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补偿-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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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看来知道的比你预想的要多。”
“对。”卡伦犹豫片刻以后问道，“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梅格仰身望着天花板，然后说道：“你不会喜欢这个主意，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是——我认为你应该协商解决。”
“你也这样看，为什么？”
“因为这对你来说是上策。我得告诉你，我并不同意克罗姆参与了某种阴谋活动的看法。我觉得你只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里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可弗拉纳根——你怎么解释他是怎样知道克罗姆公司的？”
“我同意朱利安的看法——你可能不经意地提到过，或者别的什么人给他讲过。胡乱猜测这是谋杀或阴谋之类的东西对你的健康不利。你不觉得你说的非常荒唐吗？这个案子搅乱了你的生活。人生苦短，尽快把这讨厌的案子了结了吧。”
卡伦站起来。“我不能，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就是不能。”她突然感到异常疲倦。“我还是回家去躺着吧。谢谢你，梅格。”
她驾车回到了公寓。等停放好汽车，上电梯时，她已经忘记了案子的事情，心里想的是如何与朱利安言归于好。
卡伦关好房门，挂上外套，以为会在起居室里见到朱利安。他不在那里，于是她走进卧室。
大衣橱的门开着，抽屉一个个被拉在外面，里边全是空的。床上摆着一只装了一半的箱子。朱利安转身面对着她，手里拿着内裤和袜子。“我要走了。”他宣布说。
卡伦有一种奇怪的梦幻感，在梳妆台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我不明白。”
朱利安仔细地摆放好内裤和袜子，然后回答说：“我不愿意和你一起去折腾。案子了结以后——不论以什么方式都行——我们或许能再试一试。在找到公寓之前，我住在杰克那里。明天我来拿剩下的东西。”他说罢伸手去取叠放在箱子旁边的衬衣。
“你这样干是因为官司的事情？你离开是因为我不愿意协商解决？是吗？”
“不！”他一把将衬衣扔在床上。“那只是表面现象。”他长叹一声。“听着，我不愿再重复了。我们看事情的方法不同。你要事业，我也要事业，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行。”
她知道下面的内容，于是激动地说：“我告诉过你，我要生孩子——总有一天会要的！可现在肯定不行，在完成实习之前，在没有结束案子之前肯定不行！”
“完成实习以后，你又要往后推迟，要等你取得专业证书，要等你开业行医，要等你立稳脚跟。到那时，又会出现新的借口，没完没了的借口。我不会相信你的话了。我总算明白了——”他拍着自己的胸口说，“你从心眼里不希望要孩子。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觉得你会转变的，可你太固执了。案子的事情说明了这一点。你是一个死不回头的臭娘们，卡伦，我可不愿意再等了，我要孩子。”
“也许我是要孩子，也许只是不愿意和你生孩子！”她不假思索地回敬道，这想法像气泡一样直接冒了出来。
朱利安往后退了一步，舔了舔嘴唇，低声说：“这样看来，我的决定是对的。”
她想伸出手来，收回自己刚才的话，然而已经太晚了。太晚了。“朱利安——”她只说了三个字。
他拉上箱子的拉链，没管散落在床上的东西，满脸都是痛苦的表情。
他一言不发地走了，卡伦没有去拦他。
第三部 原告举证期
不能兼听的法官，即使秉公执法，也难以作出公正的裁决。
——〔罗马〕塞尼加
16
1995年8月。
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大楼和别的建筑没有什么两样，其内部是现代写字楼的格局，宽大冰凉的混凝土空间内点缀着浇水过多的植物。
第41号审判室是一个使幽闭恐怖症患者望而生畏的房间：位于大楼的内部，四周没有窗户，墙面上可见混凝土板的沟槽，地面铺着工业用地毯，硕大的橡木制法官席雄踞于房间的前半部。
卡伦坐在法官席下方的一张半圆形桌子后面，正对着陪审团席。另一张半圆形桌子是给原告准备的，两张桌子之间是一个小讲台。坐在她旁边的是以医院代表身份出庭的亨利·安托万。弗拉纳根坐在桌子靠近小讲台的一端，面前摆放着若干卷宗袋。在他和卡伦之间的是弗拉纳根的助手比尔·伊顿，他的作用显然是防止卡伦过多地向弗拉纳根提问。
原告席上，罗思坐在他的助手与克兰德尔夫人之问。卡伦尽量避开克兰德尔夫人的目光，可是却无法不注意罗思。她的一生中对人从来没有这样厌恶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下手势都像是对她的直接侮辱。
法庭的听众席和记者席上都坐满了人。卡伦的目光扫过记者席，发现梅格·赖因霍尔特坐在听众席上。两人的目光相遇，卡伦的心里顿时一热，朋友的支持使她十分感激。
在医院工作的其他几位朋友也提出要来，然而卡伦觉得他们那样做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主观愿望，于是礼貌地谢绝了。她母亲也主动提出前来助阵，但是卡伦使她相信那样做没有必要。使卡伦略感奇怪的是并没有花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她。
她得不时地提醒自己：这是真正的法庭审判，她本人就是被告。人们看她的眼光好像在说他们知道她做错了什么事情。时间已是9点30分了，大家等待着法官就座开庭。
伊迪斯·莫顿法官踱进法庭时，在场的人全体起立。她看上去将近50岁，瘦窄的脸颊略带灰黄，稀疏的灰发挽成一个圆髻。如许多在最高法院供职的法官一样，她也曾经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过律师。照弗拉纳根的说法，她是一位“原告法官”，审案时往往青睐原告。
首先，开始对陪审团备选成员进行voirdire。经过弗拉纳根的讲解，卡伦昨天才知道voirdire是一个法文术语，表示法律意义上的资格审查。不同的法庭和法官进行这一程序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一名法庭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本案陪审团的备选人员鱼贯而入，大约有40位。卡伦注意到的第一点是，他们几乎清一色是黑人或者拉美人。他们有的好奇地观望着诉讼当事人，但是许多人眼里都流露出疲惫而厌倦的神色。
法庭工作人员分别递给弗拉纳根和罗思一份电脑打印名单。弗拉纳根把他的那份放在自己和伊顿之间，两人开始用笔作出标记。卡伦看见上面包括陪审团备选成员的姓名、年龄、地址以及职业。
伊顿低声对她说：“我们在设法弄清哪些人是最佳选择，哪些人可能的话应该被清除出去。”
“单凭一份名单，你们怎么知道呢？”
伊顿笑了。“非常简单。他们的住址和职业可以大致说明其经济状况。我们肯定不想要低收入的人，他们会同情原告而不会向着我们。当然，在这里是不可能完全避开他们的。”
卡伦饶有兴趣地问：“从这名单你们还能知道些什么？”
“如果是白人，我们通常还可以从名单上了解到他们的种族背景。”
“那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同情原告的陪审员往往是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同情被告的是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俄国人。而且职业也有关系。如果这里面有会计师，罗思肯定会把他们弄出去，因为精于计算的人往往对索赔的一方不利。而我们不愿意陪审团里有干体力活的。当然，”他轻蔑地吸了一下鼻子继续说，“从华盛顿特区弄来的人中我们的选择余地不大。”他指著名单，“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工作的。”
这时，莫顿法官用尖细的声音向陪审团备选成员讲解了审判的情况——可能需要的时间以及其他一些事项。接着，她问他们是否通过报纸或者电视听说过这个案子。有几位举起手来，其中包括三名白人。
两名白人声明他们已经事先知道了一些情况，因此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于是莫顿免去了他们的资格。
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以后，莫顿向罗思点了一下头。“原告律师，你可以开始审查了。”
罗思站起来，走到观众席的木栏杆前面，用洪亮而清晰的声音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助手和克兰德尔夫人。使卡伦感到惊讶的是，他接着把克兰德尔的三个孩子也领了进来。三个孩子模样可爱，两个男孩有10到12岁，一个女孩只有9岁，他们神情严肃得使人觉得滑稽。
伊顿低声说：“他们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我们本可以对此表示抗议。不过，那会引起陪审团对我们的反感。罗思干得漂亮。”
在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里，罗思和弗拉纳根分别审查了陪审团备选成员，询问有关他们的职业及个人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甚至连他们看什么电视节目也没有放过。
后来，伊顿和弗拉纳根重新审阅手里的名单，考虑将要除去的人选，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质问的疑点。与此同时，陪审团备选成员在他们身后不安地窃窃私语。卡伦觉得弗拉纳根更多地是在根据直觉进行挑选，在某些名字前面作了表示反对的简便记号。
法官从备选人员中请出14位来担任本案的陪审团成员，备选名单上那位唯一的白人不在其中。原告和被告双方均有机会使用或放弃使用多达三人的最终否决权，弗拉纳根否定了两名，罗思否定了一名。接着，另外请了三位备选成员来取代被否决的那三名。
“糟糕。”伊顿低声说。补充的三位都在被告方面的否决名单上，而他们只剩下一次否决机会了。弗拉纳根立刻使用了唯一的否决权，而罗思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脸上露出了沾沾自喜的神情。接着，弗拉纳根力图以“诉讼原因”否决其中的一名。由于弗拉纳根是走到法官席跟前进行说明的——那称之为“席前会商”——而且法庭的工作人员打开了防止偷听的白噪声装置，所以卡伦没有听到他提出的原因。然而，当弗拉纳根和伊顿坐下时，伊顿摇了摇头。
审查程序就此结束，产生了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另外加上两名候补的。
卡伦打量着那些将要决定自己命运的人。12位正式的陪审团成员由7男5女组成，其中10名是黑人，剩下两名具有拉美血统。男性中有5位失业者，两位退休的——一位以前在邮政局供职，另一位曾在卡车公司工作。
5位女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个身体肥胖，其貌不扬，那样的人卡伦在急诊室里不知见了多少。她们当中有一名教辅人员，一名药店售货员，一名市政雇员，一名财政部的打字员。陪审团成员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最大的已经69岁了。
正是这些人将要听取专家提供的证词，将要决定她对病人的治疗是否符合职业规范。
真是荒唐得令人觉得滑稽。
卡伦和梅格跟着弗拉纳根和他的随行人员——她投保的保险公司以及医院方面的代表——到了最高法院底层的咖啡厅。空余的桌子不够，卡伦和梅格与两位负责其他案子的陪审团成员共用一张桌子喝冰茶。卡伦觉得非常紧张，没有心思吃自己的那份金枪鱼三明治。
梅格低声说：“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