子眼儿多出那口气。”我不屑地摇摇头。
“我们本来以为你能上大学，能给咱们哥儿几个争口气，前二年一直没找你，可你自己让重点学校开除了。操！”山林瞪了我一眼。“卫宁多聪明！一直就是三好学生，她是二头妈的心肝宝贝，大庆算个什么东西？”
“可他要真成了二头的妹夫呢？”
“我要是二头，就把卫宁吊起来，打。”山林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腿上，双手抱住后脑勺，看着行李架发呆。其实我一直特别后悔和他们混到一起，感觉上总有些格格不入，好象是鸭蛋装在鹅蛋筐里。有机会还要去上学，可想起那些老师我就恨得牙根疼。
火车开过武汉，车厢里钻进来个算命先生，这家伙面目清瘦，戴着顶土黄色的日本战斗帽，而且是个独眼龙，他上车后就瞪着那只黄澄澄的眼睛一个劲儿瞧我们。其实我一直怀疑在广州翻车，可能是那个算命先生闹的，瞎毒瘸狠，要是会算命就更不是好东西了。
第一部分去广州（3）
“上来个傻逼。”山林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屁股下面坐着，那几年去广州的人特别多，火车上比北京的公共汽车都挤。乘务员想挣外快，连卧铺里也放人，普通车厢更是臭气熏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带着现金，一点都不敢马虎，这年头高人太多了。
“是个算命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山林问。
“丫脖子后面贴了个阴阳鱼。”
我们正说着，算命先生竟三拐两拐地走了过来。他穿了件黄马甲，零七八碎挂了一身，这家伙上下打量着我们，一只眼里黄光闪闪。
“我是不是印堂发亮啦？要走桃花运呢还是要发财呀？”我笑着问他。
算命先生使劲清了清嗓子：“你们有灾。”
“呦！看来您能消灾解难，大师啊！那您给小的破解破解，算好了有赏。”我笑着，手里拿了张一块钱的票子在他眼前晃了晃。在江湖上混久了，什么样的骗子都有。算命先生的把戏无非一哄一吓，哄舒服了掏钱，吓昏了更得掏钱了。
算命先生居然装模作样地闭上了眼，他扯着嗓子，唱歌似的说道：“罪孽呀罪孽，祸害之祸害。”
“去你妈的。”山林骂了起来：“赶紧给我滚到厕所里蹲会儿去，拿自己当神仙啦，神仙撒尿吗？”
算命先生看了山林一眼：“你的事我不愿意说，罪孽！真是罪孽！”
山林哈哈大笑起来，他手指着先生的鼻子对我说：“把他裤腰带解开，看看丫有罪孽没有。”
周围几个乘客已经笑出了声。算命先生竟有些怜悯地看了山林一眼。他又转向了我：“去年你就有场灾对不对？牢狱之灾。”
去年我因为闹事被抓了，出来后学校二话没说就将我开除了，可当时我想谁一年不会碰上点倒霉事。前年我还差点让人把腿打折了呢，算命瞎子蒙上一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行啦，您找别人去吧，神鬼躲着我们走。您再不走我们可真要脱您的裤子了。”
算命先生的一只眼翻了翻，他转身要走，却突然不服气似的的又说了一句：“小心你的手吧。”
“傻逼！小心你的嘴吧。”山林冲着算命先生的背影骂了一句。
我皱眉想了想：“他说的没准是对的，咱们的确是祸害。”
“是人都能看出来，咱们这德行的能他妈不是祸害吗？”山林狠狠瞪我一眼。
我没搭理他，山林是个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甚至他自己。有时他会狠狠地瞪着脚丫子发上半天呆，那时我就担心他会一刀把自己的脚剁下来。
我们从学校出来了，不管是主动退学还是被开除的，社会似乎从来就没我们这一号儿，在任何人眼里我们都是狗屁不是的小逼崽儿。现在我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钱，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追求的目标只能是钱。以前倒有不少人管我们叫痞子，现在痞子不吃香了，我和山林都在考虑今后的出路。有时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群傻逼似的上学、结婚、找工作呢？想来想去才发现可能是那回地震把我们的脑子都震出了问题。
第一部分地震（1）
地震狼骚儿的病是地震那年落下的，毛病见不得人且旷日持久，他家遍访名医，连收魂的都请了，就是治不好。他卖鱼后在河北打听出个偏方，生吃活鱼可以治这种毛病，据说他连吃了三条活鲤鱼，牙床子被鱼鳞刮破了好几处。结果老病治好了，却又得了活鱼恐惧症，见了活鱼脸上就起牛皮癣，一片一片的跟长了鱼鳞似的，不久他就改行和二头一起去卖菜了。
原来地震那天晚上狼骚儿憋着泡尿，他老爸感觉出屋子晃悠就把他夹在胳肢窝儿里跑了出来。可能是用力过猛了，跑到街南头的空场才发现自己被狼骚儿尿了一身，尿汤子顺着袖子直滴答。从此狼骚儿就落下个尿炕的毛病，他们家最常干的事就是晒褥子，头两年一天两条，后来晒一天一条，狼骚儿十五六岁了虽然不是天天晒，隔三叉五也得让褥子见见光。这事我可是亲眼所见的，上中学时我还在他的褥子上找到过阿拉斯加呢。狼骚儿以前的小名叫小狗子，也许是狼和狗的模样差不多，不知哪个缺德的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叫狼骚儿。俗话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大家都认为这是抬举狼骚儿了。逐渐这个名字就传开了，现在我都改不过嘴来。
其实地震那年我才九岁，头天跟二头玩儿得太累了，晚上就睡在二头家。后半夜我晕头日脑地被人从炕上抓了起来，睁开眼只看见门槛从眼前一晃而过，紧接着就是地面上的砖头一块块向后退。原来是二头的叔叔正把我夹在腋下拼命地跑呢，此时另一侧的二头正双手捂着耳朵，惊恐地看着我，那时我以为苏修那条大狗熊真打过来了。
街南头的空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好多人只穿了条大裤衩，不少年轻姑娘躲在空场角落里哆嗦，老爸找到我时竟一声不吭地给我裹了一条床单。大家都站着，默默注视着夜空，谁也懒得开口。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晚上的天空几乎是全黑的，空气中是股暴躁的焦土味儿，而大人们也从来没那么严肃过。清晨东方竟呈现出一片明亮的血红色，街上人影婆娑，恍惚如梦。
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天色暗淡，雨声如吼。解放军来了，大家躲在政府刚搭建好的塑料棚里，不时地有人出去打探消息。街头安上个大喇叭，播音员强做镇静地要求革命群众坚守工作岗位，可大人们跟约好了似的都没上班。我和二头不明白事态严重，继续睡自己的觉，我从没睡过那么大的床，几乎铺盖了大半个塑料棚。后来有人管那床叫社会主义大通铺，这是后话。狼骚儿不敢睡了，那阵子他一天要尿上七八回，几乎是一闭眼就要尿，塑料布积水，擦干净了也是骚气熏人。东街的王大妈一直在骂街，她说狼骚儿是有意破坏公物，社会主义大通铺岂容他如此糟蹋？然而骂了几回，狼骚儿却尿得更痛快了。
中午传来消息，二头家的后山墙倒了，砖墙刚好砸在炕上，房子毁了，连领袖画像都没能幸免。这时有的妇女已经泣不成声了，塑料棚里的气氛凝重得可怕。其实现在想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那个胡同里每年雨季都要倒几个小平房，漏雨倒灌更是家常便饭。但二头家的房倒偏偏赶上了地震，自然就多了层传奇色彩。后来二头的叔叔说如果不是他，我们的两条小命就交代了，似乎房子地震当时就倒了。虽然我和二头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谁也不愿意点透。二头的叔叔说这话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们想，在青海背了十年盐的人能记得那场地震就已经不错了。
我家那个胡同在南护城河外，听说是解放初期为安置穷人盖的，那时叫临时排子房，结果临时了三十多年也不见新房动工，排子房逐渐变成了鸽子窝。这种房型千篇一律，水泥板子房顶，全是隔断房，一盖就是一串儿。除了门牌号不同，各家都找不出什么区别，走错家门是常事。这一带路灯稀疏胡同还特别深，最长的地方有三、四百米，晚上进来的外人就像钻进迷宫似的。也许是怕胡同长，出事跑不出来吧，地震过了一个星期，政府的塑料棚拆了，可还是没人敢回去住。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奇招，自己搭防震棚，于是全胡同的住户都开始忙活了。实际上那时全北京都在私搭防震棚，两三年后还可以看到些破棚子顽强地屹立着。后来人们说，那可能是北京历史上最大的私人建筑热了。
但私搭防震棚也生出不少事端，最大的后果是77年5、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多，人口专家至今无法解释京城那次突如其来的生育高峰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胡同里防震棚的付作用当时就显现了，结果弄了个一死一伤一监，现在老人们想起来还唏嘘不已。
死的是阿力，跟我年纪差不多，他的死纯属事故。防震棚的确费了老百姓不少心思，很多家做了长期坚守的准备，拉灯通电，甚至连煤炉都搬进去了。棚子盖好后不久天就冷了，人们跟候鸟似的纷纷回迁，但老百姓怕老天爷反复无常，很多家都舍不得拆。于是防震棚成了我们这些孩子捉迷藏的天堂，后来不知哪个坏蛋想出了奇招儿，摸防震棚里安的电门，看谁的反映速度快。阿力在第六次摸电门时终于被粘住了，他的半截胳膊立刻成了黑木炭，人当场就没气了。可惜那天我没在场，后来只看到了他烧黑的胳膊，人已经被白布盖上了。阿力的死使我们第一次领略到了死亡的恐怖，刚才还一起跌打滚爬的玩伴儿怎么就没了，似乎世界上就不该有他。其实我一直怕死，特别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