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1期-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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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陈文增十二岁。那场愚昧、野蛮、残虐的风暴，不仅扫荡着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沿着铁路、沿着公路、沿着大平原上密如织网的乡间小路向太行山下袭来。当它君临北镇——陈文增的故乡——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贫农家庭，竟是村里第一个被冲击的目标。
他的父亲，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揪出来了。
他一向以为父亲是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像村子里许多叔叔大爷一样。父亲大概是村里起身最早的，总是天没亮就背上粪箕子出去，为的是能捡到村外大道上夜间过路的牲口留下的粪便。他会沿着大道走出很远，不只捡粪，还捡路边或排水沟里的石块儿，为了能在他们的小院子里再盖两间新房，再过几年给儿子娶媳妇。父亲很爱他。那时粮食不够，吃饭时父亲让他先吃，他不懂事，敞开肚皮吃了，锅里的菜粥已所剩无几。母亲加瓢水，那菜粥更稀了。他爱父亲。这样好的父亲，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他害怕，心里又充满疑惑。
紧接着，更令他无法接受的噩运降落到他身上。
那天，下着小雨。一阵阵冷风吹着雨点儿潲在教室仅有的两块玻璃上，像孩子脸上的道道泪痕。他耳边响着老师讲课的声音，眼睛却失神地望着窗外，心里清冷清冷的。
教室门突然开了，一片灰蒙蒙的光亮射进教室里。光亮中站着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贫协主任。他肩上披着的绿色塑料布，映得他的脸灰绿灰绿的。他凌厉的目光，直射到陈文增身上。
陈文增惊恐地看看他，看看老师。他发现老师已经离开讲桌，退缩到墙角。
贫协主任伸手指着他，你是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学校，是我们贫下中农管理的。滚！
他不知道是自己跑出教室的还是被贫协主任搡出教室的。他被开除了。
因为下雨，队上没让父亲下地干活儿。父亲正坐在炕沿下的一张小板凳上，呆呆地注视着被柴烟熏得漆黑的墙壁，见他进来只抬抬眼皮，没说一句话。
他怀着满腹的委屈和气恨，冲到父亲面前，爹，你是不是反革命？告诉我。
父亲不理他，闭上了眼睛。
母亲上前拉住他，你还小，不懂这些。
他甩开母亲的手，向父亲嚷着，他们叫我反革命的狗崽子，我受不了！爹，你知道吗？我让学校开除了！
父亲睁开眼睛，那张消瘦的脸上，先是惊异，跟着就由于痛心、无奈变得更加颓丧了。他知道，儿子最乐意的事，就是上学。他不能让儿子不明不白地再受窝囊气了。他把自己从1941年到1946年的经历说了，告诉儿子自己是怎样由八路军领导的村自卫队中队长变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简单地说，他是村里两股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你想想看，有不识字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吗？
陈文增终于明白了，怪不得父亲总是郁郁寡欢，常年见不到一个笑模样，原来父亲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而且被折磨二十年了！
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残酷虐待的父亲，很快就垮了。他旧病复发，整天呼噜呼噜地喘着。文增担心，说不定哪口气喘不上来父亲就完了。即便这样，父亲还是要起大早扫街，然后去地里干活儿。
自那天起，他每天早早起来，扛上大扫帚，把指派给父亲打扫的街道和胡同一一清扫干净。下雪的日子，他更不让父亲出去，他怕寒气诱发父亲的哮喘。
他想念学校。有时他悄悄跑到他们班教室外面，竖起耳朵，他能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能听到靠窗户的两个同学唧唧喳喳的耳语，也能听到铁铅笔盒开合的响声；透过木窗的缝隙，他还能嗅到从教室里飘出的带着人体温热的气息。这就够了。能重温学校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也感到莫大的满足。
父亲说，想念书就念——在家里念。
父亲没上过学，但他尊重读书，尊重读书人。
他想，父亲说得对。戏台上有多少穷秀才中状元的故事！他们哪有机会进书院，请老师，不都是靠刻苦自学走出困境的吗！
清晨他代父亲扫街，回家喝碗菜粥又背上柳条筐去山上搂柴火。母亲烧饭烧水用柴火，冬天烧炕取暖用柴火。家里买不起煤，就全靠他了。有时队里活茬儿忙，老人孩子下地也给工分——当然，他不会错过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的机会。其实，那点儿收入也可怜！当时，队上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合一角多钱。忙完这些，才是他读书写字的时间。
他不说“苦”，因为父亲从不说“苦”。
由于父亲的不幸，使他们家从政治上经济上都沦为村里的最底层。北镇本是个穷苦的村子，处在这个村子里的最底层，就意味着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以具备。
北镇是个移民村，20世纪50年代为了防备水患，政府组织附近住在低洼处的农民搬到这里。为了给失去原有家园的农民作些补偿，政府每年补助给每个村民若干粮票，数额不大，社员吃粮，主要从一家人所挣的工分中获得。父亲被揪出后，有一个时期，他们一家三口的政府补助粮票全部停发，后来只发给陈文增和他的母亲，父亲的那份儿被彻底取消了。靠工分从队上分得的那部分粮食呢？也无影无踪了——反革命分子理应劳动改造，不记工分，而他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这个家，真是陷入绝境了。幸亏，陈文增的叔叔在合作社工作，每月有三十多元工资，婶子又很顾念亲情；陈文增的姐姐嫁了个好人，姐夫是电工，不仅孝敬父母，也孝敬老丈人。就是靠着他们有时送来一袋白薯面，有时撂下几块钱，他们三口才没有饿死。
“文革”十年间，他们家没买过盐。每当邻居要倒掉咸菜缸里的残汤时，母亲便端着大瓦盆要回来，一年四季，他们就用这咸菜汤下饭。当然，他们也吃菜——夏天有萝卜缨子，有野菜；冬天呢？一冬天，妈妈只买一棵大白菜，放在炕梢儿上，用布裹好，每顿饭只撕下半个菜叶！
父亲不说“苦”，陈文增也不说“苦”，有时哪怕只吃个水饱，他也不抱怨。
他想着读书。
他想着练字。
课本念完了，他就想办法借书。《三国演义》《水浒传》《杜甫诗选》，借着什么读什么。
睡觉的时候，他喜欢把书平平整整地放在枕边。他模模糊糊地期待着，书，也许会带给他一个好梦。
画门帘、写字花儿、画油布
1971年，他们附近三个自然村为了给小学毕业的孩子们一个继续求学的机会，共同办了一个农业初中班。陈文增好生羡慕，但他知道，这样的好事没有他的份儿。过了一年，学校换了新主任。母亲和这位新主任沾点儿远亲。新主任一句话，把他送进了农业初中班。
他插班，念初二。念了一年，毕业了——农业初中二年制。他享受了一年上学的快乐时光，就戛然而止了。
别的同学都顺利地被保送升入高中了，他又一次被拒之门外。他的堂弟陈增尧吃了伯父的挂落儿，也失学了。
堂弟哭了，说，上辈子的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要牵连到啥时候？
陈文增没哭，甚至没有怨言。他十八岁了，他知道，照眼前这世道，学校的大门再也不会向他敞开，即便有一天敞开，他也过景儿了。现在需要的是，自己得下地挣工分，养活体弱多病的双亲，同时还要学会一技之长——也许，有一天靠这一技之长他能走出这冷酷穷困的小村子，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闯荡一番。
他对堂弟说，自古以来，自学成才的人多得是——看你干不干了。
堂弟泪眼模糊地问他，怎么干？
他说，不知道。我写字去了。
在得知无缘升入高中的当天，他就盘腿坐在炕桌前，心平气和地写字了。他想掌握的一技之长，就是能把毛笔字写得出类拔萃。
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上习字课，当他执笔把红棋子上的字端端正正描黑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在他心头流荡着，而老师画在他字上的大红圈儿，又增加了他的快乐。这以前，他一直临摹叔叔的字。叔叔的字写得不错，但那仅仅是超出一般乡村知识分子的水平而已。如今，他要让写字成为自己的一技之长，仅学叔叔的字就远远不够了。村里有位小学教师，名叫刘进元。他1938年参加革命，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来虽然摘了帽子，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处境不妙。他的儿子因为他也无缘升入高中，当时正辍学在家。刘老师没教过陈文增，却喜欢这个勤奋倔强的孩子。他想帮助陈文增，他知道陈文增喜欢写毛笔字，便找出一本字帖——柳公权的《玄秘塔》——让儿子悄悄交给他。
那时，陈文增没有接触过任何碑帖，也没有多高的眼力，但一翻开《玄秘塔》，立刻感到有一股刚健的生命，张扬在八百年前的废墟上·科技工作者纪事气息扑到脸上，他看到了一根根强劲的筋骨，看到了在金钩铁划中积蓄的力量，也看到了每个字严谨清俊的结构。他觉得像是有一个刚毅果决的男人在字帖中迎风屹立。他喜欢这个男人，因为他要做这样的男人。他观摩着，思索着，用手指在字帖上描画着。从此，这本《玄秘塔》不知伴随他度过多少个黄昏，多少个深夜，多少个雨雪飘飞的日子。后来，这本长方形的字帖，在他的翻阅中，四角缺损，最后几乎变成一个完整的椭圆形了。
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喝完菜粥就练字，每天四个小时——雷打不动。
由于写字时总是盘腿坐在粗糙的高粱秸炕席上，他两脚外侧的踝骨已磨出厚厚的茧子。二十岁出头儿，他的体重才八十斤，身材又瘦又小。但他不妄自菲薄，相信自己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父亲看着儿子刻苦读书习字，心里高兴——也许真能写出个名堂来！
那年，他堂兄要娶亲，准新娘提出要求——要一台缝纫机。照说这也不算过分，但“文化大革命”正闹得昏天黑地，上上下下“抓革命”，却没人“促生产”，到哪里去买缝纫机？
陈文增有个舅舅，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北京二轻局。为了让堂兄能顺利娶亲，家里虽然已多年没与这位舅舅来往，他还是义不容辞地上北京了。
舅舅不在家，从未谋面的舅母对这个身材瘦小、面目黧黑、衣着破旧的外甥毫不待见，没交谈几句，便让他到外面去等。他满腔的娘舅之情，被泼了一盆冷水，尤其令他不能忍受的是，舅母那轻蔑的目光像两只脚毫不留情地践踏着他的自尊心。他语出惊人，这是我舅舅家。我们虽然穷，舅舅还不至于六亲不认吧！没人邀请，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
舅舅回来了。舅舅虽然心慈，却不能当家做主。
这次不愉快的会面，更激发了他向上的雄心。他愤愤地想，我再也不来你们家了！除非有一天我比你们强。
他去了故宫，看到了历代书法家的佳作。那是他生命中最神奇的一天，像一个放牛娃一个跟头跌进了前人藏宝的洞穴，四处墨香醉人，四处笔走龙蛇，四处流光溢彩。他惊呆了，他迷醉了。
黄昏时他依依不舍地走出故宫，在筒子河边的柳荫下流连。一个想法突然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