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无语 隆振彪-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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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民生县长就在夕阳斜照的晚晖中走进山旯旮里的福昌造纸厂。
袁仁杰一心在干活，根本没去想外面汽车的引擎声意味着什么，当县长喊了句“袁仁杰—”他才抬起头。
高条条的县长弯下腰，帮他拧螺丝。袁仁杰赶忙抓来一把碎纸，三两下揩净油腻的双手，把刘民生带到他的卧室兼厂长室。
“厂子虽小，倒蛮像个样子。”走出整洁有序的车间，刘民生就对袁仁杰道。
“哪里，哪里，见笑了。”袁仁杰谦恭地回答，心里感到很温暖。
开水瓶空空的，袁仁杰抱歉地笑笑；刘民生忙制止他去打开水，递过一支“金芙蓉”，自己也点上一支，袁仁杰才想起忘记敬烟了。
“牛刀小试，你这厂长是大材小用了！”刘民生又望着他道。
他无法揣度刘县长找他有什么事，也弄不清楚他话里的含意，但却明白县长是好意。去年端午节他去县城看划龙船，迎面碰上刘民生，县长握住他的手说“：你受委屈了！”
他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那时，他还在服刑；判刑两年，缓刑两年，是个千夫所指的受贿犯。
他至今仍不明白自己如何就成了受贿犯。三年前，西林纸厂投资八百万元的１７６０工程上马，为了降低费用，除主机外，附属设备可以购进乡镇企业价廉一些的产品，他就这样认识了邵东老板史无量，购买了三十万元的设备。史老板要给他两万元的“意思”，他坚持不受。恰在此时，年近古稀的老父亲突患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时急需一大笔钱，他只得向史老板借一万元救急，立下了借款字据，半个月后便东挪西措还清了他。过不多久，儿子在枕头底下发现了用报纸包着的一万块钱，他问妻子谁到过家里？妻子说是史老板，坐了一会就走了。他马上明白过来，到处找史老板，却不见踪影。他照原样放好，想等史老板来时再退给他。
却不料等来的却是检察官，史老板揭发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原模原样的一万块钱成了确凿罪证。无论他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很快他被拘留、判刑，开除党籍干籍，含泪离开他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工厂。
他大病了一场。痛定思痛，才恍惚想起：史无量揭发信上的日期比将一万元钱塞在他儿子枕头下的那一天还提前了一天。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他中箭落马了。只是他不明白—史老板为什么要害他，他并没有得罪他呀！
也没得罪任何人！不，也不能绝对肯定，也许无意中惹恼了谁。某位县领导要求安排亲朋戚友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呀，某位实权人物的批条没有照办呀１７６０工程一上马，设备购买、土建承包各种各样的“招呼”把耳朵都磨出了茧。特别是厂总支书记张兴权，自告奋勇抓基建，招标时来了大小七八家公司，他既不按标高标低，也不按公司实力、信誉好坏，却发包给了打着某公司招牌的私人包工头。
他不同意，张兴权说这是“老板项目”，某领导亲自过问的，不同意也要同意。僵持不下时，他出事了。张兴权掌握了纸厂党政大权，一切都变了样儿。后来他听说，１７６０生产线重要的辅机也是史无量那儿购买的，前后做了一百三十万的生意；工程总投资在立项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原定一年就要投产、生产增值税发票专用纸的生产线拖了近三年，被邻县的南山造纸厂抢先生产出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授予“准产证”。他不禁扼腕叹息，也仅仅只能叹息了。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他很快找到了新的人生支撑点。
他常想：我是共产党培养成才的，党就是我的亲爹娘；如今爹娘误会儿女了，儿女还是要尽孝心，活着才有滋味袁仁杰把思绪拉回来，望着刘民生，想：今天县长是路过呢还是有事找他？
“工人们盼望你回造纸厂去，你愿意吗？”刘民生翻着桌上的《造纸工艺》，问道。
“我—回造纸厂去？”袁仁杰惊愕地张大了嘴。
刘民生便告诉他：今天下午，造纸厂十几位职工代表，拿着一份签有三百多个名字的报告，请求县里同意袁仁杰参加厂董事会选举，说如不这样，他们将拒绝入股；如蒙县里批准，他们将为袁仁杰垫资入股
袁仁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自己已打入了“另册”，工人们竟还这么尊敬他、信任他。人心无价，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珍贵的了。做官只是一时一地，做人才是一生一世啊！
冷静下来，袁仁杰又想到了事情的复杂性，诚恳地说：
“刘县长，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这事会让你为难的——”
“这点你不用考虑，我会做工作的。我是问你的态度—去还是不去？”
袁仁杰没有立即回答。
他有他的难处。福昌纸厂的股东们这样相信他，大小事儿由他说了算，如今厂子才红火，他一走了之，如何对得住良心？股东们有个内部规定：三年之内不能退股，不能半途离开，他怎能出尔反尔？再说，西林造纸厂已非昔日，以前他当厂长时是“穷了和尚富了庙”，如今张兴权则是“富了和尚穷了庙”；产品没有销路，债务沉重，已濒临破产的边缘，要搞活厂子谈何容易？还有一个原因，他不敢也不愿去想
袁仁杰狠命地吸着烟，屋子里烟雾腾腾。他听到刘民生的咳嗽声，才意识到县长在等他的回答。
“不要等职工们都选上你了，又说不回去，那就不好交待了！”
许多念头像放电影似地从脑海里闪过，他定了定神，低沉地说：“我—回去！”
五
常委会议室在书记楼的三楼东头。
说是书记楼，其实只有县委书记徐志刚和三个副书记的办公室、会客室；副书记刘民生简陋的县长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公楼二楼。
书记楼装修豪华，连在一起的四书记办公室占据了二楼的半边，用一道铁栅门隔开与外面的联系；别说普通老百姓，连机关大院带“长”字号的小科长们也极少知道里面的奥秘。距离显示威严，神秘象征权力。
在常委会上面，还有个书记例会，许多重大问题先在书记会上定了盘子，再拿到常委会讨论通过；这是徐志刚前年春上任以来诸多变革中的一项。徐书记上星期去美国考察去了，便由县长在家主持党政全盘工作。
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
会议的议程其实很简单：听取前阶段企业改制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有关具体问题。
常务副县长作了条缕分明的汇报，常委们不时插问几句，或者会意地微笑，时间便在轻松的气氛中度过。刘民生在小结时强调道“：既然是改革，就要把胆子放大一点，要充分相信群众；企业有了工人的股份，就格外关心厂子的命运，挑选厂长时就格外慎重。我们要支持和理解工人（股东）自己来选董事长！”临了，他又补充道“：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徐书记也有类似的看法。”
但部分常委仍无法苟同造纸厂工人自己的选择。
按照当今权力游戏的原则，当一把手主意既定时，书记例会也好，常委会议也罢，一般都不会出现公开反对的局面；聚集在权力中心的人们不是随着一把手的意志大唱赞歌，就是人云亦云地跟着举手；从本质上说，是表现了一种在权力面前的集体无意识。但刘民生不是一把手，扮演的是权力真空下“维持会长”的角色，因此，便不用担心一向随和的县太爷会摆出一副拍惊堂木的架式来。
老资格的纪委书记第一个提出异议，他说：“我记得当初处理袁仁杰的受贿问题时，是徐书记拍的板；如今又把姓袁的捧起来，岂不否定了徐书记？！”
“我们没有撤消以前作出的处理嘛，他既没恢复党籍又没恢复干籍，只是同意他具备董事会候选人的资格。”常务副县长解释道。
“徐书记的威信我们不能不维护！”纪委书记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他进入常委会八年，最近已内定为即将换届的县人大主任，徐志刚是关键的一票，他不能不考虑其中的利害得失，人前人后总不忘表示自己的忠心。
“领导的威信问题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事情不要扯远了。”刘民生膘了一眼纪委书记道“：说句实在的，我们这些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目前又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切身利益！农民还有田有山有屋，企业搞垮了，破产了，拍卖了，工人怎么办？”
“工人都不愿意看到厂子败下去，”戴眼镜的宣传部长曾在市属某国营企业干过六七年，去年才转到党政部门，这时也说道：“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好领导班子。有了好厂长，企业才能活起来，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说着说着，宣传部长注意到，坐在对面的政法委书记李其初的长方脸越绷越紧了，立刻把话打住。
刘民生又说道：“你们也许还不清楚，造纸厂只剩下一副空躯壳了，形势严峻工人们都认为只有袁仁杰才能搞活企业”
李其初实在忍不住了，插进来道“：刘县长，我只想问你一句：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还要不要讲原则？”
“你说吧—”
“按照我国的‘公司法’，犯人满刑后，五年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成员！”李其初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室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谁都感觉出李其初话里的份量，却谁也不知他与袁仁杰有隙。
那年造纸厂效益不错，名声在外，李其初的女婿通过岳父的关系调到造纸厂后，嫌工种不好又累又脏，李其初向袁仁杰打招呼，将其安排到保卫科。才安分了几天，这小子又嚷着要成立经济民警队，由他当队长。“厂里养不起这么多大盖帽！”袁仁杰断然拒绝。李其初那做皮包生意的小舅子想到纸厂揽一处工程，未能如愿，更激起了他的不满。这么三番五次下来便得罪了李其初；他又想抓几条贪污受贿的大鱼，干出成绩来。与他小舅子关系密切的史无量前来举报，袁仁杰便撞在他枪口上。张兴权接任厂长后，很快就满足了他女婿、小舅子的愿望，他本人也得了不少好处；他怎能再让袁仁杰上台？作为政法部门的最高长官，怎能不维护法律的尊严？于公于私，他都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没有人再发言。沉默，难捱的沉默。
刘民生克制内心的冲动，双手撑住桌子，站了起来“：同志们，我们要坚持原则，更要讲政治！”他的嗓音大起来“：什么叫政治？让工人兄弟有工做，有饭吃，就是最大的政治！”
谁也不吭声。他扫视了一遍会场，目光定格在李其初脸上“：请问：你们知道‘饭’字是怎么写的吗？‘食’旁一个‘反’字，没有饭吃老百姓就要造反，中国历朝历代血的教训啊！”
常务副县长道“：只要工人有活干，有饭吃，我看什么办法都可以用！”
滑头的党群副书记小心地斟酌着字眼：“还是等徐书记回来再说吧。”
“我父亲当过生产队长，不人流的芝麻官；我现在当县长，官儿不算小了，不打算再往上爬！”刘民生把玩着茶杯，平静地说。人们都不明白他为何会说出这种话，怔怔地望着他。
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大家，郑重而又坚决地说：“我是县长，我承担一切责任！”
“还有别的意见吗？没有，没有
