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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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则，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宣王召大臣商议是否出兵救援，群臣争论不休，军师孙膑提议说：“韩、魏的军队都没有疲惫时我们就出兵相救，那就等于我们代替韩国与魏作战。等到他们两国相战，韩国有亡国之形时再出兵相救，我们可以轻易击败疲惫的魏国，还可以得到救亡存活的美名。”齐王采纳了孙膑的建议，向韩国答应救援但未马上出兵，等到韩国五战连败、提出投靠齐国时，齐国方才出兵救援，在马陵大败魏军。
在上述两事中，被求救的一方最终都援救了受祸患的一方，都遵循了“仁义”的要求，但他们都在援手救助的时机上巧作筹划。在这里，被援救的国家一是自己的睦邻之邦，二是属于弱小之国，援救的一方在其初蒙祸患时仅仅答应援救但不出兵，他们既要坚定受援国的抗敌信心，防止其投降敌人，又不愿自己蒙受强敌的进攻。为友邦承担应诺了的义务，首先采取的是坐观虎斗的策略。救援国故意等到应救助的友邦和敌人在拼杀后都有了重大消耗，而友邦危亡难保时方才出兵救助，这就使自己以最少的消耗换取了利益和名声两方面的最大收益。
故意等到别人溺水之后方援手相救，似乎不合仁义的要求，反而能得到了最大的美名。在国家关系中，它是一条代价小、收益大的谋略计策，真实反映了国家交往中本质性的利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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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忌：示假卜者，取证诬人
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忌在战场上三战三胜，声威大震，相国邹忌非常嫉恨。《战国策？齐一》、《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了邹忌因嫉恨而诬陷田忌的卜筮之计。
按照设定的计策，邹忌的门客带着重金去街上找到一个占卜算卦的人家，对占卜者说：“我是田忌将军家的人，我家将军三战三胜，声威天下，欲谋大事，想知道能否成功。”门客求卜离去后，齐国官兵突然闯入，拘捕了算卦先生，拷问追究他为叛臣卜筮之罪。算卦先生被抓至齐王面前审讯，他不便抵赖，原原本本地交代了为田忌卜占大事之吉凶的经过。齐王闻此，对田忌顿生疑心，田忌被迫逃离。
为了诬陷田忌，邹忌要向齐王捏造田忌“欲谋大事”的证据。这一证据如让邹忌本人或其门人提供，难免被齐王怀疑；如果教唆指使他人提供，难保此人不将幕后教唆之情和盘端出，使邹忌惹火燃身。考虑到这些情况，邹忌于是采取了卜筮之计。
卜筮计的要害首先是向证人示假，是假冒被害人的名义向证人佯示“欲谋大事”的秘密，然后逼使证人向君王告发被害人。
施计之前，邹忌必须首先选择好向其示假的证人。按照计策要求，该证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他必须是朝政争斗的非参与人，因为只有这样，证人的证词才不会被怀疑为主观捏造，才易被齐王相信；其二，证人必须具有获得田忌秘密的身份。田忌“欲谋大事”的秘密不会随便告人，该证人若不具有得其秘密的特殊身份，他的证词就有悖情理，甚至难以向他演示证据。根据这两点要求，邹忌选择街面上的算卦先生作证人。
邹忌的门客冒充田忌家人，以卜筮的名义向算卦先生透露了“欲谋大事”的虚假信息。在古人的观念中，臣子“欲谋大事”，是图谋夺政的隐蔽说法。邹忌的门客正是要给算卦先生留下田忌谋反的印象，以便后面有证词可供。由于算卦先生从不考察求卜者的真实身份，他把这里的求卜者当成田忌家人去看待，自然对田忌的谋反信而不疑。
算卦先生被邹忌派人蓄意捉捕拷问，在齐王面前，他不敢冒犯欺君之罪，只好把经手的实情告诉君王。算卦先生并不认识那位求卜的“田忌家人”，前者被捕时后者已经离去，继续追查的线索中断，于是算卦先生的供词就成了惟一的旁证，齐王即使不想怀疑田忌谋反，也难以否定这惟一的证据。
齐威王：自孝见忠，闻叛不疑（1）
战国时齐威王手下有一位名叫章子的将军。《战国策？齐一》载，秦国有次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子率兵应敌，章子在前线与秦军商谈和好，使者相互往来，他让一些齐兵变换徽章，混杂于秦军之中。有一位官员来对齐威王说：“章子让齐兵跑入秦军队伍了。”威王没有反应。一会儿，又有一位官员来说：“章子领着齐兵降秦了。”威王仍然没有反应。一连这样好几次。负责此事的大臣请命说：“说章子坏了事的众口一辞，君王何不派大将率军攻击章子？”威王说：“章子不会背叛我，那是很明显的，我为什么要发兵攻击他呢？”过了不久，传来捷报说：“齐兵大胜，秦军大败。”秦王于是向齐国道歉致谢。
事后，身边的人问齐威王为什么能知道章子不会背叛，威王回答说：“章子的母亲启过去得罪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将启杀掉后埋于马棚之下。我任命章子为将时勉励他说：‘你这次若能全胜而还，我一定会重新安葬你的母亲。’章子对我说：‘重新安葬先父之妾我并非办不到这事。我母亲启得罪了父亲，父死前没有教我改葬。如果我没有得到父亲的吩咐而重葬母亲，就是背叛欺侮我死去的父亲，所以不敢这样做。’作为人的儿子，他不敢背叛死去的父亲，那他作为臣子还能背叛活着的君主吗？”
章子被齐威王任将后，在与秦军对抗的前线上，借和谈之名为齐兵创造打入敌军的机会，他以假诈敌，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然而，当章子在前线与秦“和谈”，齐兵开始打入秦军时，却有许多官员向齐王连续报告章子的所谓“叛变”行为，请求齐王派兵出击。章子假和谈的计谋属军事机密，不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许多官员不明真相，他们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心向威王报告所见情况，当属合理的行为。
社会上不乏“三人成虎”的现象，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因为传说的人多了，便使人们不能不信以为真。与此相反，齐威王对章子的认识却不为传闻所动，尽管有多位官员向他报告章子的“叛情”，但他始终认为章子不会背叛自己。他的这一认识不是源于对前线战情的了解，也不源于对章子长期的考察，而是源于他对章子自孝见忠、以诚见信的两种分析判断基础之上。
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衍生出了忠孝一体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作为一个时代的意识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参与人们对事情的理解和判断。社会一般认为，一个在家孝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的人，他在国事中必然对君忠诚。如春秋时孔丘的弟子有子就曾说过：“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见《论语？学而篇》）明确认为讲究孝悌的人很少犯上作乱。关于什么是孝，儒家宗师孔丘曾概括过很多方面，其中他曾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篇》）甚至还认为，孝就是“无违”（《论语？为政篇》）。章子的父母曾有一段怨情，当双亲去世、章子成了一家之主时，他宁可承受母亲尸葬马棚的屈辱，也不敢改变父亲生前的决定。章子并非不爱自己的母亲，也并非不具备改葬的物质条件，而是他更看重做为儿子的伦理规范，不愿做父亲没有吩咐的事情。齐威王据此认为，既然章子能自觉追求和严格信守时代的伦理规范，做一个不违背父亲意愿的孝子，那么，他也必然就是一位不背叛君主的忠臣。
从人类人格完整和谐的角度讲，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特定的人格德性总会映射到他人生的每一行为上。人生会有许多行为，他的人格德性不是分割到每一行为中，而是像“月印万川”一样完整地映射到每一行为中，人们每一行为中体现出的他本质上拥有的人格德性其实是相似齐一的，这是人格和谐的内在要求。据此，对一个人的考察，只要有把握看清他在一个重要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人格德性，那就能基本掌握他在其他事情上将会表现出来的行为动向。齐威王从章子不违背父亲意志的行为上看出了他为人诚实的品格，进而分析一个诚实之人在将军位置上应有的立场和态度，得出了章子不会叛君的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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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自孝见忠，闻叛不疑（2）
齐威王对章子自孝见忠，以诚见信，因而能闻叛不疑，信任如初。他对章子判断结论的正确性得到了事实的证明，从而表明了他对章子两种考察方法的可靠性。在两种方法中，即使忠孝一体的伦理意识超出一定时代而不复存在，齐威王以人格齐一和谐规律为前提的识人方法还会仍然适用。
颜斶：争尊王庭，乐居山乡（1）
颜斶是战国时齐国的名士。《战国策？齐四》载，齐宣王见到颜斶，对他说：“斶，前面来！”颜斶对宣王说：“王，前面来！”宣王很不高兴。宣王身边侍臣说：“王，是做君主的；斶，是做人臣的。王说让你前来，你反要让王前来，这怎么行呢？”颜斶回答说：“我颜斶向前是倾慕权势，而大王向前是礼贤下士，与其使我倾慕权势，不如使大王礼贤下士。”
宣王气得变了脸色，问：“是王高贵，还是士高贵？”颜斶回答：“士高贵，王不高贵！”宣王问：“你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吗？”颜斶回答：“有根据的！过去秦国攻齐，曾下令说：‘有敢去柳下季（即春秋鲁大夫柳展禽，谥惠。与周初伯夷并称夷惠。受后世尊崇的清高廉洁之士）坟墓五十步以内打柴的，杀无赦！’同时又下令说：‘有能得齐王之头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此看来，活着的王头，还不如死士的坟墓。”
宣王听了，默然不语，但仍不高兴。颜斶于是讲了一番尧、舜、禹、汤及周文王推举贤士的事迹，论证了“贱为贵本”的道理。宣王终于被说服了，他感叹道：“哎呀！我到今天才听到了一席君子之言。希望您能接受我为弟子。以后您颜先生与我在一起，食必太牢（指享受天子诸侯的食物待遇），出必乘车，妻子儿女都穿华贵的衣裳。”颜斶辞谢说：“玉生于山中，受琢制就会毁坏，并非它不再宝贵，然而它不是完整的璞玉了。士生于山乡鄙野，受推举则有厚禄，并非算不上尊贵，然而他的形体和精神不再和谐完整了。我希望能回到自己家中，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诚正以自娱。大王的职责是发布命令，我的职责是尽忠直言。希望能就此告归。”于是颜斶步行回到家中，他归真反璞，终身未仕。
宣王初见颜斶，充满着君王的优越感，他呼颜斶向前，后又忿然质问王和士谁更高贵的问题，俨然君王的高贵自不待言。颜斶在这位自矜自贵的君王面前毫不让步，他既要保持士人的自尊，又要让对方承认士人的高贵。为此他与对方连续进行了三个回合的论辩。第一个回合，他针锋相对地呼宣王向前，并有意把君王的向前抬举为明君必具的礼贤下士，而把自己的向前故意贬低为人所厌恶的趋炎附势，为自己拒绝宣王的传呼和使宣王服从自己的传呼同时找到了极为得体的托辞。自然，无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