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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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对共产党的要求是不会响应的，不会向他们提供武器。道理很简单，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认为他自己能够镇压这一反对他的运动，尽管共产党支持他，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他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另外，卡赛姆的“政府”已被包围在国防部里，成了瓮中之鳖，与外界隔绝，自顾不暇，即使想提供武器，也为时已晚。
但共产党的领导仍抱着一线希望，发表公报，号召人民从警察手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夺取武器。
一些共产党的组织响应了号召，拿起手中的轻武器，向支持这一新生革命的部队开火。但他们的行动只不过是自杀，因为他们所标榜的捍卫共和国、民族独立与保卫卡赛姆政权绝不能混为一谈。当时，民族独立和共和国并未遭到危险，遭到危险的只是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
卡赛姆惯用两面派手法，就像木偶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他曾不止一次地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过共产党的力量。但共产党人执迷不悟，对他一直抱有幻想，其斗争的结果必定是徒劳的，最后落得个集体自杀的结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了摩苏尔、卡尔库克、巴士拉、巴格达的街头，却没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人在他们的墓地上献鲜花。
历史是无情的。由于伊拉克共产党所犯的历史性的错误，拒绝加入“进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统一战线，一意孤行，使得伊拉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1963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总书记米歇尔·阿法拉克在谈到复兴党对共产党的立场时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我们并非采取消极态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是尊重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于同阿拉伯各国共产党的共处的问题，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已多次证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理解阿拉伯民族运动，对人民群众运动往往采取敌视的立场。”“事实上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对待解放、统一、社会主义运动的立场来说，不能将其划到左的一边，而是属右的一边。”“开诚布公地说，共产党人是反对群众所要求的统一的。为阻挡阿拉伯统一的潮流，他们不惜采取野蛮的行径。我要表明的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是时刻谨防自己陷入到反对共产党的境地的，因为我们懂得这样一来，将会引起殖民主义的干涉……”
1963年，甚至连当时的政府总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也宣布：“我们不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我们只是防范在某个国家出现某种政权。”“我们作为阿拉伯的左派，为反对殖民主义而进行斗争，我们没有忘记苏联对某些阿拉伯国家事业所采取的友好立场，但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无论如何，革命已爆发，为实现其目标，正在艰难困苦中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结成了联盟，实现了社会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迅速发展经济，开始了农业革命，注意到了吸收农民参加农业革命的重要性。工人、农民、妇女工会和职业组织建立起来了。因此，革命后的几个月，在农业改革、实行工业化、计划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依靠农民、工人、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兴办了许多工农业项目。革命强调要保护劳动阶层，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
但尽管如此，革命尚未最后成功。一方面，这一新生的革命继续受到共产党人的攻击；另一方面，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第一次单独掌权，急于实施自己的思想，创造自己的经验，渐渐失去了其领导的地位，在领导内部出现了分裂、派性的因素。同时，这一新生的革命也缺乏一位“英明的舵手”、“果敢的掌权人”。
革命七个月后，即1963年11月18日晨，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向复兴党人发动政变，在伊拉克的历史上再次出现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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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遵守这个决定（上）
革命爆发后，萨达姆·侯赛因从开罗乘飞机返回巴格达。复兴党安排他到中央农民局任职，一直到1963年11月18日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发动政变时为止。
凭着他的聪慧和敏锐的历史感，萨达姆对这次革命必将走上夭折的道路确信不疑。
国家缺乏英明、果敢的掌舵人引起他的不安。当时在伊拉克召开了复兴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进行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不安。因为很明显，复兴党的领导内部已发生分裂，可悲的是这种分裂并不是围绕基本政策和思想意识发生的。尤其是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就内部的斗争作出决策，已充分表明复兴党将面临严重的灾难。尽管代表们出席了会议，但由于大会决策不利，复兴党民族领导无能，而且党内相互对立的两派在最后的选举中获得相同的票数，已完全表明革命的航船在两派势均力敌的作用下，进退维谷。
萨达姆不能沉默，尽管他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但他至少有勇气，有胆有识，敢于超脱集团和派别。因此，萨达姆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注意，纷纷询问：“这样坚持党的原则，敢于抨击闹派性、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人的人是谁？”
萨达姆在各级党代会上都发挥了这种作用，直到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选举参加了民族大会。因为党内的派性帮了他的忙，有的人陷入派性斗争，而各省的代表对党内这种无原则的斗争很不感兴趣，因而一致推选萨达姆出席民族大会。当大会在大马士革举行时，他重申了处理巴格达局势的意见，而且站出来，回击了伊拉克复兴党支部书记萨利赫·萨阿迪，他曾指责是萨达姆使得革命的航船触礁的。萨利赫·萨阿迪是一个思想幼稚的人，空有革命的理论，而缺乏实干的精神。
萨达姆站在第六届民族大会的代表面前，好像预言家一样发表讲话说：“我不认为下届大会会如期召开，伊拉克的革命将会继续下去。”一个半月后，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果然发动政变，大肆逮捕复兴党人。
政变的前四天，萨达姆与一些同事坐在农民局，其中有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塔哈·穆哈辛·舒阿兰、赛义德·侯赛因·贾布里。突然，闯进来两个人，将冲锋枪对准了他们的胸口：“举手投降。”如闪电般，萨达姆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对他们厉声喝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萨达姆同闯进来的陌生人近在咫尺，如果双方开枪，必然是两败俱伤。两个人见萨达姆手中有枪，拔腿就跑，还一边回过头来开枪。结果击中了巴格达农民协会的成员雅辛。消息传开后，官方伪造事实，说是萨达姆在向民族警卫人员开枪时击中雅辛的。
两天后，萨达姆乘F牌汽车前往底格里斯河对岸的卡尔赫区。随同前往的还有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路上，突然与民族警卫人员相遇，那些人举起冲锋枪高喊：“站住，站住”
萨达姆不得不停下来。拉蒂夫·达利米走过来，同他说话，并要其他卫队成员不要同萨达姆说话。拉蒂夫·达利米将萨达姆和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带到民族卫队的司令部，因为司令部有指示，逮捕他和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但司令部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在那里静坐了两个小时。突然，他的战友哈蒂姆·阿扎维——曾参与暗杀卡赛姆事件——身穿民族卫队衣服，握着手枪走了进来，高声喊道：“我想知道萨达姆干了什么？”没有人回答。他又说道：“我明白了，他什么事也没有做。”还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看了一眼萨达姆，说：“那好，跟我来吧。”萨达姆和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离开司令部又上路了。萨达姆从中更加确信这是一种不祥之兆，某种事情就要发生。两天后，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的枪炮对准了复兴党。
11月19日，第一坦克旅的“斋月14部队”集结在共和宫和广播电台之间的十字路口上，萨达姆的舅舅海里拉·塔勒法希哈吉的儿子阿德南·海里拉是这支部队的军官，他也是同萨达姆一起长大的同母异父兄弟，两个人在提克里特和巴格达共同生活了几年。就在政变前，他还去军营看过他，萨达姆结识了这支部队的不少军官。阿德南·海里拉对政变的事并不很清楚，他只是奉命在重要路口待命而已。萨达姆向他们解释了时局，告诉他们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发动的运动并非是如他们所佯称的纠偏运动，纠偏应由复兴党自己进行，不管党领导犯了什么错误，党应该继续自己的进程，从内部纠正自己的错误。很明显，这是反对复兴党的阴谋。军官们一听，齐声说道：“我们随时作好准备，我们只是想有一个能果断处理局势的领导。”
翌日，萨达姆会晤了化名艾比·希萨姆的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向他解释了军官们的情绪和准备保卫复兴党、打击阴谋的计划。接着又会晤了哈尔丹·塔克里蒂，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今天，他们利用你，而明天灾难就将轮到你。”萨达姆想将他同阿里夫、塔希尔·叶海亚和拉希德·穆斯拉赫分开。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哈尔丹相信了萨达姆，然后去军事情报局参加军官大会，边走边同阿里夫争论不休。哈尔丹说：“复兴党还存在，纠偏的事是复兴党自己的事。”阿里夫反驳说：“这是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复兴党已经完了。”之后，萨达姆直接指挥哈尔丹，要他同艾比·希萨姆协调，发动复兴党党员恢复党的合法性。
但事件发展得比预想的要快，第一坦克旅被调往巴士拉，他们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然而真正的革命者心中的希望是永远不会破灭的。相反，希望点燃了萨达姆心中的火焰，他在黑夜中寻找着未来之路。他主动同他所认识的复兴党党员进行联系，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再次恢复了复兴党党组织。在第七次民族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之前，伊拉克复兴党支部又有了15名同志，其中有法蒂克·萨菲、阿卜杜拉·萨鲁姆、哈蒂姆·阿扎维等。萨达姆决定偷越边界出席大会，他将再次暂时从生活中消失。在大马士革，他会见了复兴党创始人米歇尔·阿法拉格，向他汇报了伊拉克的局势以及复兴党在伊拉克发生的事。阿里·萨利赫·萨阿迪也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由于与会者观点对立，所进行的讨论毫无意义，大多数人认为大会不可能通过保存复兴党伊拉克支部的决议。为此，萨达姆建议不让任何伊拉克人出席会议。米歇尔接受了他的建议。
而后萨达姆·侯赛因再次会见米歇尔，对他说：“我将再次进入伊拉克，我将继续我的工作，我将带着必要的印刷设备进行秘密的斗争，我将尽一切努力组成临时领导核心，直到民族领导批准指挥伊拉克国内斗争的领导机构。现在我建议我不作为领导核心的成员，因为分裂主义者正在集中力量向我进攻。我不想为我萨达姆一个人使党蒙受损失，但我将永远尽一切努力接受领导的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