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2期-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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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和夏蒂拉大惨案。　
　　难民营里，又见一片断壁残垣，完全毁了的窗户，如摘去眼球的眼窝。窗帘一角尚牵扯着，偶尔因风招扬，是游丝般细弱的线索，证明着两次毁灭之间，重建家园的努力真发生过，虽然一切重归于零。①　
　　屡兴屡毁，巴人永在悲剧循环之中。　
　　时至今日，我到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一带，所见仍让人心酸：格外的逼仄嘈杂，事事物物破烂不堪……这是在法国风情的贝鲁特城中吗？一辆似乎由废弃场直接开来的汽车碾上了小贩地摊的一角，双方怒极争执起来。失去了家园的人民，度日艰难如涸辙之鲋！　
　　有个名词叫“Jaffa”。查英汉词典：“雅法：以色列港口城市，特拉维夫的一部分。”还有：“雅法橙，又称以色列橙。原产于以色列雅法的一种椭圆形厚皮橙。”可是雅法来的巴人说，我们祖先种橘有千年的历史。他们把我们驱逐出来；我们失去家园和橘树，成了难民。　
　　当年冷血屠杀的纳粹军官，和温驯向死的牺牲者，若地下有知，恐怕都难以置信，后来要为他们之间恩怨付出可怕代价的，竟是一个当时正在为自己的橘树培土施肥的民族。颠沛流离千年的民族重获家园，本是件美事，可代价竟是逼迫另一个民族走上寻找家园的无尽之路，教人不由得长叹：怎么竟成这样！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充满意外，以简化的逻辑按图索骥者必定失望。这一现象我称之为历史的“扭度”。　
　　词典再厚重严谨，也只是一册关于语言和词汇的工具书，无须也无法承载沉重的历史。历史被改写着，消失着，消失了——比人们能够想象的更为迅速。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的历史又在以独特的　
　　　
　　①　见Ang　Swee　Chai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新加坡，时代国际出版社1989年版。方式再创造着：　
　　流亡的巴人知识分子将家园记忆写成一册册书，像北宋遗老著《东京梦华录》一样心怀故国之思丧家之痛。巴勒斯坦原本没有立国，巴人原本没有那么强烈的民族意识，失落家园反而促成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形成增强，这是历史扭度的又一种体现。口述的历史也在发展。母亲给孩子讲家园的故事。在灰暗现实反衬下，祖先的家园愈来愈轩昂辉煌，祖先的橘树每一棵都果实累累飘散芬芳。难民营中生养长大没有未来的孩子，心怀对不曾涉足的家园之爱，在认定是仇敌的人丛中引爆了捆绑身上的炸药。这样血腥的后果，讲故事的母亲始料所未及，她只能以手蒙面，默默流泪。这又是历史扭度的一种体现。　
　　以巴问题的解决需要一批伟大的政治家，胸襟宽广能包容宗教种族之异，眼光睿远能透视历史权衡现实，超越你死我活的境界，达成共存双赢的妥协。这样的政治领袖在哪里？　
　　巴勒斯坦的苦难是人类苦难之一叶。人类的苦难无穷无尽，受难中的母亲因此有永恒的象征意义——　
　　颀长的身形，裹在黑袍里；　
　　怀抱婴儿，辗转车流中；　
　　忧郁的眼神，叩问未来。　
　　午夜梦回时，母亲的形象显现眼前。假如我是雕塑家，我将以巨石雕她，以青铜铸她。这是另一种的纪念碑。假日酒店的空壳纪念着一场结束了的战争；这位母亲的形象，纪念的是无可终结的人类苦难。　
　　　
　　6　黎凡特精神　
　　　
　　这是世上最美好的词语之一。　
　　Levant；派生自拉丁文的levare，或法文的lever；“黎凡特”为其音译。当年由法国意大利人的视角，越过地中海东望，那片托出了冉冉朝阳的土地，从希腊到埃及，包括黎巴嫩，便得了“黎凡特”的美称，直译是“日升之方向”，意译为“地中海东岸诸国”。　
　　这一带人民自古长于经商，形成了许多繁华城市。商业和贸易，意味着一地的人与物散往八方去，而八方之人与物聚拢一地来。商贸大城必定是各色人等汇聚之地，只有互相容忍宗教文化习俗的不同，才能互通有无，交易致富。阿拉伯世界本不乏各部落村落宗派之间相处共存的智慧，人们谈论黎凡特精神，所指正是地中海东岸由阿拉伯古老智慧与商业文化结合所能产生的宝贵成果：容忍和共存。　
　　某种程度上，黎凡特精神让我联想到居住数年的新加坡：普罗至小贩中心，高贵至超五星级酒店，牛车水、乌节路、马来村、小印度，处处可见肤色缤纷的人们。不同种族各有自己语言，种族之间以新加坡英语沟通。惯于听讲美语英语的人们，觉得这语言呕哑嘲哳难为听。但造访贝鲁特使我懂得，应该为它喝彩。它因多种族共存交流的需要而形成，本身的构成就体现着多种族文化元素。看惯新加坡的城市风情后再看中国城市，即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也似乎还少了些趣味。琢磨起来，是人种较为单一，少了丰富之美吧？　
　　然而新加坡有万不能及战前贝鲁特之处：它思想文化氛围的自由宽容。当年载蚕丝去法国的蒸汽船，航程是双向的，返回贝鲁特时载来了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和教育家，西方的社会理念和哲学。贝鲁特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一次大战后民族主义高涨，窒息了地中海东岸诸城的黎凡特精神，惟贝鲁特幸存。它思想文化的自由宽容程度，阿拉伯世界绝无仅有。在本国遭迫害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来到贝鲁特，都能自由地创作和发表。流亡者赞美贝鲁特好比华厦千门万户，客人们自由出入。贝鲁特成为阿拉伯文化中心，这是黎凡特精神在思想文化上的体现。　
　　让我重拾弗来德曼的话，“多少年来贝鲁特曾经代表着——也许名不副实——……一种几乎是高贵的东西：那就是共存的理念和宽容的精神”。①　
　　　
　　①　选自托玛斯·弗来德曼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原文为…for　years　Beirut　represented—maybe　dishonestly—　something　quite，different，something　almost　gentle：the　idea　of　coexistence　and　the　espirit　of　tolerance…”　
　　为什么弗来德曼插入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片语“也许名不副实”，使语气飘忽不定？也许因为黎凡特精神赖以生存的那个多种族多宗教社会，本身就极难把握，需要极灵活精致的手段来管理？稍有差池，宽容共存的前提立时可转化为仇恨冲突的缘由，而所谓黎凡特精神，难免沦为掩饰冷峻真相的薄薄一层花纸。　
　　贝鲁特和俾布罗斯两城之间有著名狗河，溯流而上为两处源泉：奶泉和蜜泉。《圣经》里形容土地肥美，屡屡说“那地淌奶和蜜”。不知泉名和《圣经》文孰前孰后？狗河人海处形势险峻，古来兵家必争，峡壁上密密麻麻，尽铭刻着东来西去征服者们的战功。历史亡的强权，从古埃及新巴比伦到二十世纪初的英法帝国，几乎都曾君临过这片土地。如此斑斓历史造成黎巴嫩教派林立，其中如穆斯林德鲁兹派和基督教马龙派，几乎只此一家；各派背后有不同外国或阿拉伯势力的撑腰。如此局面，历史学家卡玛尔·萨里比（Kamal　Salibi）比作一栋住宅里含许多套住房。黎巴嫩建国时，人口中基督徒略多于穆斯林，按此分配权力的结果，是总统和军队总司令由基督徒担任，总理和议会议长由穆斯林担任，达成一个精致而脆弱的平衡。　
　　这一平衡的致命伤，在于它肤浅静态，勉强维持了黎巴嫩三十年暗流汹涌的和平。地缘政治的因素太有力：黎巴嫩与伊斯兰国家山水相连，三十年来周边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持续迁入，权力平衡的基础很快流失①。迅速壮大的穆斯林要求更多权力和机会，马龙派断然拒绝。危机在僵持中加深，巴解武装的到来，是导致平衡终于破局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六年混战，煽起了所有宗派间的嫌隙，宿仇一一检出新恨累累添上，翻手为友覆手成敌，为友不能持久，为敌必欲置死地。黎凡特精神备受摧残，真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内战结束十多年，许多伤口愈合了，遍体鳞伤的黎凡特精神是否能归来？英国历史学家艾略克·霍伯斯邦（Eric　Hobsbawm）为二十世纪写史，称它为“极端时代”。若要防止二卜一世纪沦为“恐怖时代”，我们需要黎凡特精神。　
　　酒店接待员重新以流畅的法语英浯询问客人：“您要哪边的房间，临街还是面海？”贝鲁特街头，身着T恤衫牛仔裤的少女和发辫裹以头巾的少女笑语并行；清真寺望塔与教堂钟楼相依为邻，回肠荡气的穆斯林宣礼之后，基督教堂晚祷的钟声轰鸣不已，让远来的旅人听着有莫名的感动。贝鲁特北边的哈里沙，高高山冈上有一座松柏簇拥的“黎巴嫩处女”像，是一处基督教圣地，也是观景的绝好去处。穆斯林和基督徒家庭纷纷前来，瞻仰圣处女像，俯瞰繁华之城贝鲁特。贝鲁特人说，战争很愚蠢，我们学乖了。人们相见不问信仰教派，大家只想好好过日子。　
　　黎凡特精神真的归来了？　
　　街上驶着泊着的车，破旧蒙尘，细看都是名牌：奔驰、宝马、富豪……“我过去很有钱！”出租车司机的沉痛语，是贝鲁特城对昔日辉煌的集体缅怀。　
　　战前，贝鲁特市中心，密密布在利雅德广场周围有数千个店铺，逊尼派马龙派阿曼尼亚人德鲁兹什叶派东正教的店东们比邻经营，市面红火。如今旧景不再，惟见众多堂皇的新建筑拔地而起，各种奢侈品商店络绎开张，包括一家门前立着仿制秦俑、装潢考究的中菜馆。文化宽容氛围已遭毒化，金融中心地位亦难重拾，但好山好水仍在，贝鲁特似乎坚信，它至少能再度成为旅游中心。更多的五星级酒店造起来了，一座比一座豪华。　
　　夜色渐浓，我在星形广场上——不知为何，我在贝鲁特的游历，每次总是归结到这里。环顾四周，寥落几个金发游客，大多是本地家庭，推着婴儿车散步，或合家出来用餐。不过贝鲁特人亢奋地说，七月近了，沙特人要来了！沙特人身着白色阿拉伯长袍，王公般气派十足。女眷们黑袍黑巾裹个严实，照样仪态万方。沙特人把女眷安置在酒店或豪华购物街，自己去挟美人豪赌痛饮酒，他们钱包鼓鼓，塞满了石油美元。　
　　贝鲁特人又要富起来了。黎凡特精神是否将重返贝鲁特？　
　　　
　　①　黎巴嫩在1932年统计的穆斯林／基督教徒之比为　5／6；2004年为7／3，消长趋势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