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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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为副会长，形成了对立的革命组织。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则组织共进会，后来又回国在两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对于同盟会员不能服从领袖的指挥也心存耿介，因而疏远同盟会本部事务，在海外有另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结果，中国同盟会在思想和组织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 。 想看书来
1．三颗政治明星（12）
清政府的新军建设在全国推广后，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也接受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建议和经验，把工作集中到了策动广州新军士兵上。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偶发事件，打乱了原先的步骤，仓促发动而遭到失败。广州新军士兵大多倾向革命，是同盟会中枢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力量。广州新军起义，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面临“养虎自卫”的困境，于是，派旧式防军把新军监视起来。
孙中山在美国宣传革命和筹款，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并不气馁，他提出了新的计划，并于11月13日秘密东归，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谋大举。会议认为，清王朝已经是风烛残年，摇摇欲坠，全国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起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会议决心进行充分准备，集中全党精英，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期在必胜。黄兴从留学生和华侨中选拔了一批精英分子，组成“选锋”，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广州的新旧军队响应。1911年4月27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亲率选锋在广州起义，但遭到广州旧军的围攻，孤立无援，损失惨重。黄兴多处负伤，被迫撤出战斗。
经过精心准备的“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黄兴等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对同盟会的现状深感忧虑。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计划经过长期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成立宣言指出了同盟会的缺陷：“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对中部总会的定位是：“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中部总会虽然认识到了同盟会中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孙中山则从不气馁，仍然坚持在海外作革命的宣传，为革命筹款。但是，时局的拐点在哪里？他似乎很茫然，缺乏敏感性。他不知道国内矛盾的焦点正在湖北地区集结，武昌起义的爆发，在他的意料之外，在他看来，这只是冒险精神的偶然胜利！
三雄分合
晚清政局，懦弱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凯则代表了体制内在新政中发展起来的权臣势力，而梁启超则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个社会梯次的势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从他们成长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现代意识其实还非常薄弱，更不要说中国国民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才刚刚开始。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洗牌重组的局面，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一时成了一个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扑朔迷离的一剧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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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1）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革命组织屡经变迁，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的发起人和骨干大都也是同盟会员，赞成同盟会的革命领导地位，但不直属于同盟会本部的组织发展系统。他们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就发展起革命的组织，在湖北新军中长期工作和潜伏，革命组织和力量虽然屡遭破坏，但一直在发展，成为在各省新军中组织得最长久、最深入的革命组织。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改变了允许铁路民办的政策，激起了川、鄂、湘、粤四省的保路风潮。因为各省的民办铁路，无论已成未成，集资都很广泛，牵涉的利益很广。所以，这一风潮牵涉到社会各个层面。四川各界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和平请愿的群众实行武力镇压。9月8日起，在四川同盟会员的策动下，各地爆发同志军起义，围攻成都。清廷派端方从武昌调一部新军入川镇压。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形势，已经手足无措。同盟会中枢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对国内形势不太敏感。武昌的革命党人敏锐地捕捉到了风暴的信息，决心发动起义。尽管起义计划被破坏，但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仍于10月10日晚，冒险发难，打响了第一枪。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各地迅速响应，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1月4日上海起义成功，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
武昌起义后的形势非常复杂。年轻的第一代革命者，组织能力和对局势的把握能力都很差，同盟会领导人是这样，湖北地方的革命者更是这样。这只能说是个时代特点，所以，后人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创造现代化的奇迹，他们做出了那个时代能够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三？二九”广州起义后，国内有识之士看到一批国内精英青年在起义中英勇牺牲，深感清王朝大势已去。因此，在武昌起义和各地起义的过程中，有一大批原来的立宪派人士和地方官僚也参与了革命的活动，以及地方军政的新组织。在武汉，起义过程中领导机关被破坏，威望欠缺的革命者把新军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推出来担任都督。黎对士兵尚好，有人缘，但胆小，害怕革命。武昌起义有三位元勋：孙武、蒋翊武、张振武。黎当都督后，孙武和共进会支持黎，而蒋和张则同黎合不来。在江苏方面，上海起义成功后，立宪派人士都与革命派合作，参加革命政府的组织活动。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各地督抚中首先反正，张謇随后也参加了革命方面的活动。
在战争方面，武汉和南方各省新军在起义过程中大多解体，只有少数几支部队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保持完好。辛亥革命是城市革命，但中国经济落后，还没有工人阶级的组织，新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城市游民，没有纪律，没有战斗力。
清廷接到武昌起义的报告后，手忙脚乱。满族亲贵掌握着国家军政大权，但都是些纨绔子弟，总理庆亲王奕劻更是老朽贪婪，没有应付事变的能力。10月12日，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两镇新军组成第一军前往湖北镇压，随后命冯国璋率第二军前往。但荫昌怎能指挥得动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军队？清军虽然控制了武胜关战略要地，守住了刘家庙，但就此停顿在那里，没有进展。10月14日，清廷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死到临头，仍是小肚鸡肠，只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袁世凯虽然在野，他的潜势力广播朝野。是年6月10日，张謇去北京途中，特意前往彰德拜访袁世凯，对袁的期望很大，两人广泛讨论了对时局的看法，谈得十分融洽。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雄心勃发，看到重新掌握权力的机会来了。他知道昏庸的满族亲贵是没有能力应付如此巨大的事变的，他也不愿再屈从于满族亲贵之下，权力有限的湖广总督，当然也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他接到任命后立即以足疾未愈做借口，拒绝出山。这时，各地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清廷没有办法，只好于10月27日将荫昌撤回，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前线各部。袁世凯重新掌握军权，立即奔赴湖北孝感前线，指挥作战。11月1日，冯国璋即攻占汉口。是日，奕劻辞职，袁世凯接替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就任，22日，要求停止入对奏事，也就是说，他行使行政权力时，不再需要事事得到摄政王的批准。不久，懦弱的摄政王载沣也回家不干了。袁世凯非常顺利地借用了革命党人的力量，东山再起，掌握了空前的、全面的国家权力。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2）
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势力，在革命运动迅速扩展后，采取了金融中立的政策。他们知道，中国的海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清政府和革命政府都没有进行战争所必需的财政经费，可以用控制清廷和革命军方面财政经费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治局面的发展。他们以往与袁世凯打交道已经很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交往很深，希望由袁世凯来控制住已经混乱的局面。11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示朱尔典，阐述了对华政策：“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列强在事实上是中国内部斗争的关键性的加权力量。
武汉的政治、军事局势一直很混乱，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迟至10月28日才赶到武昌，希望整理那里的局势。但是，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太迟钝了，丧失了领导的时机，黎元洪巩固了他的权力，汉口也旋即失守。11月3日，黎元洪登台拜将，授予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作战。
黄兴，生于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湖南善化人（现长沙），原名轸，号庆午，东渡日本求学时改名兴，号克强。他的字号繁多，以后者比较流行。父亲是个秀才，是个家境宽裕的乡绅人家。少年时攻读八股文，准备科举。中法战争后，受时局刺激，为了救亡图存，也开始追求新知识和学习拳术。1896年考中秀才。1898年，因学习优秀，调湖北两湖书院学习。两湖书院系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增加了许多新学知识教育。清廷的倒行逆施，使他萌发了革命思想。1902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创办《游学译编》，开始宣传革命思想。1903年回国，在长沙创建革命组织华兴会，任会长。1904年在长沙举行起义，事泄失败，流亡日本。1905年与孙中山一起组织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副手。同盟会成立后，他多次深入内地发动起义，以少击众，勇敢顽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同盟会的主要军事领袖。“三？二九”起义失败，黄兴多处负伤，情绪低落。武昌起义前，他一直在和湖北方面联络，鉴于历次失败的教训，对起义持慎重态度，却不料时局突然出现转机。因此，他迟至10月 24日才到达上海，与宋教仁会合，前往武汉。
黄兴仅带了少数干部来到武汉，无兵无将，武汉方面有战斗力的部队很少，如何指挥得好一群乌合之众？他命令部队夜袭汉口，部队竟然打起了灯笼。前线一受挫折，兵士即狂奔逃跑。他坚持了一个月之久，11月27日汉阳终于失守。黄兴败退武昌，建议进行战略转移，放弃武昌，进取南京，避实击虚。这一建议遭到心胸狭隘、地方意识强烈的武昌将士的反对，落下了彼此矛盾的祸根。他在武昌已经无能为力，只好起程回到上海。
袁世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