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1期-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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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槐沧樱 �
此时，改革的春风吹来了。它虽然吹绿了祖国的东南西北，他们的工厂却承受不了逐步升级的风力。工厂效益不好，到1983年底，已处于停产状态，工人无限期地放假了。试制组的人和厂里的工人们一样惶惶不安，同时他们还多一重忧虑——他们为之奋斗千年的定瓷就此放弃了吗？陈文增是个有信念的人，他深知恢复定瓷生产是极有意义的事，决不能轻言放弃。他找到蔺占献、和焕，问他们，该不该接着干？蔺占献和和焕是试制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对定瓷的感情和陈文增一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决不能半途而废！有他们三个做核心，组里的二十多个工人有了主心骨，都簇拥在他们身边。在试制组生死存亡的时刻，陈文增站出来挑了头儿，他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敬重，从此成为这支小队伍的决策人物。
经过和厂里协商，他们三个作为承包人承包了定瓷试制组。陈文增负责试制工作中的理论探索，同时兼当业务员。蔺占献干老本行，继续寻找合适的瓷土，探索合适的配方。和焕负责全部的生产工艺。为了生存，他们决定边试制，边生产。而只有拿到订单，才谈得上生产。陈文增想，国内陶瓷市场竞争激烈，定瓷厂正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败北的，要想拿到订单，必须另辟蹊径。
他跑到保定市外贸局。
人家说，你们厂不是挺牛气的吗？前两年我们要看看你们的样品，都不行。现在怎么倒找上门来了？
他连忙道歉，并说，我们现在承包了。我拿几个样品来，请你们看看我们的工艺水平，如果满意，咱们可以合作。
人家不冷不热地说，那就送来吧——先看看再说。
当他把他和和焕的两件作品送到外贸局时，那位工作人员只看一眼，便态度大变，这是你们做的吗？
他点点头。
那位工作人员兴奋地说，定瓷味道十足！真没想到，你们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听到由衷的称赞，他也高兴，同时也暗自惋惜，可惜，徒有其表！
很快，他们就成了合作伙伴。
一次，外贸局要五百个孩儿枕。孩儿枕是宋朝定瓷的代表作，非常著名，他和和焕都在北京故宫临摹过，资料是现成的，工艺上也没困难，只是，外贸局要求半个月交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做一套模具就需要四十五天，再上生产线，又要十五天，整整两个月才能完成。
蔺占献着急，总不能让到手的订单就这样作废呀！
陈文增说，我试试。
从他在老家练字的时候起，他计算时间的方法就与众不同。白天要上学或下地干活儿，练字只能在晚上。长大以后，无论做什么，他都习惯把晚上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他年过五十之后说，我最自豪的是这么多年没浪费过时间。那天晚上，等大家走后，他铸了一块石膏，备齐刀具，天快亮时，模具已经做成。平日，新做出的模具要经过十五天自然风干，现在等不及了，他用电风扇不停地吹，半小时后居然行了。十五天后，他们准时向外贸局交货。
这一年，他们选出一些作品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河北陶瓷展。
他们的作品已与前几年颇有不同了。他钻研陶瓷理论的心得，得到了试制组的认可，从而有力地调整了他们在一些工艺上的追求。他曾将定瓷与汉唐以前的瓷器、明清的瓷器作过比较。他认为汉唐以前的瓷器厚重大气，明清的瓷器虽然秀丽多姿却失之于繁琐。定瓷，自成一格，挺拔俊美，朴拙自然，它简洁的图案总是呈现一种意境美，这是受宋朝书画崇尚意境美的影响。有了这种总体的认识，他发现过去他们在仿制定窑真器时颇有一些问题。比如，定窑真器上，多有泪痕，向有“无泪不成定”之说，所以在制作中，他们便故意弹点上一些瓷釉，作出泪痕状；另外，真器上多有刀痕和刀线，他们认为这是美中不足，于是采用各种办法将刀痕和刀线擦平。现在，陈文增认为，泪痕、刀痕、刀线，是定瓷朴拙美、自然美以及造型峭拔的艺术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定窑特殊的工艺决定的。人为取舍，不但不自然，更是费力不讨好，使器物失去生辣感——而生辣感是行家们欣赏定瓷时的习惯感觉。
他们在香港参展的作品，正是展示了他的种种新发现。
他们获得了成功——巨大的成功。
香港各大媒体均惊喜地报道消失八百多年的定瓷重返人间！
他们送展的作品，除一对姊妹梅瓶陈文增不愿出售外，其余全部售罄。特别是他烧制的手刻荷花梅瓶，得到高度赞扬——“比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的承包成功了。仅以大家的工资来说，承包前，他们的日工资一元二角，现在四元多，是承包前的三倍。那年，陈文增第一次把一千多元钱交到媳妇手里。能够养家了，他充满自豪。
为什么砍了杏树种桃树
袭动香港的河北陶瓷展，给试制组带来巨大的声誉，也给他们带来一些收入，但这些收入放在定瓷厂全厂来看，就微乎其微了——他们无力挽救厂里工人的命运。保定地区二轻局，出于种种考虑，决定把这个包袱甩给曲阳县二轻局。
地区二轻局局长虽然迫不得已同意这个决定，但对恢复定瓷生产却念念不忘。他找来陈文增和蔺占献，说，厂子虽然交到县里，但你们的试制工作还要继续。我去说说，让县里把厂子交给你们俩，怎么样？
蔺占献当过车间主任，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他当即表示，搞定瓷，我们乐意，但这是个要求效益的时代，定瓷厂二三百人，这个责任我们负不起。
局长说，你们肯继续干下去，这就好！
后来，经过他的协调，先把厂里的一半工人调往曲阳县的石雕厂，这样，在1985年曲阳县工艺美术定瓷厂挂牌，厂长蔺占献，副厂长陈文增。
恢复定瓷生产，是项科研工作。虽然他们的作品在香港媒体上广受赞誉，但他们自己明白，那些作品只是“似定”，还不是“定”。首先，用坯土成型时，他们使用的不是传统的拉坯或模具印坯的方法，而是用近代的注浆工艺。另外，坯土和釉的选用，都是尝试性的，没有固定的配方。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而他们没有科研经费。
县二轻局同样是希望他们能挣钱的，对他们的试制工作并不看好。不久，另派一位厂长取代了蔺占献。对蔺占献的免职，陈文增他们并不看重，但新厂长宣布停止定瓷试制，要生产高压线和变压器上使用的瓷珠——所谓电瓷——这却是他们万难接受的。
蔺占献自动离厂，去了饲料公司。他身在饲料公司，心还在定瓷上。一天晚上，他去陈文增家，说，1983年全厂放假，咱们还能搞承包，现在全线转产，想承包都不行。你看怎么办？
陈文增说，我也在想这个事儿。他不让干，咱们自己干。
蔺占献说，上哪儿找地方去？
陈文增说，咱们先小鼓捣着，找上和焕他们几个就行。咱们就在西屋里干。
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他把媳妇和孩子接到县城，租了四间房子，两间西屋只堆放些杂物，清理一下，便可以将就使用，反正做坯、划花、施釉都不需要太大的地方。试制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理直气壮地到厂里去拿，反正转产后那些东西也没用了。他们每天下班以后干，像地下作坊似的。后来他们还萌生了自己办个小厂的想法，但因无法筹措资金，只好作罢。
陈文增的媳妇对他的痴迷很不理解，总是抱怨，辛辛苦苦，又挣不着钱，你就一条道走到黑呀！不能干点儿别的。
他说，我不干别的，也不会干别的。
媳妇并不就此罢休，她会把几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一一倒腾出来，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媳妇是好媳妇，是过日子的人，这个家也难为她操持。1980年他转正了，工资却少了——当临时工时是计件工资，每月能挣五六十元，转正后才挣三十多元。为了去外地博物馆临摹定窑器物，为了向外地专家请教，他常出差。出差费每天只补两元，以致每出一次差，家里的经济就紧张一次，有时媳妇不得不回娘家驮回一袋白薯面来。他心里感谢媳妇，但像中国许许多多男人一样，在单位、在社会上他们都有一定的自控力，包涵、忍让、顾全大局，但他们很少把这可贵的自控力带回家里，面对媳妇，他们再也不是谦谦君子，他们的耐性有限得很。陈文增也属这类男人，所以吵吵闹闹时有发生，天长日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上电瓷，并没给厂里带来利润，仅半年时间，就亏损十多万元，欠了一屁股债，工人们又无限期放假了。
为了生活，陈文增办了停薪留职，借了些钱和朋友办了一个美术服务部，经营陶瓷、化妆品、文化用品等。做生意他不擅长，又总是惦记定瓷，心里很苦。
不久，县二轻局让全厂职工民主选举厂长，陈文增当选。
局长找他谈话，他提出三点要求：一、继续定瓷试制，搞别的，我不回去。二、把蔺占献调回来，当副厂长——搞定瓷，没他不行。三、人事安排，我说了算。局长全部同意。
他退出美术服务部。1986年，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厂里渐渐出现转机。那时，他已有两个孩子，按当地规定必须做绝育手术。等他从老家回来，厂里已经大变，定瓷试制停止了，转产不锈钢餐具。他气愤至极，去找二轻局长。
他说，这一年，我们已经扭亏为盈了，欠账全部还清了，到今天为止，我们账上还有三千元的利润，为什么让我们转产？
局长说，这一年，你干得不错，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只能算微利企业，现在市场上不锈钢炊具利润很大，你们要抓住机会。
他说，当初你要说让我回来给你们挣钱，我就不回来了。我只会搞定瓷，不会挣钱。
他知道，事到如今，再跟局长说什么也没用了。
那时，他已经是定州市政协委员，曲阳县政协常委。一次县政协开会，县委书记也来参加，他想，这
或许是个机会。
他要求发言，谈了定瓷厂这一年的变化，特别谈了这次转产。他说，想吃桃子，种啊！为什么砍了杏树种桃树？定瓷是曲阳的，河北的，也是中国的！为什么弃之不顾？
他慷慨陈词，感动了在座的所有政协委员，大家都说，定瓷是曲阳的牌子，不能放弃。
县委书记认真地听了他的发言，郑重表示回去要认真研究。
然而，事情没有任何改变，不锈钢的锅碗盘碟仍旧在车间里叮叮当当响。
试制组从1974年成立，至今已十三个年头，窝窝囊囊地落个这样的结局，大家都不甘心，可是绞尽脑汁也不能改变二轻局的决心。也算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一位朋友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隶属国防工办的建华玻璃厂愿意接纳试制组的成员，而且可以在厂子内部为他们成立定瓷厂。
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说是一线生机呢？因为建华玻璃厂在灵山，在距离曲阳几十里外的深山中。那时山里的交通非常不便，冬天天黑得早，一两个星期未必能回家一次，若赶上下雪，更难说了。试制组里的人都拉家带口，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