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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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余的诈降看来是选择了携家小逃敌的第二种方式。然而，寿余入秦劝说士会后还要返回晋国，若带家小去秦，必会给完成任务后离秦返回造成麻烦。考虑到这些方面，寿余在实施计策时，故意安排让晋国抓捕了自己的家小。这一“抓捕”既把家小留在了本国，避免了后面返国时的麻烦，又借此向外界造成了声势，同时向秦国显示了自己与晋诀绝的初衷和晋国对自己“迫害”的实情。寿余在这里是把携家小逃敌作为一种没有实现的初衷显示出来，把苦肉计中的受迫害通过家小被“抓捕”显示出来，他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却同时从两种方式上向秦国证明了自己投降的真实性，这是他实施诈降计的最为高明之处。
三国时代，吴国大将黄盖为火烧赤壁而诈降曹操（见《三国志？周瑜传》、《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小说家罗贯中据此演绎出黄盖以苦肉计诈降曹操的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四十七回），这都是与寿余诈降计实质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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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盾：设计诈降，智骗秦人
《左传》记载了公元前614年晋人“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即孥，指妻儿）于晋，使夜逸（即逃跑）”的事情；《史记》两处记载了晋执政赵盾等人“佯令魏寿余反晋降秦”的诈降计。《列国志》第四十八回据史载生动地描述了晋人实施这一诈降计的具体过程。
赵盾欲招回降秦的晋人士会，决定以诈降计让寿余打入秦国，暗中行事。计谋商定后，赵盾这天奏知晋灵公说：“秦人屡次侵晋，宜令河东诸邑宰，各组成团练甲伍，结寨于黄河岸口，轮番戍守。”赵盾还提议如戍守失利，就削夺邑宰的封地，并提出让魏邑首先带头戍守。灵公同意了赵盾的御秦办法，即召来魏邑之宰寿余，交代他组织团练，准备戍边。寿余对灵公说：“臣从未知军旅之事。况河上（指黄河之界）绵延百余里，处处可济，暴露军士，守之无益。”赵盾在旁大怒道：“小臣何敢挠吾大计？限汝三日内，取军籍呈报！若再抗违，当正军法！’’寿余含怒回家，他向家人说明难以遵命戍守的情况，吩咐人收拾车马，准备投奔秦国。当天晚上，他闷闷不乐，索酒痛饮，因为饭食不干净，借故将厨师鞭打百余，扬言欲杀之。厨师瞅机会逃掉，至赵盾之府告发了寿余欲叛晋投秦之事，赵盾遂派韩厥率兵去抓捕寿余全家，韩厥故意放走寿余，将其妻子儿女全部擒获，关进狱中。寿余则连夜逃至秦国，向秦康公诉说了赵盾对他的迫害，秦康公遂将寿余留在了秦国。
寿余诈降计的实施，是晋人欺骗秦人的一出双簧剧。在剧目中，寿余扮演受逼迫含怨难申的叛逃者，赵盾、韩厥，乃至灵公则充当迫害和抓捕叛逃者的角色。双方按预定的计划配合默契，把剧目表演给他们以外的人们看，并想借观看者传达给秦国，向秦国送去寿余立场已经转变，与晋国互相憎恶的信息。
晋人的这一双簧剧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只有在寿余开始了叛逃行为，并且这一行动被赵盾获悉后，晋国才能去抓捕寿余，但按剧目要求，寿余的叛逃必须是背着赵盾秘密进行，使赵盾难以知道。根据这一矛盾的要求，剧目中特意安排了寿余酒后鞭打厨师，厨师含怒向赵盾告发寿余叛逃之密的情节。厨师看来是一个不知剧情的人物，为了让他解决剧目中的一个难题，寿余巧妙地利用其求生欲望和报复心理，刺激他告密于赵盾，这样就使剧目的表演合乎情理。告密情节的安排是把旁观者引入剧中，诱迫他完成剧中角色难以安排的情节，给“观众”增强剧目的真实感。鞭打厨师是双簧计中的计中之计，它使该双簧计体现出了极深的韬略。
第二，韩厥带兵去抓捕准备叛逃的寿余全家，如果这里真的将其全家抓获，后面的诈降就难以实施；但如果漏掉寿余之外的人物，就会给诈降计的完满实施带来麻烦，因而剧目安排韩厥只抓获寿余的妻子儿女，而有意放走寿余本人。剧目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这一抓捕结果，而在于这一抓捕结果的实现要表演得合乎情理、天衣无缝，不把任何疵漏留给“观众”。通过这一高难度的双簧表演，晋人要抓捕扣留寿余的家小，以此作为对寿余的“迫害”，且免除后面用计的麻烦，同时又放走寿余本人，让这一“受害者”赴秦国用计。捕家小而放其本人，是该计具有难点的一个高明之处。
《列国志》据有关史载而演绎出的这一晋人诈秦的双簧计，含有对《三国演义》中“周瑜罚黄盖”一事的借鉴和发挥。
魏寿余：体语暗示，隐情明传（1）
两人间要传递一种隐秘之意，由于有第三者在场，难于公开说明，于是两人就借助于特殊的眼色、手势和语气传达这一隐意，这种交流思想、传达心意的手段就是暗示法。史籍曾记载了春秋时期两次典型的暗示法。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了公元前614年魏寿余在秦国时“履士会之足于朝”的事。说的是寿余诈降秦国后，向秦康公提出把自己在晋的封地魏邑献给秦国，建议康公出兵攻取。秦康公转身征求谋臣士会的意见。士会本是晋国有名的智士，因与晋执政赵盾闹了别扭而投奔秦国。他这次对寿余降秦有所怀疑，本来是不大赞成康公采纳寿余建议的。寿余见康公征求士会的意见，怕士会败了自己之计，遂以目顾盼士会，又踩踏士会之足，士会顿然明白了寿余之意，于是反而表示同意寿余意见。
寿余入秦后要告诉士会衷情，并设法与士会一同返归，但寿余在碰到了可以一同返国的机会时，还没来得及向士会诉说衷情，情急之下，他向士会盼目履足，当着秦君之面传达给士会一种意外的信息，暗示出某种难言的隐情。士会为聪明之士，且乡情未泯，他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即明白了寿余的真实意图，于是转而配合寿余的活动。寿余在这里是把自己的意图通过某种“身体语言”传达给士会，得到了士会的准确理解。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公元前547年楚太宰伯州犁采用的“上下其手”的暗示法。楚国攻打郑国，楚大夫穿封戌俘虏了郑将皇颉，楚康王的弟弟公子围欲抢来皇颉作为自己战功，他与穿封戌争执起来，众人难以决断。楚康王让伯州犁断其是非，伯州犁说：“战俘是郑国有身份的人，他自己能知道是谁俘虏了他。”乃让皇颉立于庭中，让公子围和穿封戌立于皇颉对面。伯州犁抬手向上介绍说：“这位是公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然后又放手向下介绍说：“此人为穿封戌，乃方城（春秋时楚国北部的长城）外之县尹（一县的长官）也。到底是谁擒获了你？”皇颉见状，遂回答说他是被公子围擒获的。不久皇颉即被释放归国。
伯州犁在向皇颉追问楚国的立功者时，故意把争功人双方的身份显示给皇颉，并采用了“上下其手”的不同手势，将他要讨好权贵的心意当着穿封戌的面暗示给皇颉。皇颉对伯州犁以暗示法传达来的隐意看来是心领神会。作为楚国战俘，他急于求释，为讨好楚国当权者，他遂顺着伯州犁的暗示去回答，果然得到了宽赦。
除史籍所载外，《列国志》根据《史记？魏公子列传、魏世家》所载战国时信陵君魏无忌窃符救赵的史实，描述了与此有关的一次暗示法。魏王宠妃如姬曾在魏王卧室盗得将兵之符（一种调动军队的凭证），让婢侍颜恩交给了魏无忌，事后魏王知道是如姬盗了兵符，心中大怒，但又不忍将如姬从重处罚，于是继续追查给魏无忌送去兵符的人，欲让其代如姬受刑。如姬在魏王的逼问下告诉说：“是颜恩递送兵符的。”魏王让人抓来颜恩，问其为何敢于擅送兵符出宫，颜恩抵赖说：“奴婢不曾晓得什么兵符。”如姬见颜恩说岔了话，在一旁目视颜恩道：“向日我让你送花胜（古代妇女的花形首饰）与信陵夫人，这盒内就是兵符了。”颜恩已会其意，乃大哭道：“夫人吩咐，奴婢焉敢有违？那时只说送花胜去，盒子重重封固，奴婢岂知就里？今日屈死奴婢也！”（第一百回）魏王觉得颜恩言之有理，就赦免了颜恩。
在窃符过程中，如姬没有出宫，魏无忌没有进宫，如姬难以否认有送符之人，无奈之下交代了颜恩送符的实情，但她绝不想连累颜恩，准备将盗符出宫之事一人承当。颜恩不知道如姬已向魏王供出了自己，开始想狡辩抵赖，若让魏王揭破，会罪上加罪，而如姬这时想与颜恩统一口径，订立防守同盟，当着魏王的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姬采用暗示法告诉了颜恩应该回答魏王的两点内容，一是承认兵符是自己送出的，二是表明自己是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送出的。颜恩会意后，按照如姬的暗示口径去回答，既证实了如姬向魏王的交代，又使自己得到了赦免。
魏寿余：体语暗示，隐情明传（2）
总之，暗示法是在有第三者存在的场合，行为人为把某种隐秘之意转达给另一方而采取的特殊的“语言”方式。在暗示法的实施中，第三者的存在无疑是行为人和受意人思想交流的障碍。然而，每一成功的暗示法，在场的第三者其实都起到了对行为人隐情传达的掩护作用。比如，有秦康公在场，秦人就不会怀疑士会是接受了寿余的某种交代而配合行事；有穿封戌在场，他就难以提出皇颉是受了伯州犁的旨意而有意误指；有魏王在当面，他就不能怀疑如姬已与颜恩订立了防守同盟来应付他。行为人把一种隐秘之情暗示给受意人，他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相互间发生过思想交流。由于成功的暗示法总是瞒过在场的第三者而发生的，因而第三者的在场正好掩盖了他们间发生过的思想交流，对他们的行为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暗示法是把一种正常的思想用非正常的方式来表达，因而它的施予对象应该是某种程度的聪明之士。暗示法的形式手段可能有盼目履足法、手势诱导法、语言提示法等多种。无论采取哪种形式，总是符合具体的暗示情景，达到既让对方准确理解、又不让第三者看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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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会：意在言外，托假诱誓
晋人魏寿余为劝归降秦的士会，诈降秦国，又用暗示法向士会表达了衷情，以献出魏邑为借口，引诱秦康公率军至黄河西岸。《左传？文公十三年》载，秦军在河西看见对岸有一支晋军，寿余对秦康公说：“请您派一位能跟对岸官员说上话的晋人跟我一同过河，必能说服他们来降。”秦康公选择了士会，士会推辞说：“晋人的心如同虎狼一样狠毒，如果我过河后办事不顺利，被晋人扣留杀害，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也会受诛戮，这对谁也没有好处。”秦康公劝士会说：“如果你回不来了，我就把你的家小送归晋国。我的话有河神作证。”秦康公立了誓后，士会遂和寿余一同过河。士会一过河就被晋人迎归，再也没有返秦，秦康公如约将其家小送往晋国。
寿余诈降秦国的目的是为了诱归士会。他以劝降晋将为名，向秦康公提出同行人的条件，这一条件只有士会才能满足，秦康公自然选定了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