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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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总部的路上，阿弗纳心想斯蒂夫和罗伯特是否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结果没有。等待他的是伊弗里姆。
“你们这些家伙都疯了吗？”当阿弗纳被带进他的办公室时，他这样说。“你们以为自己是英雄，没有你们我们就打不赢吗？我应该把你们所有人都送上军事法庭！”尽管伊弗里姆嘴上这样说，阿弗纳还是能从他的语调中听得出来，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影响。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希望你们今天就离开以色列。”伊弗里姆继续说。“回欧洲去，做完你们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需要你们回来，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除非有命令，我希望你们谁都不要再在以色列出现。我说清楚了吗？”
虽然阿弗纳觉得伊弗里姆完全有权利用这种语调跟他说话，但他声音中的某些东西还是让他觉得受了委屈。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国家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一样。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违反军事程序。违反程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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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实。但是见鬼！自己每次为了以色列连命都不顾时，每次尽职尽责做点事情时，总是会有一些加里西亚人让他有一种受挫之感，发脾气骂他，或者罚他的款，就像他到达特拉维夫的当晚那个地方法官那样。还有完没完？
有一件事阿弗纳不能做，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有这种感觉，他就保持缄默。
“我告诉你，”他对伊弗里姆说。“我不是在给你们这些家伙干活。记得吗？别命令我做什么！”
他的爆发使伊弗里姆笑了起来。“噢，在我还没有向你扔东西之前，”他说。“从这里滚出去。滚……哦，等一等。你提醒我了，我想让你把这个签了。”
阿弗纳拿起那张长长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这是什么？”他问道。
“读一下。”伊弗里姆说。“你会认字，是不是？”
阿弗纳看着那张纸，一时还不想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伊弗里姆桌上拿起一支笔，签了。也许又是一份牙科保健计划之类的东西。
在特拉维夫，阿弗纳在去机场之前去看了一下他的父母，首先是他的母亲，然后是父亲。两次感觉都非常不好。
跟往常一样，他的母亲敷衍了一两句关心的话——感谢上帝，你还好好的——之后，话题立即转向了以色列和这个世界的背信弃义，竟然允许战争发生。阿弗纳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命运跟以色列的命运比起来，母亲对后者的担忧要多得多。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和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比起来，后者对她的影响也深得多。她忧虑的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那个——她也总是不断地表达这个愿望，即再过一两年等阿弗纳的小弟弟贝尔到参军的年龄时，国家就和平了。
阿弗纳想，也许这个想法不当，母亲总是操心贝尔是否平安，似乎不在乎他也许会在战场上牺牲。无论是阿弗纳的什么事情，她似乎都不感兴趣。他也不能把自己在欧洲干的事情告诉她——她心里一定在猜测，他在“为政府做什么事情”——但她却问都没问，他有些痛心。甚至连泛泛的询问都没有，没有问过葛拉，也没问过肖莎娜，只关心贝尔和以色列。在阿弗纳看来，自从母亲把他送到集体农场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去看父亲的时候，感觉也很糟糕，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父亲变得更老了，更加多病了，更加脆弱了。而同时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那么相似——不是外表上的相似，而是他们思想和情感上的相似——阿弗纳看着他的父亲，就像看着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能看见自己二三十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不可思议的。父亲一定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一再重复：“等着吧，再过几年，你也许也会坐在这里，等他们给你打电话。他们要把你榨干。很久之前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而你还在等着。但你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明白。你别信我的话，你自己看吧。”问题是，阿弗纳开始相信他父亲的话了。
他迫不及待地到了机场，连斯蒂夫和罗伯特追上他的机会都没给，就飞回了欧洲。
11月份过去了，12月份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虽然什么也没发生，但这段时间的活动却不少。实际上，正如卡尔所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么事倍功半的。几乎每天他们都会得到关于一两个目标的新的传闻。尤其是萨拉米，总是在报告说他首先会在巴黎出现，然后会在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出现。
关于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的传闻也很多。他是惟一一个从那年1月到9月完全消失的目标。阿布·达乌德因绑架侯赛因国王的内阁成员未遂，在约旦监狱里关了七个月。他是2月13日在约旦被捕的，被捕之后在电视上首次公开承认“法塔赫”和“黑色九月”之间的关系（没有“穆萨德”的特别消息）。两天后，他跟“黑色九月”的共犯们一起被判处死刑。但是，侯赛因国王给他们减了刑。1973年9月，在赎罪日入侵西奈和戈兰高地之前不到三个星期，阿布·达乌德（跟几年来国王的军队抓获的差不多一千名敢死队员一起）从约旦监禁中释放出来。自那时开始，如果线人的消息可靠的话，他在欧洲国家的每个首都都出现过。
没有得到萨拉米的准确线索，突击队员们开始不安了。阿弗纳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仍然好好的，行动仍然迅速高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有些力不从心了。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已经一年有余，也付出了应付的代价。阿弗纳跟自己的部队一起战斗是个安慰，这也正是阿弗纳一直希望的。但是现在，胸口上的紧张感又回来了。
比以前更加紧张。
至于其他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阿弗纳都不怀疑他们的压力。汉斯花在古董家具生意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斯蒂夫有一次说得相当尖刻，这也许是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留在法兰克福的主要原因。他甚至开始获利了。罗伯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精心制作一个玩具。几个星期以来，他只要一有空，就把时间花在这个玩具上。阿弗纳曾看过一眼，好像全部是用牙签做的一个弗雷斯大转轮。
在这些人当中，卡尔看起来是最为怪异的。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只是坐在床上看书，嘴里叼着空烟斗。他习惯这样。但是近来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有一次他转向阿弗纳，说：
“你相信灵魂轮回吗？”
“什么？”阿弗纳诧异地回答道。
卡尔没有重复这个问题。他摇了摇头，又埋头读书。阿弗纳之所以记得这一次，主要是因为正好轮到卡尔做晚饭了——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这是一件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的损伤性事件。虽然卡尔多才多艺，但烹饪术并不在他的才艺之列。由于阿弗纳扮演着“顽童母亲”的角色，总是操心每个人吃饱没有，吃的东西是不是卫生，所以常常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地替别人做饭。但是突击队中的这位哲学家不让他做。“轮到我了，就该我做。”他说。“我的砂锅炖鸡肉不好吃吗？”
这位全神贯注于灵魂轮回的卡尔这次出了问题。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连炉子都没有打开，就把砂锅炖鸡肉端上了桌。
1974年1月7日，突击队终于得到可靠情报。情报来自“爸爸”，是关于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的。据说，他们两个人要在靠近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甘斯见面。在一座天主教堂里。
“他妈的，”卡尔看着地图说。“一个小镇，只有阿尔卑斯山上的三条山路，又是冬天。利勒哈默尔的一幕又要重演了，可能更糟。”
“不一定，”阿弗纳说。“由于这是一座边境小镇，所以突袭之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会进入列支敦士登，然后直接进入奥地利。他们在菲尔德可能还有一个接待委员会。但是我们可以开车回到苏黎世。而且，我们可以在车上放些滑雪橇，直接滑到圣莫里兹，或者达沃斯。达沃斯更近。和那些滑雪的人混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在达沃斯给五个德国商人订了房间。”
“还是只有三条路。”卡尔摇着头回答道。
事实上，还没有三条路。第二天，阿弗纳和卡尔开着车在萨甘斯转了一圈——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仍然记得利勒哈默尔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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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那么多人同时出现在那座瑞士小镇上——路易斯又送来了情报。稍微有点变化。两个恐怖头子将在瑞士小镇旁的一座教堂里见面，但不是萨甘斯。他们将在阿尔卑斯山瓦伦湖另一边的一座小镇附近见面，与萨甘斯比起来，这里离苏黎世近几英里。从人口上来说，这座小镇要比萨甘斯稍大一点，但更为偏僻。这座小镇名叫格拉如斯，只有一条高速公路——A17号高速公路——从这里经过。向北，通向苏黎世，向南，向西，经过阿尔特多夫，绕过雄伟的琉森湖，到达卢塞恩市。
格拉如斯位于瑞士中部，北纬四十七度，东经九度。这里既有落叶阔叶树，也有针叶常绿树。年降水量四十至六十英寸。这就意味着1月份多雪。
据说萨拉米和达乌德1月12号星期六要在教堂里见面。11号星期五那天，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开着两部车，侦察了这座小镇。罗伯特和卡尔留在苏黎世的安全屋里。
偏巧这个时候，罗伯特病倒了，腹泻不止，无论吃什么东西在肚子里都留不住。他病得很厉害。如果到星期六还没有好转的话，阿弗纳就考虑让他留下来。不过，罗伯特不同意。最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以前都是斯蒂夫开车，这次由罗伯特来开逃离现场的车子。斯蒂夫和汉斯跟阿弗纳一起实施袭击。这种安排并不理想，斯蒂夫的车开得比罗伯特好，而且这个地方的路特别凶险。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似乎是惟一的选择。
星期五那天，天气虽晴朗，却非常寒冷。教堂位于小镇的边缘，正门前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有一个小喷泉。教堂后面是一块墓地。从广场上只走几步就到了那扇宽大的双层门前，在一扇门翼上有一个小门。这个小门跟大门不一样，好像从来都不锁。在教堂里面，狭长的中殿一直通向圣坛。阿弗纳对教堂——包括对犹太教会堂——无论它是作为一个建筑物，还是作为一个敬神的地方，都一无所知。这是他第一次涉足一座教堂。从彩色玻璃画窗上折射进来的光亮使他很好奇。
入口的右边有一扇门，进门经过中殿之后，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好像是个综合图书馆和接待场所。房间中间有一张大木桌，木桌上全是书籍和宗教宣传小册子。墙边排列着更多的书籍。在后面的那面墙上有一扇门。门里面是一个楼梯。向上，通向楼座和管风琴所在的地方，向下，通向教堂地下室的各个房间。
汉斯认为，这里是他们惟一可以见面的地方。教堂后面的圣器收藏室不适合见面，牧师们的住宅似乎也不与主楼相连，只是一些小屋。神父们不是住在附近的房子里，就是住在地下室的房间里。由于这个原因，汉斯认为去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