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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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魏敦瑞向北京科学界的朋友作最后告别，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室的告别会上，魏氏以极其复杂的情感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道：“感谢各位前辈和朋友对我来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与合作。在我来华工作的6年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现在，我就要离开各位亲密的朋友，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信不远的将来，我还会重返这个美丽的国度，同大家一起工作……”魏敦瑞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最后竟讲不下去了。他侧过身，抬起衣袖想掩饰那双发红发烫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悄然溢了出来……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显示出了卓绝的成就和洞察力。那么，魏敦瑞的研究则表明了一个德国人的精湛技艺。魏氏于1873年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家庭，1899年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1928年任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3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35年来华接替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之职。他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少有其它民族的科学家与之匹敌。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完美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德国科学的优秀特征。这批论文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的以前或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北京人”的专著相提并论。
魏敦瑞撤离北京后，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源源不断地寄去的“北京人”头骨模型。有必要提及的是，魏氏在离华前对“北京人”命运的担忧和预感，不久便成为极富悲剧色彩的丢失事实，而日后寻找这稀世珍宝的一切努力都接踵失败了。值得慰藉的是，魏敦瑞这位聪明而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在“北京人”丢失之前和之后撰写的多篇研究报告仍在人世，根据他的指令做出的“北京人”模型已抵达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这一人类至宝丢失的缺憾。
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人类都应该感谢他。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3）
魏敦瑞走后，由裴文中继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从事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此时的裴文中已不再是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时的毛头小伙了，他于1935年夏赴法国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动力地质研究室留学，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攻读，并于1937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不仅掌握了先进的西方田野考古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以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古人类的方法。凭他的声名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地应归属于他。
遗憾的是，此时的裴文中远没有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那样幸运了。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使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危难之时，能保全“北京人”化石及其它发掘之物，就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艰难的抉择
太平洋局势越来越凶险，早已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虽有兴趣但无法进行下去的科学界人士，开始无目的地成群结队游动起来。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存放的“北京人”，一时成为游荡人群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关注者中，有两个日本人幽灵似地夹在其中，瞪着狡诈、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窥探。几乎每个星期，两个幽灵都要光顾一次新生代研究室。
终于，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的注意，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这两个人的身份和来参观的动机时，想不到两人却捷足先登，找到了裴文中。
这两个人正是“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暗中到周口店窥探“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我们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尚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参观访问。伟大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更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先祖，我们为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如果我们能在您领导下的新生代研究室从事一段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将感到莫大荣耀……”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辞后，终于表示他的目的。
裴文中望着面前两个小个子日本人鬼头鬼脑的样子，一时没有吭声。他知道在这风雨欲来的动荡时刻，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决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其真正目的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刺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化石。想到此处，裴文中断然拒绝了二人的要求。
两个小鬼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但并没有放弃与“北京人”的纠葛。事实上，日本人插手“北京人”，才刚刚揭开帷幕。
当天晚上，裴文中就向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报告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研究室的情况，并指出其险恶用心。同时致信重庆的翁文灏，把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推测作了汇报。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北京人’化石必须尽快想办法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翁文灏在回信中再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让裴文中与胡顿联系，尽快拿出一个切实的方案。
“这一时期来，我也有这种预感。但究竟怎么才能防止万一呢？”面对裴文中焦虑不安的神态，胡顿问。
“很显然，化石是不能按第1种方案留在北平，看日本人的来头，即是把它藏在老鼠窟窿，他们也会找到的。”裴文中望了一眼胡顿，接着说：“我看还是向重庆和纽约方面说明情况，请他们在第2和第3种方案中选择一个。”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胡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并请裴文中具体办理。
电文发出后，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的警卫人员外，胡顿还做出规定：研究室人员轮流夜间值班，严防“北京人”被盗。许多年后，胡承志回忆说：“每天魏敦瑞用‘北京人’作研究，自己也用真品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许真品在保险柜外过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甚至连他做模型工作，也必须有一个店铺为他担保。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4）
时间一天天过去，气候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飘落，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恶化，“北京人”何去何从，也就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最后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北碚，呆呆地望上一会儿，渴盼着对方的传来的消息。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杳无音信。处于烦躁焦虑中的裴文中内心又陡然增添了一种无奈和惆怅。
这个时候身居重庆的翁文灏，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与党内党外勾心斗角的人事纠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至极。尽管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灏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为“北京人”的命运而殚精竭虑地奔波忙碌。当他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后，便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进联系，就“北京人”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多次电函联系，商讨对策。由于局势混乱，战争迫近，数月之后，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驻美大使胡适表示对此竭诚相助，力保“北京人”赴美后的安全与主权不发生变故。由于“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其去留关乎国家荣誉，翁文灏本人无权做主，必须得到最高当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介公委员长钧鉴：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虑，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为避免可能之灾难，请就迁移之去向明示为荷。
蒋介石接到电文，同样感到左右为难，一时打不定注意。“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谓镇国之宝。尝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国势命运中的重要程度，从“问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见出分量。 “北京人”的世界声誉和所具有的强大文化力量，使颇为自负的蒋介石也不敢冒然行事，草率地决定迁移去向，此事只好悬而不决。待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翁文灏再度催促此事，并表示：“北京人”危在旦夕，必须速作决定，并着手行动。否则“北京人”将不复见矣！蒋介石意识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令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自己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内中因缘。而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