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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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颇为这个血性磅礴的硬汉子不服管教，难以对付，深感头疼。恰好张学良陪送他到了南京，无异于猛虎自动投笼，可谓天遂人愿，正中下怀。不过，蒋介石并没有为此感到轻松，甚至觉得左右为难——如何处置这个送上门来的“扎手货”呢？宰了他吧，不管以何种手段，都是轻而易举，但限于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不便动手，也不敢动手；留下来吧，又觉得总是一条祸根，一眼照管不到，早晚还会出事。
其实，对于这种处境，张学良自己也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在同台湾著名企业家王永庆交谈时，曾经提到过，在蒋介石眼里，他“这个小家伙，是个刺猬，捧在手里，嫌扎得慌；放走了吧，又有顾虑，怕他出去闹事”。
怎么办呢？蒋介石只好求助于四百年前的一位古人——王阳明。这位明代的哲学家、政治家，从他围剿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闹事”的“百死千难”中切身体验到，破坏封建秩序的，除了有形的“暴民”，更危险的是那些潜伏在人们心中的无形的反抗意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蒋介石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终身奉为圭臬。
为了防备张学良逃逸和被人“劫狱”，蒋“委座”的办法多多，无论押送到哪里，都是如临大敌，布置三道防线，重重设障，严加看守，真个是：插翅难飞。可是，“锁身容易锁心难”。蒋介石还缺乏唐僧制伏孙猴子的“紧箍咒”。要想锁定这只“东北虎”的勃勃雄心，让它服服帖帖，彻底“就范”，单靠外面层层设防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按照独裁者的意志去管教他、改造他，也就是“驯心”。这要靠“读书”。只要钻进故纸堆中，起码也可以钝化锋芒，消磨意志，所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是也；最终达到“洗脑筋”的目的，用蒋介石的话说：“研性理之学，收调教之功。”于是，老蒋便选中了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指令张学良在监禁中潜心研读。
这是一部关于明代诸儒的学术思想史，其学问根底盖源于王阳明。全书六十二卷中，有二十六卷是有关“王学”及其流派的。里面有这样的论述：
自姚江（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引者注）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在阐述“致良知”和“格物”时，王阳明指出：
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王阳明把“物”定义为“意之所在”，因而，格物就是格心，也就是“正念头”。
蒋介石不枉推崇这位异代同乡一回，现在，果真就派上了用场。他要让张学良通过研习王阳明的“心学”，使“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期待着张学良也能像王阳明那样，“龙场悟道”，深谙格物致知、为善去恶之旨。
三年后，不知是否出于蒋介石的有意安排，张学良果真被押解到了贵州的龙场驿，同贬谪中的王阳明一样，不多不少，也在那里居留三年时间。不过，“改造”的效果并不符合预想。原来，张学良自幼便养成一种内在的反叛精神：你要我如何如何，我偏不听那一套，偏要随心所欲，另起炉灶。很早，他就种下了一种成见：“儒家思想落伍。那是做官的哲学，我看不起。”现在所接触的，偏偏又是那一套充满教训意味的“老鸦声调”。对于王阳明一派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的言说，他也很不以为然。
《传习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
花树问日：“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
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
相关？”
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
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
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
尔的心外。”
张学良从生活实际出发，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他说：
因我心不动，可是风和幡仍在动。风动，幡动，如我心不动，则与我无关。
我不看花，花仍在独立开放，可是我不来看，花与我何关？
不过，张学良并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王阳明的学说，他不表赞同；但对其为人还是很欣赏的。《明史》中说，王阳明“以直节著”，刚毅正直，由于仗义执言，忤犯了大太监刘瑾不算，还触怒了至高无上的正德皇帝，结果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和王阳明有情感互通之处。在龙场驿，他就住在阳明祠正殿旁的石厢房里。每次出门都能看到祠门两侧的石刻对联：
三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宵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对于这里的“至乐”和“全才”，他渐有体悟，心为所动。
王阳明遭贬之后，仓皇离京南下，刘瑾曾委派爪牙尾随在他的后面，准备暗中加以谋害。被他及时察觉，遂巧施脱身之计，把衣衫和鞋袜丢在钱塘江边，并附绝命诗一首，然后，迅即搭乘商船急驶舟山。谁知，这场惊险刚刚躲过，便又遭遇到意外的更大波折，海上突然刮起飓风，商船剧烈地颠簸，生命危在旦夕。他“神明愈定，智虑无疑”，镇静自若，处变不惊，从容写就了一首题为《泛海》的七言绝句：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孤舟一叶，闯荡汪洋，险则险矣；他却视同浮云掠过太空，安危、祸福完全置之度外。想象自己如同一位天外游僧，月明之夜，手执锡杖，足踏罡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邀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诗中充满了禅机理趣。即使是面对谪戍荒边的苦难生涯，他也绝不心灰气馁，而是泰然处之，从容应对，终日不改其乐。这对于同样处在患难境遇中的张学良，未始不是有力的现身说法。而王阳明“文经武纬”的“全才”，更为他所心仪。《明史》本传中记载：“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这也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这个时期的张学良，还满怀着热切的渴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施展他的宏伟抱负，驰骋抗日疆场，得偿杀敌报国的夙愿。
三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史，面对的是古人，可是，读着读着，却也常常能够照见自己。在读明史过程中，张学良时常出现这种感觉。这里首先要提到杨升庵。
杨升庵小王阳明十六岁，他们属于同时代人。但其学术思想、政治观点有很大的歧异。他曾批评王阳明的“心学”虚言无实，“使人领会于涉茫恍惚之间而不可捉摸”。如果说到相通之处，倒是王、杨二人具有类似的刚直性格和惨痛遭遇。两人都因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而遭到贬谪、流放，又都在辽远的边陲，一为贵州，一为云南。当然，就苦难程度来说，杨升庵要大大超过王阳明，他活了七十二岁，竟有一半时间是在蛮荒谪戍中度过的。昔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瞬间化为乌有，由权力的巅峰跌入幽暗的谷底。这种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对于他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在读史过程中，张学良又发现：原来，王阳明与杨升庵遭贬之时，都是三十七岁。三十七岁！！！这回他可大为惊骇了：“我不也是三十七岁遭到拘禁的吗？”——三个人相隔了四百年。竟会有这样的巧合！
不仅如此。他和杨升庵，都是出身官宦之家，都属豪门公子；都是少年得志，一为三军统帅，一为文场状元；遭贬之前，都曾大红大紫，名震神州；都是因为开罪于一个最高独裁者，而遭到残酷报复，终身监禁……
杨升庵的父亲官运亨通，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当了十八年宰辅。他自己二十四岁中了状元，而后，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早期仕途上，飞黄腾达，春风得意。后来，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遵照《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礼，由同辈庶兄弟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古礼：“为人后者为人子。”非嫡系之宗藩入继大统，就成了前任君主之后嗣，不再为亲生父之子。而嘉靖皇帝为了提高本宗族地位，要否定这种礼制，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这样，就在朝廷内部引起了“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议大礼”的激烈纷争。杨升庵心骄气盛，直接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坚持要皇帝以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为叔父；并集众请愿，慷慨陈词：“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嗣复联结群臣，撞撼宫门，大哭大闹，声彻殿廷。因而重重地激怒了嘉靖皇帝。十天内，两施杖刑，死而复苏之后，又把他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永远充军。嘉靖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样，杨升庵一直到死也未能回朝任职。直到新的皇帝登极，大赦获罪诸臣，他才复职，无奈已经做鬼七年之久了。这使人联想到张学良。蒋介石弥留之际，还叮嘱儿子：“不能放虎。”结果，直到蒋经国也撒手西去了，张学良仍然没有活动自由。
当然，若从他们二人“获罪”的根由来考究，我们就会发现其间的天壤之别。论价值，一者重于泰山，一者轻如鸿毛。张学良激于民族大义，同杨虎城一起，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以个人失去半个多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的新局面，结束了十年内战，“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国外历史学家评语）。而杨升庵为之拼死相争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皇父”、“皇叔”，“继统”、“继嗣”一类礼仪，犯得上去为它撼门痛哭，受杖殆毙，横遭几十年的流放，断送后半生的前途吗？
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过去那段历史”，张学良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始终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这位“千古功臣”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不妨设问：如果杨升庵同样遇上这种场合，那么，他在回首前尘时，也会这样坦然面对，无怨无悔吗？
无须后世的论者，就是他自己，数十年后，当他以淡泊的心境回首往事时，恐怕也能够悟解，那场闹翻了天的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实在是堪笑亦堪怜的。——这，与其说是痛彻骨髓般的悔恨交织，莫如说是一番彻悟，一份迟到的清醒。
杨升庵晚年写过一部《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以弹词形式演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是一首《临江仙》。清初，评点《三国演义》的毛氏父子，将它移入这部名著的卷首。结果，许多人误以为它出自罗贯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