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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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9年；毛泽东开始有些感觉，越来越不放心。他总想看到实际情况，可是不那么容易。这个问题以后再讲。反正进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不易随便行动，行动总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准备的。他发脾气也没用，就是不许他随便行动，飞机都不许坐，是中央的决定。
记得这一年，毛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佯？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这种面包。毛泽东将面包掰开分给大家吃。我也分到一块。那面包确实不错，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春着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到了1959年夏，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毛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日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常委们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后面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张望人到齐没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写了那个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意见书。对这份意见书，毛泽东开始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毛泽东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没有更高的纲。毛泽东站台上一看，嘟囔：“彭总没来？”我在他身后指指，毛泽东才发现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坐前排，而且头剃光了。很亮。毛泽东吮吮下唇，没说什么，可以肯定心里不大高兴。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毛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同志的。他随后转身望住朱德同志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毛泽东是在批过“左”之后，又批几句所谓右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我当时的感觉是“各打50大板”．“左右摆平”。有句话我印象根深：“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
讲完散会。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出去最早，是憋了一肚子气的。毛泽东喊他没听见，或是没喊住。
开会的礼堂在山坡上，毛泽东出门下坡，身边跟着4位中央领导同志，其中一位领导同志朝路边侧过身去小便。就在这时，彭德怀忽然转身，又朝坡上走来，大概返回礼堂有什么事。他与毛泽东走了对头。
毛泽东立住脚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通红，胳膊从头上一轮而过，气冲冲他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说：“没关系吗，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么。”
彭德怀从毛泽东身旁一边走过一边甩手，声音很大地嚷道：“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涨红着脸甩手而去，脚步始终没有停一停。毛泽东怔了怔，吮吮下唇，继续下山。就这样不欢而散。当时许多中央首长看到了这个场面。
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毛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主活待遇不变。
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
我认为，庐山会议清算彭德怀，责任不能全推到毛泽东身上，那份万言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而已。”批评一下就过去了。彭德怀一赌气，引起一些人的公愤，在毛泽东那里讲了一些话，结果事情变大了。当然，毛泽东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毛泽东一方面想知道实情，但是对讲真话的同志，讲得不合自己心意时又容不得，这就助长了假话空话的泛滥，给各种骗子以可趁之机。长期养病的林彪就是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一步步发展，逐渐发展成野心家、阴谋家，走向篡党夺权，走向反革命，直至走向灭亡。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顶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者，有些室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肉，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1996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宽（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呜？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1960年底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不吃不喝，一支接一支吸烟。烟灰缸快满了，他才张口向值班卫士封耀松交待：“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和盐多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不曾夹菜便又放下了。环顾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停放下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我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手指我和叶子龙：“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我和叶子龙一起点头：“是，主席。”
毛泽东又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据他汇报，他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又哗哗地涌出来。毛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流着泪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睡不着，起来用铅笔在宣纸上给我们吃饭的7个人写了一封信，叫我们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有救济粮。他怕我们“很饥饿”。信尾一句是：“我今年已经是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希望。12月26日是我的生辰。毛泽东1960年12月26日”
唉，我们怎么忘了主席的生日呢？以往都是我们早早就吵嚷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允许。特别是在陕北的时候……
毛泽东没有能容得下彭德怀讲真话，但是，他一贯鼓励支持我们这些贴身卫士讲真话。比如卫士田云玉的爷爷是作坊主，父亲是工人。搞公私合营时，毛泽东间田云玉：“你爷爷反对合营，你父亲积极支持，那么你呢？你站在爷爷一边还是站在父亲一边？”田云玉说站在爷爷一边。毛泽东说：“我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我喜欢你，因为你肯讲真话，我们很合得来。”又比如大搞合作化运动时，我国农村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区里干部把老乡们集中到场院里，说：‘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搞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是强迫命令吗？毛泽东说：“感谢你带回真实情况。”他当即给河北省委写了信，严肃批评了这种简单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
这一次，我们一行人去了河南信阳。半年后回到北京，如实汇报大办食堂确实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下指示取消大食堂。
毛泽东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三次哭，就是我离开他的身边，去天津工作的那一次。
我已经讲过，那次毛泽东将我揽入怀中，抱紧我放声大哭，手在我的背上下停地拍打着，泪水和我的泪水融合为一体。
后来，我提出为毛泽东再梳一次头。
毛泽东经常处于用脑过度的状态。梳梳头可以促进脑都血液循环，帮助他减轻疲劳，恢复精力。
我为毛泽东梳头，从前向后精心梳理。我忽然心颤，泪水又充满眼圈。眼前变得朦胧
记得三大战役结束后，兴奋到极点又疲惫到极点的毛泽东，朝靠椅上一仰，痛快地嘿了一声，说：“银桥，来，痛痛快快梳个头，痛痛快快歇口气！当时，我的兴奋喜悦之情丝毫不亚于毛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