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2期-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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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木老师以前当老师时，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的。现在他得了风瘫病，整日困在床榻上，养成了每天晚上都看电视的习惯，所以时间变成是一夜一夜过了。我的时间一向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去镇上进一回货。镇子不远，七八里路，只是没有公路，像我这样的就很不方便。村里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么走？我每次都是坐对门老三的独轮车去的，去一个来回给一个工钱。以前，一个工钱才几毛钱，慢慢涨了，涨到几块，十几块。去年开始，老三出不了车了，他比我还大三岁，快八十的人了，老了，手上脚上都不大有把车的力气，只有喊他儿子送我。他儿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说要涨五块，我好说歹说总算降了两块。可我还是觉得多，二十三块哪！我一个月能挣几个二十三块？都看见的，这些年，镇上村里，大店小店，开了一爿又一爿，谁还来我这买东西？来人已少得可怜，而工钱又一年年涨。所以，阿木老师讲得对，这些年，大伙的日子都是越来越好过了，只有我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不好过也得过，一个个月地过，一个个月地去镇上，把货弄回来，挣工钱和饭钱。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是在一次次往返镇上的独轮车上翻转过去的。每次，坐上独轮车，我就想起，又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开始了。也只有在这时节，我才觉得时间在往前走，像独轮车的轮子一样的走，吃力地走，吃力得吱吱叫。
怪得很，只要坐上独轮车，听着轮子吱吱的响，吱吱地走，我就会想起她。我不知晓她的名字，一直在心里喊她叫闺女。其实什么闺女嘛，只是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时间久了，想多了，连长相也想不起来了。人的脑筋是很怪的，不想了要想不起，想多了也要想不起。我不知晓我为什么会老是这样想她，可就是想，经常想，一坐上独轮车就想，有时到镇上还找人打听她，好像她真成了我亲人似的。想来想去，最后都变成一个盼字，盼她来看看我。我相信，只要她男人翻了身，她是一定会看我的。但是，时间一个个月地翻过去，独轮车的轮胎换了一只又一只，如今连架车的人都老了，换了，她还是没来看我。阿木老师说，这一定是她男人没翻身呢。我想也是。我不知晓她男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连那么大的首长都救不了他。阿木老师又说，她可能根本就没见到首长，甚至恐怕连火车都没上，就给抓回去了。我想，要真这样，她的下场一定会很惨，少说要坐牢，多说要枪毙，再多说可能连亲眷朋友都要坐牢、枪毙。
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经常这样的胡乱想着她，越想越觉得这女人命苦，怪可怜的，从天上不知怎么一来掉到了地下，还掉进了窟窿里。我虽然是个孤老头子，无亲无故，但这不是说我心里就无情无义，没有记挂。可能正因为无亲无故吧，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忘不了她，老是把她当亲人一样想着念着。说实话，她没专门送我啥东西，但还是给我留了一件东西。是一块真丝手绢，乳白色的，上面还绣了一个红太阳和两株绿色的兰草，绣的手艺很平常，可能是她自己绣的吧。我是在她走后理床铺时发现的，当时拿在手上还潮乎乎的，可想她夜里一定哭过。本来，这手绢对我是没啥用途的，但想这是她留给我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有时候想她时就拿出来看看，看了，就像见了人似的，要安心一些。我想，如果阿木老师不得风瘫病，我可能就会这么惦记她一辈子，也算是我在人世有个牵挂吧。
但是，前年夏天，阿木老师在竹榻上睡了个中午觉，起来时一下子像条鱼似的滚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这就是风瘫病，死不了，也动不了，活着比死还难受。我说过，我的小店跟阿木老师的家是门对着门的，以前阿木老师还在山上管林木时，经常来我小店坐，关系就这样好了，后来也没不好过。得了风瘫病后，他经常在窗洞里喊我过去他家坐，可我是要看店的，怎么能出门？所以，只要他一喊，我就索性把他弄到我店里来坐，到晚上才弄回去。去年春节，他小儿子从上海打工回来，扛回家一台电视机，旧的，说是老板当工钱抵给他的，他又把它当养老钱抵给了两位老人。从那以后，我和阿木老师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白天他在我这听收音机，晚上我去他房间看电视，一天只有睡觉时才分开。我们这里，白天是看不了电视的，开开机器，上面只刷刷地冒雪花，不冒图像。如果白天也有图像，我就不必要天天把他伺弄过来了，因为我和收音机哪有电视机陪他好。
啊，电视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守着它，时间比鬼还溜得快，连个影子都瞅不见。说来简直神奇，有天晚上，我居然从电视上看到一棵有两个人抱都抱不住的水沟树，长在黄河滩地上，背后是一间用石头砌的抽水机房，我怎么看都觉得它像我家乡那棵救过我命的老水沟树。阿木老师说，如果我能确定这就是救过我命的那棵树，那我应该是河南兰考人，就是焦裕禄那个县上的人。当然，我不能完全确定，毕竟树不是人，可以眼睛鼻子嘴巴地说出名堂来。但我还是有六七成的确定，一个是它长的样子，二个是它长的地方，都跟我家乡那棵树太像了。总之，我基本上是认定它了，认定它了等于认定了我是哪里人。河南兰考人。焦裕禄的同乡。是的，我是河南兰考人，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想不到，电视机有这么神，还能把我这么老大个谜团都解开了。更叫我想不到的是，那天……啊，简直跟做梦一样的，有一天，我居然从电视机上看到了她——我闺女呢！
啊，这个电视机啊，简直是存心要把我所有的谜团都解开，竟然把她的下落也给我折腾出来了。啊，我万万想不到，她还活着，而且看上去活得上好的，用的办公桌比我的床铺还大，出门坐的是亮光的小汽车。阿木老师是识得字的，说这女人现今是一个什么军工厂的领导。党委书记。董事长。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电视上是在表扬她，说她把生意做到日本美国去了。赚的钱多得数不清呢。啊，这人是她吗？她没这么胖，这么白，说话也没这精神气。啊啊，这人不是她吗？就是她！她就是再胖一点，白一点，说话气再精神一点，我也识得，认得，就是她。人不是树，不能完全确定，我完全确定得了，她就是她，错不了的。那天晚上，我没看完电视就走掉了，阿木老师问我怎么了，我说人不舒服。我确实不舒服，从阿木老师屋里出来，脚上一丝力气都没有，走路像走在水里一样，非常费力，几步路走得我冒汗，进门时还叫门槛绊了一跌，硬生生来一个劈叉，痛得我叫。
屋子里黑作一团，心里面也疼得发黑。我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稀里糊涂地在房间里瞎转着，直到连着碰翻了两张凳子，才想起我还没开灯。我开开灯看，奇怪了，我手上居然已经捏着那块手绢，也不知是怎么拿到手的，它本来是藏在我箱子里的。再看看手绢，就更奇怪了，以前绣的太阳明明是鲜鲜红的，现在怎么成黑的，兰草本来是绿的，活的，现在成乌的，死的。我以为是灯光的原因，凑到灯下看，还是这样，太阳是黑的，兰草是乌的。我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我眼睛里有泪水的缘故吧。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你哭什么，你没必要这样……可我还是这样，鼻子发酸，眼睛发烫，眼睛里的东西都变了形，染了色。可能这才是真实的，我想。可能吧，我不知晓，我一个孤老头子，一个残废人，能知晓什么，知晓了又有什么用？我只知晓，我要活下去，必须把这爿店开好，但现在着实是越来越开不好了，所以我也活得越来越难苦了。不过，我想，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觉得生活的难苦，那些幸福人的生活又怎么能感到幸福呢？这样想着，我心里要感到好受一些。现在，我并不感到太难受，只是看进来的货老是脱不了手，心里头发慌。我想，如果每一个月都能把进的货顺顺当当卖掉，我觉得我就是个幸福的人。
无岸之河
葛 亮
一
李重庆是叫李重庆，他不是个四川人。对于这一点，他已经懒得解释了。他生下来那天，恰好是他爷爷的六十大寿。祖孙俩的生日可以一锅烩，大伯说完，就给他起了个这样的名字。
他觉得，从起名字开始，这个世界对待他就欠严肃。
李重庆三十岁上认识了叶添添。他说他不喜欢她这个名字，无论从音韵还是意境，都好像个交际花。
叶添添就好脾气地一笑。那时候她真是个好姑娘，人好，生得也是有前有后，有头有脸。
李重庆收拾了一下，拎起叶添添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去看他的博士导师。
去看导师要穿过整个大学教学区。导师住在医学院特护区的专家病房里，五年了。五年前导师中了一次风，后来大病小病接踵而至。开始他自己倒不在意，校方却慌了神，把他关在专家病房里不给出来了。
老先生何曾耐过这样的寂寞，对学校领导抱怨说这样的生活要淡出个鸟来，老头不怕文山会海，就怕整天关着门听不见人说话。校方有自己的道理，说：“您老对自己不仔细。我们却不敢拿您的身体开玩笑。我们要对您负责，要对学校的声望负责。”这个帽子一戴，唬得老先生不言语了。
大学尽了人事，老先生自己却知了天命，在特级护理下一天天地垮了下来。就是近两年，竟然已经下了五次病危通知。李重庆推开门，看见师母倚着床在看《参考消息》，导师躺在床上打点滴，刚刚做过透析，还没缓过劲儿来。看见李重庆，眼睛转了一转，眉头舒展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师母接过他手里的东西，叹了口气，说人都快要去了，还买这些给谁吃。他们买，是他们形式主义，你还凑什么热闹，说着说着，就摘下老花镜来擦眼角。
导师是“国宝”兼“校宝”级的人物，李重庆就想这被人供起来的滋味也太难受。老先生前些年还可以在中国振臂一呼。这就是学术地位，大学看重的也就是这个，就好比季羡林在北大，吴宓在清华。岁数不饶人，成果是出不了什么了。可只要他们在一天，就还是学校的血肉。他们一倒下去，这些大学的名牌就好像硬汉子脱了水，没有底气了。
师母给李重庆削着谁送来的苹果，边和他聊些闲话，导师却是开不了口的。李重庆有些伤心，想前些年来看他，老头还发发少年狂，大声问他，绳子带来了没，绳子带来了没。李重庆就笑他老顽童，因为他说与其牺牲在高压氧舱里，不如一根绳子一了百了算了。师母就呵斥他，说“文革”都挺过来了，现在说这种丧气话。李重庆跟着说就是就是。他虽是导师的学生，岁数却隔了辈，彼此言语上就有些爷孙间的放肆和不拘。还有一层，李重庆是老先生的关门弟子，这确实是他时时引以为豪又令旁人刮目相看的事情。当年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