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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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呼和使宣王服从自己的传呼同时找到了极为得体的托辞。自然，无论是谁向前，其动作本身绝无个人品格的含义，但这种动作所体现出的个人形体的趋附，却被颜斶巧妙地加以夸大，提升到个人品格的意义上去发挥。颜斶发挥出一种巧妙的托辞，说服宣王服从自己的传呼，不仅是要在他和宣王之间确立一种由对方行为动作认可的主从关系，折煞对方的威风，而且是要借这一发挥向对方显示士人的聪敏智慧，折服对方的心灵。果然，宣王一股威风扫地的恼火，他怒形于色，却难以反驳。
在第二个回合，宣王难抑恼怒，一开始就抬出了他心中王高贵于士的铁一般的定则。他貌似客气地提出了王和士谁更高贵的问题，既是要以铁则压迫颜斶，逼他放弃士人的自尊，同时又想让颜斶自己揭开君王高贵的铁则，在客气中使颜斶落入更大的难堪。颜斶自然明白宣王的心底，他跳出对方设置的圈套，按自己的思路坦直回答，在王宫中做出了“士人高贵，王者不贵”的惊人之语，解释此语时，他故意选出秦王奖惩士兵的两个命令作对照，以此说明活着的王头，赶不上死士的坟墓。其实，秦王对士兵奖惩的分量并不反映齐王与柳下惠本身的价值，颜斶对此并非不知，但他要借此说明士人的高贵，同时还想故意借此不能说明问题的根据作个糊涂论证，有意愚弄宣王及其侍臣，进一步显示士人的机敏雄辩。宣王心中不悦，但默然不语，也许他虽然觉得颜斶所说的事情难以成为理由，但却拙于反驳，已经开始感到了自己才智的短缺。
在第三个回合，颜斶面对齐王及其侍臣对他上述论证的不悦和反驳，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诸家学说的精通，左右逢源，从更高的层次上论证了“贱为贵本”的道理。我们无意对这一论证过程作过多的欣赏，但却可以确信，颜斶是从宣王有所耳闻的先圣事迹中得出了对方未曾耳闻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当时已经开始形成的道家思想相合，它是古代许多士人，包括颜斶在内所以远避朝政、甘居鄙野而能心安理得的思想支柱，却使宣王看到了世间一片新的精神世界，使他顿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无法抗拒士人颜斶论证魅力及其论证思想的诱惑，终于偃旗息鼓，放弃论辩，并且以极高的生活待遇吸引挽留颜斶，自愿要当颜斶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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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斶：争尊王庭，乐居山乡（2）
颜斶为了维护士人的自尊不得不论辩于王宫，无意间得到了宣王送来的与诸侯等同的生活待遇，这是时人梦寐以求、趋之不得的，然而颜斶并没有接受，他认为，享受君王给予的某种生活待遇固然也是个人的尊贵，但却要为这种尊贵付出精神自由的代价，会使自己在人格上变得思想和行为不相和谐、形神不全，失去士人守璞存真的本性。他以璞受琢则失真为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外人不易理解的道理，提出了辞归的要求，并且描绘了自己在山乡“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的无限的生活乐趣。
事实上，颜斶在这里是以自己的坦直论辩被宣王看中的，他所以敢对君王直言相抗，杀削王威，就是因为他的山乡生活不受君王的支持和恩赐，从而不受君王的制约，这种独立的个人生活保证了他思想和行为的自由。但如果他接受了君王的恩赐，过上了王宫的生活，那他势必失去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其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就会受到君王权威的限制，对君王的直言相抗、坦直论辩就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失去了被君王看中和赏识的根据。颜斶深深地了解这一点，他拒绝君王承诺提供的优厚待遇，并非不愿意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是不愿意为此付出自由和自尊的代价，丧失自己和谐完备的人格。同时，在颜斶的心目中，人生的乐趣多半在于自己的精神感受，山乡的物质生活固然艰苦，但这种生活隔绝了外界的倾轧和喧闹，以大自然的寥廓和质朴，培养出了人们清心寡欲的淡泊之性和形神完备的自由人格，“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成了他们对艰苦生活的自然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比荣华富贵生活中的形神不全要有益得多。
颜斶和宣王的论辩，体现着士人和君王优越性的比较，这种比较从人生价值的尊贵和个人生活的优劣两方面展开。颜斶以自己的丰富知识和论辩才能充分论证了士人价值的尊贵，终使宣王信服，但他却难以否认宫廷物质生活的优越，转而从个人精神感受的方面说明士人山乡生活的无限情趣，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颜斶对宫廷生活的拒绝及其说明是有深刻道理的，它揭示了士人的真实价值之所在，指出了优厚俸禄对士人自我真实价值的伤害，并以自己超世脱俗的行为向人们表明了保持自我价值的方式，表明了人生自由的珍贵。
淳于髡：空笼献鹄，倍显忠信
《史记？滑稽列传》讲述了淳于髡以空笼向楚王献鹄，反得楚王称赞的事情：齐王派淳于髡去向楚王献鹄（即天鹅），出了齐国城门，鹄冲出笼子飞走了，淳于髡很为难，最后他想了一套说辞，揭开笼盖，提着空笼去见楚王。淳于髡对楚王说：“齐王派我来给大王献鹄，过江的时候，我不忍心让鹄受渴，揭开笼盖放它出来喝水，谁想它却飞跑了。我想以剑刺腹、自杀而死，却怕人讥笑，说大王因为一只鸟就让士人自杀。鹄鸟这类长毛之物到处都有，我想买一只来代替，但这样换掉了齐王的所赠之物，是欺骗人的不诚实行为。我想逃奔到其他国家，又不忍心让两位君王的信使不通，所以冒昧地前来向大王叩头请罪，接受处罚。”楚王听罢，连声称赞说：“好！齐国竟有这样的忠诚贤士！”他赏赐给淳于髡双倍于鹄价的钱财。
淳于髡受命出使，途中失鹄，以空空两手难见楚王，且定然误了使命；空笼回国又有负命之罪，难免处罚。思考再三，他索性带上一套辩辞去见楚王。淳于髡的辩辞围绕鹄飞和人来两个现象，对其原因作了极富韬略的解释。他抓住君王喜爱忠信之臣的特点，在解释中从四方面尽力把自己衬托成难得的忠臣信士：第一，鹄鸟飞走了，那是由于自己“不忍鹄之渴”，——我以诚信之心待鹄，鹄有负于我，我无负于鹄；第二，失鹄负君命而不自杀，并不是怕死，而是“恐人议吾王”，——忠臣不怕死，只怕因为自己之死给君王造成不良影响；第三，失鹄鸟之礼而不另购，不是难以购到，而是考虑到私买顶替之物，“是不信而欺吾王也”，——廉士不怕破费，只怕忠信不立；第四，前后为难而不逃奔他国，并不是无处可逃，而是要实现两国君王的通使之任。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淳于髡向楚王暗示了他有几种解脱过失的办法，只是几种办法有违忠信的要求，他不屑采取。他虽然丢失了鹄鸟，空着手来，但他是一个彻底的忠信之士。楚王听罢淳于髡的解释，被这种少有的忠信精神所感动，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给了他很厚的赏赐。
薛公：献王美珥，窥探隐情
珥，是女子一种珍贵的珠玉耳饰。《战国策？齐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薛公田婴为齐相时，齐王夫人死了，当时有十个姬妾都受到齐王的宠爱，薛公想劝齐王将其中的一人立为夫人，但他又怕自己所推举的人不中王意，于是他制作了十个珠玉耳饰，而把其中一个做得特别精美，然后把它们献给了齐王。齐王将十个耳饰分授给十个姬妾。第二天薛公陪坐时，把戴着那只精美耳饰的姬妾荐给齐王，劝齐王立她为夫人。《战国策？楚四》也记载了楚国王后死，大臣昭鱼以美珥计窥察君心，“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的事情。
齐王要在十个姬妾中选择一个继立为夫人，他在做出选择前会征求相国的意见，然而齐王选择夫人，终归会以个人的宠爱程度为标准，相国的意见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这里的问题是，相国的意见如果正好能和君王的选择意向相吻合，他就不仅能够博得君王的欢心，而且会得到新王后的感激；如果相国的意见不合君王之意，非但新立的王后会憎恶他，同时也扫了君王之兴。由于这一关系，薛公想要把齐王最为宠爱的姬妾作一推荐，但齐王最爱哪个姬妾，这是他内心的秘密，他不会轻易告人。为了窥测齐王这一内心的秘密，薛公使用了美珥之计。
薛公制作了十个玉珥。玉珥是女人的专有装饰品，齐王不会留作他用，肯定会分发姬妾，且玉珥的数目正好与齐王姬妾的数目相合，不会使齐王产生分发不匀的顾虑。然而，十个玉珥中有一个更为精美，齐王在分发玉珥时，出于内心的偏爱，必然会把最精美的那只特意留送给自己最为宠爱的姬妾。让自己最爱的人得到最好的礼物，这是人性中感情平衡的内在要求。齐王绝不愿向人们披露他最爱哪个姬妾这一个人隐秘，但却通过分发玉珥，无意间将这一隐秘泄漏了出去，使薛公获得了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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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鸡鸣狗盗，诱生错觉
战国时秦昭王邀齐国孟尝君田文来秦国，后听信谗言将其拘囚，准备杀害。《史记？孟尝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三》记载了田文门客为使主人解脱厄难而采用的鸡鸣狗盗之策，这两条计策可以说已是人所周知。
为求昭王的一位爱妃帮忙相助，田文一行需要把已送给昭王的白狐裘从藏库中盗出，再次使用这一礼物，为此使用了狗盗之策。狗盗计的要害是借狗隐身，同时又借吠淆乱作盗声音，以迷惑守仓之人。
田文一行逃至函谷关时正是半夜时分，关吏不闻鸡鸣不开门，门客于是采用了鸡鸣之计。鸡鸣计是利用了群鸡随唱的动物本性，巧仿鸡声，以虚假的鸡鸣倡引真鸡鸣叫，造成“群鸡报晓”的气氛，促使关吏提前开关放行。
狗盗鸡鸣计的实施都是以夜色作掩护的。狗盗计的特点在于隐真；鸡鸣计的特点在于造假。通过隐真和造假，施计人要向不同对象制造视觉和听觉上的错觉，使对方依据错觉对事情的真相做出错误的判断，以利自己行事。鸡鸣计的更为复杂之处在于，施计人以假鸣既造成关吏的错觉，又向关上群鸡造成错觉，并以关上群鸡的错觉加重关吏的错觉，以此引起关吏的时间错觉。
人们关于某一事物的思想和判断，终归是以相应的视觉、听觉等感觉为基础而形成的，从感觉到思想判断的形成，中间有许多复杂环节为诱导受计人对事物做出错误判断，人们常常在感觉之后的中间环节上做文章，这属于一种高智谋的活动。鸡鸣狗盗的实施人没有进行高智谋活动的能力，为营救主人，转而在受计人的感觉获得之前做文章，诱导对方形成错误的感觉，同样达到了使受计人形成错误判断的目的。因为他们从事的主要是高智谋之外的技能性活动，因而常被人们看作雕虫小技而予蔑视，但事实上，这类技能性计谋活动有着高智谋活动难以代替的优点，常能实现后者不能实现的目标。对这类技能性活动的看轻和蔑视，是民族传统文化中“唯理性”片面思想观念的一次无意识泄漏和暴露。
鸡鸣狗盗属于技能性的活动，它向人们展现的是计谋活动的另一个特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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