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1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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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军长一上桌，见到热气腾腾的狗肉，就来了兴致，撸起袖子就吃上了。酒是少不了的，下级见范军长都放开了，也不再拘谨，一杯又一杯地敬。席间，范军长一遍遍地介绍胡作家一家，说胡作家如何著名，文化人，还说到两人一同放牛的日子——
下级就一脸敬仰地向胡作家敬酒。胡作家喝了几杯酒，听了一些恭维话，自然也很高兴，就七长八短地说—些很文化的话。陪酒的下级也听，但兴致似乎不那么高，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范军长那里，哪怕范军长放筷子的声音重了些，他们也会扭过头，一起注意地看过去。
小岳和小金坐在一起，边照顾孩子，边说些女人的话。她们从友谊说起，又说到眼下各自的工作和孩子。
酒喝到后来，范军长就成了桌上的主人。每说一句话，都会引来一片惊叹和议论。酒精的作用和自己所处的地位，让范军长想说啥就说啥；胡作家就成了真正的陪衬。他不停地在一边帮腔，以证实自己的存在。
小金没喝酒，脑子就很清醒，见到这种场面，心里也有些乱。席间，就在心里感叹：军长就是军长。然后就由衷地对小岳说：你命就是好，比我强多了。
小岳忙说：你也不差呀，要啥有啥，还想咋的？
小金笑笑，脸上的表情也冷冷热热的。
回到家里，小金仍在感叹：人家小岳就是命好，夫贵妻荣，你看人家一家多荣光。
胡作家的酒劲还没下去，他不耐烦地挥挥手道：范业是军长，我是作家，都是军人，分工不同罢了，这没啥。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也说不清是个什么味儿。
小金琢磨一会儿，又说：当年你要是不写东西，和范军长一起打仗，这会儿也能弄个师长啥的，也省得我转业了。
胡作家一脸困惑地望着小金，正色道：要是没有我，哪有现在的范业，他的事迹都是我一手宣传出去的。
小金不说什么了，叹口气，抱过孩子说：这就是你的命。好了，不说了，说啥日子也不能重过一遍。
胡作家也有些苦闷，背过身子，冲着墙壁吸烟。烟雾浓浓淡淡地飘起来。
下次范军长再有活动，请胡作家同去时，胡作家知道自己就是想去，小金也不太情愿；勉强去了，结果也是不痛快。与其不痛快，还不如不去，于是胡作家就婉言谢绝了。他待在家里，想象着范军长一家呼风唤雨的样子，心里就有些乱。
八
范业和胡伟岸的儿女上高中那年，范业调到了军区，当了参谋长。范参谋长在军区上班，就有更多机会见到胡作家了。机关司政后都在一个楼里办公，上班下班的，范参谋长和胡作家难免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每次见面，胡作家都要给范参谋长敬礼，这是部队上下级间的纪律。以前范业虽然也比胡作家职位高，那时两人不是隶属关系；现在范参谋长成了军区首长了，是胡作家的领导，胡作家就一定要敬礼了。
范参谋长一如既往地热情，见了胡作家，把他举起的手从耳朵上捉下来，又摇又晃地说：胡哇，你看你，这是干啥？咱俩谁跟谁呀，用得着这样？然后又关心地问：最近又忙些啥？又写啥大作了？
胡作家简明扼要地作了回答，他知道范参谋长是不关心他写啥的。在范参谋长的眼里，写啥不写啥都是无所谓的，作家在范参谋长的眼里还不如一个作战排长管用呢。果然，范参谋长顺口说：好好，等咱俩不忙了，两家人在一起坐坐。好久没有聚一聚了。
说完挥挥手，该忙啥就忙啥去了。范参谋长领导做大了，就有许多大事要忙，再和胡作家打招呼就显得很匆忙。每次范参谋长说聚一聚的话时，胡作家不说什么，只是笑一笑。他知道，范业不是以前的范师长，也不是范军长，而是统管全军区训练、作战的范参谋长，每日都日理万机的样子。他只能那么笑一笑，一直看着范参谋长高大的背影在他的视线里渐行渐远。然后，继续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范业的儿子范幸福和胡伟岸的女儿胡怡，上幼儿园时就在一个班，接着是小学、中学一起读下来。十八岁那一年，俩人高中毕业了。两个孩子知道双方的父母不仅是同乡，还是多年的战友，在同学中两人的关系就显得亲密一些。小时候，听两家父母以亲家相称，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等上了初中后，就明白“亲家”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了。于是，俩人再碰面时都微微红了脸。少男少女的心里，有一粒看不见的种子，悄悄地种下了。尽管他们不像小时候那么亲密无间了，说话时还会脸红，可他们之间的感觉却变得微妙起来。范幸福继承了父亲的身材，十八岁的他就已经高大伟岸。胡怡是个女孩子，像母亲一样小巧玲珑。两人的目光，经常含蓄地交织在一起，又羞涩地避开了。
两个孩子眨眼间就高中毕业了。毕业典礼结束后，俩人走在放学的路上。毕业了，也就意味着长大成人了。以前那些叔叔阿姨，他们也可以称同志了，一时间心里有些复杂，有兴奋、也有种怅怅的东西在心里一漾一漾的。
胡怡此时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在离开校园的路上，凭直觉她知道后边不远处的范幸福正在跟着她。果然，没走几步，范幸福就叫：哎，毕业了，以后你是怎么想的呀？
她回了一下头，并没有停下脚步。两人一前—后地走着，她六神无主地答：我还没想好，你呢？
范幸福不假思索地说：去当兵，我爸是这么想的，我妈也是这么想的。
胡怡就有些羡慕范幸福。以前，她也曾听父母议论过自己毕业后的事。母亲对父亲说：要不等胡怡毕业了，就让她去当兵。
胡作家就很为难地说：当兵好是好，就是怕去不成。军区大院的子弟都想当兵，就怕轮到咱们也没名额了。
母亲看了眼父亲，无声无息地叹了口气。半晌，又道：你这个作家当的，还不如一个处长。二号楼的王处长，去年就把女儿送去当兵了。
胡作家忙说：处长是处长，作家是作家，你不要往一块儿扯。
胡怡知道自己当兵有难度，尤其是当女兵，想去部队的人多，部队招兵是有限的。毕业后，她也只能是就业或下乡，没别的路可走。听范幸福说要去当兵，那就意味着两人要分开了，心里怅怅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
这时，范幸福紧走几步，离胡怡近了一些，低声说：你想不想去当兵？
胡怡低着头说：我爸怕没有名额，去不成。
范幸福拍拍自己的胸脯道：你要一起去，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去跟我爸说，别忘了，你爸和我爸可是老战友啊。
说到这儿，两人都想起“亲家”那个词，又红了一次脸。
胡作家和小金面对女儿的高中毕业，也是心急火燎的。小金在自己工作的工厂，争取到了一个招工指标，她的意思是让女儿留城招工。胡作家对女儿留不留城不感兴趣，当一个工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正如他当年如果一直放牛，那结果可想而知。他的意思是，既然当不了兵，就去下乡，广阔天地，一定会大有作为。说不定，女儿会百炼成钢。两口子争执了半天，也没争出个结果，电话却响了。
胡作家拿起电话，是范参谋长打来的。范参谋长在电话里朗声依旧，似乎他从没犯过愁。范参谋长说：胡哇，咋的了？听声音好像情绪不高啊？
胡作家吸了口气，抬高声音说：高，咋不高哪。
范参谋长不管胡作家情绪高不高，自顾自地说下去：我说亲家啊，孩子毕业了，你是咋想的？
胡作家支支吾吾地把自己和小金的想法说了。
范参谋长大着声音说：招啥工，插啥队。那啥，让孩子们去当兵吧。部队是所大学校，这可是毛主席说的。
胡作家和小金眼睛一亮，胡作家用发颤的声音道：好是好，可名额呢？胡怡可是女孩啊。
范参谋长在电话里“嘁”了一声：这你就别管了，让孩子准备准备，去当兵吧。
范业的一句话就把胡作家一家天大的事给解决了。胡怡也是欢天喜地。
没多久，范幸福和胡怡双双去了部队。
孩子虽然离开了家，离开了城市，胡作家和小金却是放心的。孩子所在的部队还是归军区管，有范参谋长照顾着，他们没有理由不放心。于是，胡作家就很踏实地搞他的创作。
九
胡作家写来写去的，突然有一本书就出了问题。被政治部门定了“右派”，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政治机关原打算把胡作家一家放部队农场改造，包括正在当兵的胡怡，也要开除军籍，接受改造。
危急关头，范参谋长又一次挺身而出。他奔走呼号，上下游说；说到胡作家的苦出身，又说到三大战役、抗美援朝，他拍着胸脯说：这样的人咋能是右派呢？不可能，也没理由啊。
当然，右派不右派的是政治部门定的，那是有个框框的，右派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但在范参谋长的游说下，组织还是网开一面，保留了胡作家的军籍，一个人去农场接受改造。小金和胡怡没有直接受到牵连，但作为右派家属，要时刻警惕和右派划清界限。
胡作家去农场前，范参谋长为他送行。为避嫌带了秘书和公务员，他们形影不离地跟在范参谋长左右，范参谋长大声说：胡哇，到农场好好劳动，书啊就别写了。我早就说过，写那玩意儿没啥大用，希望你以后能成一个真正的军人。哈哈，那啥，我就不多说了，多保重吧。
此时此刻，范参谋长也只能这么说了。
胡作家知道，在自己的右派问题上，范参谋长该做的都做了。他是性情中人，听了范参谋长的话，眼里已含了泪。他点点头，冲范参谋长挥挥手，就坐上了部队派出的专车，去了农场。
小金被网开一面，继续留在城里，但组织要求她和胡伟岸划清界限。她没有去送老胡，而是趴在窗子上，泪流满面地用目光为老胡送行。她弄不明白，老胡本本分分地写书，没招谁惹谁，怎么就成了右派。
右派毕竟是右派，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胡作家—家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
入伍不久的胡怡，到部队这所大学校时，是怀着雄心壮志，要干出一番成绩的。没想到就在这时候，父亲犯了政治错误；而这种错误又是致命的，差点连累了自己。领导和她谈话，让她和父亲划清界限，做一名又红又专的好战士。
于是，胡怡就写决心书，字字血，声声泪。她下决心要和父亲划清界限，而仅划清界限又是不够的，她要和父亲脱离父女关系。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她眼含热泪和对理想的渴望，宣读了和父亲决裂的决心书。她的言行，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热烈欢迎。从那以后，胡怡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父亲的人了，但她还是狠下心肠，毫不后悔。
范幸福在胡怡读了决心书后，找到了她。范幸福说：小怡，你和父亲决裂，以后可就没有父亲了。
胡怡擦擦眼泪说：这样的父亲还不如没有，
以后我只有妈了。
范幸福又说：胡叔叔人不错，虽没打过仗，没立过大功，可他还算是个老革命。
胡怡激动地说：参加革命那么早，却没有真正打过仗，就凭这一点，他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