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三)-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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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正式参加练军。六年后，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军在教练方面比练军强，于是抛弃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奔新军。在新军中，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壮，加上勤学苦练，颇受赏识，仅三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长。不久他与协统陆建章的内侄女结婚，得到陆建章的重用，不过几年便升为管带。1911年前后，他目睹列强入侵、清朝腐败，产生排满反清思想，遂成立武学研究会，任会长。他与武学研究会会员们经常聚会抨击清廷的腐朽无能，决心“利用现成的武力以为推翻的工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冯玉祥闻讯深受鼓舞，参加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递解回原籍，路过北京时受到陆建章的庇护，暂时赋闲在家。1912年2月29日，陆军第三镇在北京发动兵变。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扩充武力，命令陆建章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陆建章乘机重新启用冯玉祥，任命他为第2营营长，命他当即赴景县招收新兵。随后，新兵营开赴南苑着手编练，不久移驻京西三家店。在此期间，李鸣钟、张维玺、陈毓耀、韩复榘、谷良民、谷良友、许祥云等旧属纷纷投靠他门下。冯玉祥对新兵的训练除陆军正式操典外，还加设铁杠、木马等体育训练器具，以增强士兵体魄。他还特别注重新兵的质量，曾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招兵有一套标准：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18至25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高招：他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入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还影响到这些军官的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在此期间，冯玉祥除了注重军事技术，精神教育外，为爱护士兵，限制体罚，还制定了“八不打”的规定：“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吃饱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士兵要遵守纪律，告诉他们“老百姓是我辈主人翁，应加敬重，不当蛮横”，因此，冯玉祥部驻防禄米仓期间，附近老百姓“莫不欢颂”。 适值冯玉祥编练新兵之际，地处中原的河南爆发了白朗起义。白朗军沿用捻军战术，飘忽不定，于1914年3月攻克紫荆关向陕西出击。陕西陆军第1师团长王生歧率全团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猛增至两万余人。不久，起义军又打出了“中原扶汉军”和“公民讨贼军”的旗号，直逼西安，北京为之震动。袁世凯命其亲信陆建章率部前去镇压，他乘机将冯玉祥团扩充为左翼第1旅，冯玉祥任旅长，随陆建章追剿白朗军。不久，白朗军避开追剿军的主力进入甘肃。冯玉祥率部追至泾川，白朗军复由陇南折回宝鸡，欲入西安。此时陆建章已到达西安，急令冯玉祥回师，冯部昼夜兼程，三日两夜即抵西安。白朗军得知西安已有防备，转而直扑子午谷，冯玉祥派第2团团长何乃中率部与之激战，给白朗军以重创。不久，白朗军被各个击破，陆建章从此升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因“剿匪”有功，其部得以扩充为第16混成旅。1915年2月，四川督军胡景伊因所部兵变，多次向北京求援，适逢袁世凯正欲染指四川，遂命其亲信陈宦为四川督军，令其率第4混成旅入川，同时，袁世凯命冯玉祥率16混成旅移驻川北。当时四川的土匪到处流窜，陈宦到任后即下令全省清剿。冯玉祥部担任第五区——嘉陵道的清剿任务。他率军进剿，恩威并施，其剿匪成绩名列全省第一。在此期间，冯玉祥读了《贞观政要》，对国君与百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治军方面，特别重视精神教育，希望士兵能为国牺牲，他每天召集部队发表讲话，外人因而称他为“中国的克伦威尔”和“中国的杰克逊”。1915年，正当冯玉祥率部在四川剿匪时，袁世凯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复辟帝制活动。这年春天，他轮流召集各省师旅以上的将领，试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意见。12月，全国将领准备联名通电，要求变更国体，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冯玉祥拒绝在电稿上签名，除他以外，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冯玉祥拒绝在拥戴电上签名后，即召集全体官兵，申明反对帝制的道理：“我兄弟武装，以几许头颅，几许热血，争来民国。今为袁氏篡窃，殊为可恨。果共和不适用于中国，何必颠覆满清，以暴易暴究又胡取？且死难诸烈士骨血未寒而竞背之，又将何面目以见于地下耶。”讲时他声泪俱下，闻者莫不动容。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被其御用的参议院“选举”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改元洪宪。袁世凯刚刚登基，他的复辟便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蔡锷、唐继尧等将领联名发出讨袁通电，并组成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对冯玉祥多方笼络，许以头衔，但冯玉祥拒不领情。在双方大战中，冯玉祥多次派人与护国军联系，讲明自己的反袁立场，愿与护国军合作，并积极协助护国军争取袁世凯心腹陈宦倒戈。在冯玉祥等人努力下，陈宦终于在1916年5月22日通电宣布四川独立。袁世凯得悉此电后即昏迷不醒，病至不治，于6月6日死去，结束了这出“洪宪帝制”的复辟丑剧。
冯玉祥小传（2）
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后，川军扬言要赶走袁世凯派来的四川督军陈宦，企图自领川督。陈宦令冯玉祥率部应战，遭到冯玉祥拒绝，冯玉祥率部脱离陈宦，由剑阁广元向陕南进发。冯玉祥的种种抗拒行动惹怒了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遂对其进行刁难，克扣其军饷，阴谋使其自生自灭。但冯玉祥的这支部队生存能力特别，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提升了战斗力。他们抓紧进行军事训练，“改组模范连，以刘郁芬为连长，负指挥训练之责”，“添编手枪队、编手枪操典”。同时，他们还“实行骑炮联合之实弹演习”，“组织士兵俱乐部，扩充军医院，设军官子弟学校”，不断采取练兵和健全军事体制的措施。另外还建立了“大刀队”，每人配以手枪、马枪、大刀各一，在往后的战斗中大显威风。不久，冯玉祥因不满克扣军饷，曾当面揭露陆军次长傅良佐、徐树铮受贿实情，被段祺瑞解除兵权。当冯玉祥被免职的消息传到驻地，“全体官兵匍匐在地，哭声震天”，电请中央收回成命，并于1917年4月5日拆毁京津铁路一段以示抗议。陆军部疑其兵变，马上调第8师第3团进驻韩家庄防范。后来经陆建章的调解，保证冯玉祥“他日必有机回任”的条件下，全旅官兵才表示同意。临行时，众人牵着冯玉祥的衣服挽留，甚至把他的马褂撕成碎条，人持一块作为纪念，最后与冯玉祥挥泪而别。冯玉祥在天津赋闲一段时间后，北京又出现了一幕张勋复辟的短暂丑剧。1917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次官田中义一曾先后窜到徐州、南京、沈阳与张勋、冯国璋、张作霖等密谈。据张作霖透露，田中对中国政局表示“共和政体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最好还是恢复帝制，请宣统重新出来执政”。5月7日，段祺瑞对德宣战案被否决，他便唆使“督军团”通电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即以免掉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作为报复，于是皖系大将倪嗣冲通电脱离中央，并扬言率兵北上。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黎元洪万万没想到，张勋进京不是为了确保他的总统席位，而是为了铲除共和，宣布复辟帝制。6月30日，张勋便在北京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事件发生后，第16混成旅第3营营长李鸣钟等人商议对策，决定请冯玉祥回来指挥部队###张勋。冯玉祥迅速赶回军营，发出###张勋的通电，随即率队由丰台直趋右安门，派敢死队搭梯入城，打开城门，大队人马遂冲入城内，向天坛进击。张勋见败局无法挽回，便逃入荷兰使馆躲藏。黎元洪即通电辞职，仅仅只做了十二天复辟美梦的溥仪也只好撰诏退位，结束了这场复辟闹剧。冯玉祥还通电，反对起用复辟罪魁张勋督皖，并主张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电文提出了处理清室的四项建议：“一、取消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永不准再以帝号名称号召满蒙，应即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各公地府园尽归国家公共之用；四、惩办此次叛逆之诸元凶，以遏奸邪之复萌”。段祺瑞却在电文中批下“胡闹多事”四个字。 张勋复辟失败后，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首领段祺瑞共同瓜分了北京中央政权。段祺瑞虽以“再造共和”的英雄姿态重返京师，但拒不召开国会恢复约法，背地里却主张先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审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企图造出一个段氏御用国会。另外，他还积极扩充军队，妄想以武力铲除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此时，孙中山也看清了段祺瑞的险恶用心，决心用“武力护法”，扫除北洋军阀。1917年7月，孙中山率军直趋湘、赣、闽三省进行北伐，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冯玉祥奉命率部援闽，但他对孙中山非常敬仰，不满军阀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便采取消极策略，拖延时间，避免“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1918年10月，段祺瑞又命冯玉祥率部援湘。冯玉祥刚开始不予理睬，后迫不得已率部离开浦口。此时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外国侵略者又乘机企图“共管”中国。冯玉祥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于是，他放弃攻打湖南的命令，率部溯江而上，驻兵武穴不进。并于武穴连续发出两份电报，呼吁“迅速罢兵，以全和局”。段祺瑞得悉后，再次将冯玉祥免职，交曹锟查办。为了保存实力，冯玉祥假装接受曹锟调停，出任湘西镇守使，暂时成为曹锟部属，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冯玉祥的主和行动虽不能改变全局，但却牵制了北洋军的行动，使其不敢对南方护法军发动全面进攻。1918年6月22日，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出任湘西镇守使。在常德的两年时间里，他对其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在此期间，冯玉祥在外交政策的处理上主张“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苛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曾多次为中国人出面主持正义，灭了外国人的威风。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面对这场军阀混战，冯玉祥深感战争“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而个人又如“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励，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现下虽厄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迄多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