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1期-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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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以为计划生育干部来了，赶紧翻过墙就跑，连鞋都没穿上，跑了几十步，才知道是你，又光着脚回来了。”
我一听，大笑起来。
笑完，问她：“几个了？”
她答：“一个。”
“才一个，怕啥？”
“没隔够五年。”
“她把环放上又取了。”母亲揭她的底。
“放上又取了？”我不解。
“能放，就能取。”她大大方方地说。
“花三四十元就取了。”母亲帮她解释。
“没有不取的，都取了。”她又说。
“乡上不知道？”我问。
“知道。”母亲答。
“人家结扎了的，还养着呢！”大肚子不服气地说。
我就更不明白了，结扎了怎么养？
不过，不用我问大肚子就讲起来了：“名字是结扎，其实就是做个结扎的样子，肚皮上拉一刀，紧接着再缝上，里面根本动都不动。”
我又吃惊又不解。
“有儿子的就真结扎了，没儿子的都是假结扎，肚皮上有个疤疤儿，就算是结扎了。上面来人检查，一看有疤疤儿就行了。”
我全明白了——原来，乡政府的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对上显示了不容置疑的认真，对下也显示了足够多的温情：如果有儿子，而且满两胎，就坚决“捉”了去结扎。一次捉不住，就两次，两次捉不住，就三次、四次，直到捉住了为止。而如果还没有一个儿子呢？则是无论已经生了几个女儿都默许你再生。但是，你必须同意去“挨一刀”（海棠人用语），被写进有关“统计表”后你愿生几个生几个。
蜜 蜂
我问：现在怎么没人养蜜蜂了？人们说：庄稼上了农药，蜜蜂一吃花就死。我又问：路上经常见养蜂的，人家怎么不怕农药？回答是：南方人养的洋蜂不怕，咱们的土蜂不行。我问：洋蜂土蜂有啥区别？答：土蜂能过冬，洋蜂则怕寒，洋蜂必须撵着热季走。土蜂酿蜜用时长，有时长达三年，而洋蜂酿蜜只需一月。
说起蜜蜂，我首先想起的不是蜜蜂而是花，金黄的、紫红的、纯白的三种花——金黄的油菜花、紫红的荞麦花、纯白的洋槐花。
油菜花，是单纯的黄色。少量的油菜花，看上去过于朴素和单薄，易于被忽视。一大片油菜花则陡然有了一种不凡的气势，金黄一片，令人的目光有种微微的灼热感，令人的内心稍稍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所以，我想起的油菜花总是很大的一片。油菜花的金黄色，比太阳更容易映亮人的内心，直接唤醒人对大地的爱。
荞麦花的紫红色，令人想起“盛装”这个词。荞麦的种植面积总是不大，总是方方的一块或长长的一条。这正符合荞麦花的紫红色所含有的娇贵气质。荞麦花细碎而忧郁，像落入俗尘的一个大家闺秀。而且十步之外，就能闻到它的香味。它的香味，不是一般的清香，而是浓郁的蜜味，人们常说它“蜜香蜜香”的。
纯白的洋槐花，是一串一串的，倒不像是花了，而像是果实。每年，洋槐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常在树上或在墙上，一把一把地捋着吃。捋一大把，喂进嘴里，闭着嘴嚼。不是因为饿，用它填饱肚子，而是在品尝它的甘甜。我出生时已经可以吃饱肚子了，洋槐花的甘甜，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甘甜，直接是大自然的滋味。
蜜蜂是最喜欢采上述三种花的。每年，花事正浓的时候，蜜蜂在百花间忽起忽落，看上去有种忙得不可开交，且醉心其间的感觉。蜜蜂总是把一口一口采到的蜜，小心地存在自己的脚上，待两只脚上都是蜜了，脚有些抬不动了，再用嘴叼上蜜，沉甸甸地飞回家去。一天要飞无数个来回，在巢里稍作停留，便又回到原野里去。最晚的一趟，采到足够的蜜时往往天近黄昏，甚至天已黑净，于是便留宿在花丛深处，在宽敞的原野上过一夜。次日早晨，便看见无数只蜜蜂在阳光里密密麻麻地飞回来了。
我常记得，谁家的蜜蜂忽然潮（海棠话，疯、生气，也常说人）了，无数只蜜蜂跟着蜂王从十米高的空中飞过，轰轰烈烈的，我们就跟着慌了神的蜂主追。有时候蜂群眨眼间就飞离村庄了，态度坚决地逃走了，只剩下掉队的零零星星的蜜蜂，在树丛间犹犹豫豫地乱飞，蜂主黑着脸蹲在某处一声不吭或骂骂咧咧，孩子们也就遗憾地停下来了。但大多时候，蜂群会落在一棵树的一根粗粗的横枝上，并迅速拥作一团，已经看不见单个的蜜蜂了，只见滚动着、起伏着的一团，像宇宙中的一个遥远的星球，似在变大，又似在变小，但始终是那么大。看起来，蜜蜂们唯一的欲望就是挤向深处，于是，有一个挤进去的，就有一个挤出来的，挤出来的再接着往进挤，如此往复不停。蜂主提着个草帽状的蜂斗爬上树去，折一束长满叶子的树枝，一边把蜜蜂往蜂斗里扫，一边用哄孩子似的声音轻唱：天爷要下雨，蜂娃儿快进斗，天爷要下雨，蜂娃儿快进斗。那蜂斗里已经糊上了一层蜜，但蜜蜂们似乎顽固地要留在树上，一部分被扫进斗里后，剩下的部分抱得更紧，拼着命往深处钻。即使剩下最后的一小撮了，仍然如此。原来，它们是在保护蜂王，不让人看见它。哪怕是蜂主，也不让看见。一窝蜜蜂只有一个蜂王，蜂王似乎有绝对的威望和号召力。
我小时候，海棠养蜂的人不少。
我印象最深的是元明爸。他家堂屋房檐下的土台子上，齐齐地摆着十几个蜂窝。蜂窝都是用新买的竹子背斗（旧背斗蜜蜂嫌脏，拒绝居住）做的，将背斗倒立在土台上，表面糊一层泥，底部切开一个圆圆的小孔，就是一个蜂窝了。元明爸和我父亲年纪相当，两人关系很好，我常随父亲去他家玩。每年夏天，他家的院子里便飞满蜜蜂。而我敢于在蜜蜂堆里出入，正是因为元明爸给我讲过一个常识：人不惹蜜蜂，蜜蜂是不蜇人的，它往往只是喜欢落在人脸上，吸些人汗，人汗是它筑巢的最好材料。因而，蜜蜂落在你脸上时，你最好一动不动，它稍稍吸些汗就飞走了，你一旦试图打它，它就会本能地一压屁股，蜇你一下。但它蜇你一下的代价是巨大的：它的肠子与屁股上的刺是连在一起的，刺留在你身上时，肠子随即也被带出来了，它即使从你的手掌下逃走，也难免一死！
天冷之后，蜂窝就全部被搬移到堂屋里，放在炕远端的台子上。但蜂窝的出口通常是被堵住的。每过十天八天，选一个天气晴暖、阳光充足的日子，元明爸就把蜂窝搬出来，放在房檐下的土台子上，再打开出口——只见小圆孔里，蜜蜂们的小脑袋麻浑浑的（海棠人用词），争着飞出来，所有的蜜蜂看上去都是沉甸甸的，有些飞不动的样子，却丝毫不停留，急急地飞向任意一个方向。此时仔细观察，便能看见有极小极小的黑点从蜜蜂的屁股下落下来了。原来，蜜蜂们在拉屎！积了十天八天的屎，一直忍着，绝不拉在自己窝里，于是，“放风”的这一刻，拉屎便成了急中之急。据元明爸介绍，有些蜜蜂竟至于憋死在蜂窝里了——即使憋死，也不在窝里拉屎！从窝里飞出后，也是尽可能飞远，把屎拉在周围的树枝上。不经意间对蜜蜂的了解，使我对蜜蜂不仅毫不惧怕，而且充满敬意和爱意，同样，我对留着小胡子的元明爸的敬意和爱意也在不经意间多起来了。
每次，蜂群从窝里飞出来，在他家院墙外的树丛中潮来潮去时，他总是捧着一脸盆灰，一把一把地撒向蜂群欲飞去的方向，手法非常娴熟，看上去令人着迷。蜂群落下后，他便快速爬上树去，一手提着草帽状的蜂斗，一手折一束柔软的树枝，将抱作一团的蜂群扫出一个个迅即又合拢的豁口时，动作轻重适度，充满爱意，同样有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感。但是，我对元明爸的敬和爱几乎在一夜间消失殆尽了。
某天晚上，夜极黑，我去他家为父亲借一样东西时，他正在厨房里忙乎着什么，我推门进去后，立即被一种湿漉漉的蜜味包围了，看见一盏煤油灯下，他把高大的蜂窝斜斜地扶在热气腾腾的大锅边，挥动铲刀正把其中的蜜蜂和蜂蜜一同拨进半锅沸水中，有逃脱的蜜蜂们，在黑暗中盲目地乱扑乱撞，像小石头一样打在我脸上，打在房顶上、墙上、门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这响声令我一时头皮发紧，心里生出极大的不安来。我立即想起他平时对蜜蜂百般呵护的情景和他常有的和善面容，不可想象他爱护它们的最终目的却是如此。我想不通，他怎能忍心把它们全部拨入滚烫的沸水中呢？蜜蜂们那么聪明，为何早不知道这个结局呢？而他曾向我夸赞蜜蜂聪明的口吻完全是可憎的了。
我有很久都不去他家了，路上碰见他时，我心里也总是掠过一丝厌恶。但是，我在学校出了一件事情，令我不能不有求于他。我打碎了班里的一块窗玻璃，老师让赔，而我又不敢向父亲张嘴，想起元明爸酿蜂蜜肯定赚了不少钱，就下决心去向他借。一块玻璃三毛钱，但我打算借一块钱，剩下的钱，五毛买一枝钢笔，两毛用来买烟。我丝毫都不犹豫，向他家走去时甚至显得理直气壮。仿佛向他借钱，借足足一块钱，是我的一大作为，是我对他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惩罚。谁让他那样凶狠地把蜜蜂铲进开水锅里的！我说：“我爸让我来借一块钱！”我似乎只能说出如此简短而直接的句子。他一听，立刻就掏出钱包，把一块钱给了我，还顺手摸摸我的头。我装出沉稳的样子，走出他家蜜蜂乱飞的院子。我立即去了三里路之外的镇子上，用两毛钱买了一盒工农牌子的香烟，原打算用五毛钱买钢笔的，却没买，把钱省下，然后才吸着烟，悠闲自得地回到海棠，回到学校。剩下的那五毛钱最终也买了烟。我后来的烟瘾大概正是那一块钱中的七毛钱培养起来的。
作者简介：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1984年在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现执教于西北第二民院。
责任编辑 陈东捷
题 字 李纯博
生命，张扬在八百年前的废墟上
母国政
父亲不说“苦”，他也不说“苦”
陈文增，哪路神仙？
抿在双耳后边的灰黑色长发随风飘动着，顺着两鬓直泻而下在嘴唇四周汇聚起来的胡子乱蓬蓬支棱着，却不让人觉得这是演艺圈儿或美术圈儿里某些人故作的职业标识，反倒让人觉得那是他本人一种顺乎自然的表露。长发，连鬓胡子，粉红色短袖衬衫，使他具有某种时尚的风采，但那张略显憔悴、缺少光泽的脸上以及北方人端正的五官上，还有一种由纯正、安详、聪慧和沉毅混合而成的特殊气质，而这却让人觉得是传统的，甚至是古典的。
他年过五旬，事业有成，斐然可观，但除了制瓷业的人士，当然还有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
他出生在太行山东麓一个穷困的小村子里。
在家乡，他读过四年小学，又读过一年初中。他的学历仅此而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陈文增十二岁。那场愚昧、野蛮、残虐的风暴，不仅扫荡着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沿着铁路、沿着公路、沿着大平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